“甜甜圈”经济学的内涵
“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是基于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包含生物物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两部分指标。
罗克斯特伦等于2009年在Nature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了地球的九项生物物理系统构成要素并设定了阈值（“环境天花板”或“行星边界”），包括气候变化、淡水利用、氮循环与磷循环、海洋酸化、化学污染、气溶胶负载、臭氧消耗、生物多样性损失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基于在联合国“Rio+20”大会上80个国家政府提交的社会发展优先事项清单，201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又提出了包含11项指标的社会经济系统并设定了阈值（“社会经济基础”），即水资源、收入、教育、恢复力、发言权、工作机会、能耗、社会公正、性别平等、健康和食品。
如图1所示，由于“环境天花板”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构成的区域形似甜甜圈，故称之为“甜甜圈”经济学。甜甜圈之外的区域意味着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可逆的破坏；甜甜圈之内的区域意味着人类基本生存权利被剥夺；而甜甜圈环形区域即为“安全公正空间”，可以同时实现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经济的包容性可持续增长。
在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之前，生物物理系统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安全范围之内，现在的努力目标是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社会经济系统则不然，其各项指标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全部处于安全公正空间内，因此发展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福祉。
图1. “甜甜圈”经济学框架下的生物物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
“甜甜圈”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第一，“适应社会的人”假说。“有限理性”之父赫伯特·西蒙认为人虽然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受信息不对称和个人偏好与价值选择的影响，往往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结合行为心理学的实验成果，“甜甜圈”经济学提出了“适应社会的人”（Social Adaptable Humans）假说，包含如下五个要点：（1）人并非狭隘的追求自利，也讲究互惠；（2）人没有固定偏好，但有流动的价值观；（3）人与人相互依存，而非孤立；（4）人很少精心算计，往往粗略估计；（5）人并非主导自然界，而是依赖于自然的馈赠。
第二，经济只是生态体系的一部分。20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无限增长的体系，但现实中的自由市场会带来垄断；不作为的政府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过度自由的金融体系多次引发经济危机；无壁垒的国际贸易带来了不公平的产业兼并。经济系统不是一个进行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它需要同外界的物质、能源等进行交换来维持自身运转。美国前经济学会会长肯尼斯·博尔丁就形象地将地球比作是宇宙中一艘自我循环的飞船，要想维持乘员的生存，就必须对资源储备和环境条件备加珍惜。因此经济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它虽然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是必须的，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同时要以实现社会繁荣与平等为目标。
第三，经济是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机械和静态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分支。然而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是复杂的，且以有机整体的形式相互关联。熊彼特吸取了马克思的动态观，描述资本主义内在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揭示其是怎样通过创新和衰落的持续浪潮，引发了商业周期。普遍出现的“马太效应”也有力反驳了均衡思想，体现了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经济主体之间哪怕只存在很小的概率差异（如一开始的好运或者小突破），都可能会迅速的扩大为巨大差异，令它们走向社会的两极。
第四，主动设计公平分配的经济模式。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将会陷入愈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未来的经济必须在设计上就有利于公平分配，使人们充分参与到经济循环的进程中，在地球的承受界限之内蓬勃发展。一个典型的反例就是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它暗示要得到长期的经济平等，就不得不忍受短期的不平等。然而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情况有的加剧，有的减轻，有的甚至是上下波动。多项研究也证实了环境污染程度并不会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一定情况下并不成立。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无法减少不平等，要主动设计公平分配的经济模式。
“甜甜圈”经济学的实践
在疫情的催化作用下，“甜甜圈”经济学已经从理论进入到了实践阶段。2020年4月，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宣布发展“甜甜圈”经济，力图以疫情为契机进行转型，打造后疫情时代的新经济模式，将87万多名市民全部纳入“甜甜圈”的安全公正空间，确保每位市民在拥有高品质生活的同时对环境不造成额外压力。作为世界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地，阿姆斯特丹又首先开始反思原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并付诸了实践。
在政府层面，基于拉沃斯组建“甜甜圈经济学行动实验室”的建议，阿姆斯特丹开展了一系列的惠民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增长计划以及其他提升“甜甜圈”经济指标的政策实践。例如，阿姆斯特丹对所有市属建筑制定了可持续性与循环利用标准，新建筑需要“材料护照”才能开工建设，以确保材料的循环利用，减少碳排放。作为旗舰工程项目，Beach Island被要求在建设过程中不能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不受未来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参与“真实价格倡议”的商店要将商品的碳足迹、耕地肥力的损耗、以及部分工人收入的成本等添加到价格中，以确保公平分配。
民间层面的行动推进了资源的循环利用，环保材料也得到了进一步推广。闲置的电脑被统一回收和修缮，赠送给因疫情封锁而无法使用电脑的市民，避免了电子废弃物的污染。由于牛仔布是世界上最损耗资源的面料之一，每条牛仔裤都需要数千加仑的水并使用污染性化学品，为此上下游产业链各方签署了“牛仔布协议”，规定在2023年前生产30亿件含有20%以上可回收材质的服装，以便于统一修补而非遗弃。另外，约400名市民和相关社团组建了“阿姆斯特丹甜甜圈联盟”，在基层推行相关行动，助力“甜甜圈”经济目标的达成。事实上，打造“甜甜圈”经济的好处不止是统一了政府和民间层面上各项环保行动与措施的标准，还在于整体提升了市民的绿色发展意识和理念，让他们可以在一张简单的图形上看到所有问题，并意识到各项指标距离安全公正空间还有多大差距。
得益于此，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了“甜甜圈”经济模式在不同城市的实验，并总结了柏林、布鲁塞尔和剑桥的经验。哥本哈根、美国的波特兰和奥斯汀等城市也均有类似的发展规划。“甜甜圈”经济学将在疫情的催化作用下逐步应用到世界更多的城市。
“甜甜圈”经济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定位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力争到2035年基本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到2050年生态文明得到全面提升。这将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高人类发展水平与高生态足迹并存的模式，而是要以低生态足迹实现高人类发展。因此，实现生态文明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绝对环境消耗从耦合到相对脱钩、再到绝对脱钩的过程；也是从圈外和圈内两个方向突破生态天花板和社会经济基础，逐步进入“甜甜圈”安全公正空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不断实现包容性增长，社会逐渐繁荣发展，每个人都得到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资源得到循环利用，环境状况不断改善，气候变化得到减缓。在诸大建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四阶段论中，第三阶段（2030–2040年）转折期就意味着发展进入了“甜甜圈”的安全公正空间。此时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碳排放达到峰值，整个环境压力从正增长走向零增长。
作为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新理论和新框架，用“甜甜圈”经济学的视角解读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是基于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更高层级的顶层设计，它为其他国家应对类似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提供了经验借鉴，有助于联合国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将“甜甜圈”经济学这一西方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引介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将生态文明指标化和体系化，可以深化中西方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交流与融合，实现国际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接。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还便于向世界推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与经验，在联合国框架下构建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体系。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