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容庚1931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黄子通来，言外国会议制度办事迟缓，虽无大功，亦无大过，不至进锐退速，自然日起有功，劝吾对于研究所不必过于燥急。其言甚是。先祖尝谓先父求治太急，任事太勇，余亦正坐此病，顾颉刚在广东中大建设甚多，然颉刚一去即行停顿，皆未尝养之以渐。故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
容庚，摄于上世纪20年代。
《容庚北平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5月版），顾颉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25年1月10日：“顾颉刚来，借钞本《红楼梦》八至十二五册去。”
黄子通，1887年生，浙江嘉兴人，官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家。容庚，1894年生，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顾颉刚，1893年生，江苏苏州人，史学家。这三人当时都是燕京大学教授，黄子通并兼文学院院长。
容庚日记。
顾颉刚1926年8月5月全家离京，8月21日抵厦门，受聘厦门大学，第二年3月19日辞去厦门大学职，就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1929年2月14日致信中大校长，请假回北平，2月24日与家人离开广州，此后未再返回中大任职，同年5月接受燕京大学之聘。
顾颉刚重返北平之后首度出现在《容庚北平日记》里的时间是1929年5月2日：“早顾颉刚来，留饭。饭后同往清华，访冯芝山【生】、杨金甫。”容、顾过从甚密，容庚1931年1月23日日记所说的顾颉刚在中山大学的工作人去而政息的事，推想其信息来源可能主要也是顾颉刚本人。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两年间做了哪些事，哪些事因顾颉刚“一去即行停顿”，且留待做近世学术史或中大校史的去考辨。此刻我想起的是顾颉刚当时兼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时替图书馆采购图书的事。
顾颉刚1927年4月抵广州中山大学任职，校长朱家骅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校中图书馆购书。顾颉刚就写了《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这份计划书，表达了顾颉刚对图书馆藏书的认识和对学术研究的认识。顾颉刚在计划书里说：“我们只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作道德和文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要坏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研究动植物的人，不但要采集翠鸟奇花，并且要采集毒蛇恶草，态度正和我们一样。”这是对图书馆藏书的范围的一个非常大的扩展，这个扩展，也是和顾颉刚对学术研究的认识相关联：“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
顾颉刚，摄于1937年3月。
计划书简要地表达了对于藏书的认识之后，具体分16个大类说明所要搜求的图书资料：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藉，著述稿本，实物的图像。
顾颉刚写的这份计划书，5月14日在图书馆学术研究会宴席上做了演说，6月编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印行。中大图书馆馆长杜定友作《书后》，以为顾颉刚拟定的这16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杜定友写的这篇《书后》，或者可以表示顾颉刚对图书馆藏书的看法，在大学图书馆业界得到了比较大的认同。
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5月17日乘船离开广州，到上海、杭州等地采购图书，至9月下旬结束这项购书事，9月26日在上海坐船，10月13日回到广州，连头带尾将近6个月。顾颉刚对藏书的认识，在大学里获得认同，但社会上一般人还不一定了解到或者理解。顾颉刚后来在《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的卷头语里说：他这一次的沪杭购书，“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估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但他们和顾颉刚之间还是存了一层“隔膜”，顾颉刚“志在为图书馆购书，而他们则只懂得正统派的藏书。他们心目中以为可藏的只有这几部，所以送来的书重复太多。”顾颉刚所要的材料，他们以为不应买，所以不肯、实在也不会替顾颉刚去搜集，顾颉刚因此不能完全达到自己原先的计划，所以这一次采购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账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得数目”，顾颉刚说：“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得），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可见知识界已经基本认同了的观念和认识，在传媒还没有充分发达、基础教育也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要传播到社会上，为社会所认同，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的。
顾颉刚这一回沪杭收书，花费5万6千余元，合计得12万册。顾颉刚1928年12月7日为中大图书馆旧书整理部写的《本部杂志书目》跋里，列举上年所购400多种杂志，说：“三十年来支配全国思想的刊物，如《万国公报》《格致益闻汇报》《湘学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庸言报》，都有了。”清末大学士王文韶家里散出的一大批旧官报，保存了光绪一朝的公文，都买来了。这些杂志、官报，都是近世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顾颉刚替中大的近代史学术奠了一个基础。容庚日记里说顾颉刚在中大的建设，人走即行停顿，但图书馆购进的这批书，则确是在的。假如有人将顾颉刚当年给中大图书馆所收图书做一个编目，再追索并举出若干学人利用这些图书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完成了哪些著述，写一篇专文或者做一本有图有文的书，想来既可以有图书馆学上的意义，也可以是饶有阅读趣味的近世学术史的著作。
顾颉刚自儆联，容庚篆书：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
顾颉刚1930年4月30日的日记里说自己“于病床上得一联曰：‘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此切中予病也”。这对联后来由容庚篆书。这联语的意思是顾颉刚提醒自己不可好大喜功贪多务得，要收缩战线，专力做好几件事。但我们若从正面来对照顾颉刚的一生，顾颉刚毕生事业所大成，又何尝不是得力于他的“好大喜功”“贪多务得”：做古史研究，办朴社，办杂志，教书，做历史文化的通俗普及读物，历史地理、社情民俗的实地考察……每一件事都做得有声有色，比如——
朴社是1923年1月6日在上海成立的，郑振铎发起，约集顾颉刚和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沈雁冰、常乃惪等合办，社名是周予同所起。1924年9月因齐卢之战等原因，同人欲以解散时，顾颉刚独力撑持将朴社迁至北京，继续办下去，后来影响甚巨的多册《古史辨》即由朴社出版，朴社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一年1936年12月才议决结束。
顾颉刚做古史，旁涉民俗学，相辅相成，又以学术而开拓出中大图书采购的新局面，《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开头固然例举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京师图书馆近年来藏书风气的改变，但踏踏实实地写下购书计划，从观念到书目做条理清晰说明的，还是顾颉刚的这份计划书。
顾颉刚这份计划书，对“个人生活之记载”这个类别，做的解说：“凡日记、笔记、手札、讣闻、哀启、寿文、挽诗、传文、节孝录等皆属此类。日记、手札等是个人最亲切的记载。寿文、挽诗等固然很多是虚伪的，但即此虚伪的状态也是一种可以研究的材料。”笔者因此想到近些年来，出版和学术界整理近世个人日记——不止是李慈铭、张荫桓这样的名人，还有颇多不著名的人，如太原乡绅刘大鹏、中级京官杨宜治等等的日记都作了付印，我们读来饶有兴味，笔者曾写《光绪年间两位举人的日记》，承编辑不弃，占了《南方周末》一个整版，就是读这些日记所获得的启发。这些日记不仅可供研究用，我们平常就是当闲书读来也可以添一些阅历的。而早在将近百年前，顾颉刚替中大图书馆收书就有了这样的透彻的认识，顾颉刚先生诚有“先见之明”。
历史学家李平心1963年4月17日写给顾颉刚的信里说，顾先生“对学术上的发明特别敏感，又不怀成见”，的是确论。顾颉刚一生勤奋，“何有闲时”，能够开辟出那么多的学术新通衢，做成这么多事，良有以也。
2021年8月19~20日，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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