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继世 察古知今｜黄澄量与“五桂楼”

五桂楼“藏书之富甲越中”，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它是梁弄人黄澄量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所建，历时二百余年仍保存完好，现为浙江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五桂楼是集藏书、授教和著述为一体的学术机构，是清代浙东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平台，是姚江文化在清代的实力性展示，也是历史名镇梁弄引以为傲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坐标，成为古镇的重要文化内涵。

黄澄量(1768-1819)，字式筌，号石泉，慕虚怀若谷之义，又自号若谷子，余姚四明梁弄人，诸生。敕赠儒林郎，诰赠奉直大夫，晋赠资政大夫，累赠荣禄大夫。《四明黄氏家谱》载其“自幼魁伟颖悟，师事孙磐、诸重光两名宿”。后与诸开泉、胡芹、诸如绶、史梦蛟、吕迪一起在余姚城北法戒寺读书。这些人后来均成为知名学者。如胡芹为浙东著名诗人。史梦蛟官至太原知府，著有《借树山房诗稿》。吕迪有《屐山山房诗稿》七卷留世，书法尤卓绝。黄澄量的老师诸重光，字申之，号桐屿，是乾隆二十五年榜眼。同学诸开泉，即诸重光之子，也是黄澄量之子黄肇震的老师。被称为“文官御史祖，一代帝师”、有才子之称的乾隆皇帝的老师窦光鼐担任浙江学政时，授教于黄澄量，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又受知阮文达相国，从此学业大进，名声亦盛。正当他锐意进取时，父母相继过世，家事分心不能专攻举业，便注重养心术、敦品行，带头捐款资助祭产，接济贫苦乡邻。

黄澄量边耕边读，对书籍有特别的爱好。当他通过勤俭操持家境有所丰裕之时，不置家产，专事集书。他认为“嬴金遗后，诚不若楹书教子为愈”，于是“囊括无遗，凡聚书五万余卷。别本重复者又数万卷”。为了珍藏这批为数浩大的图书，黄澄量于清嘉庆二十年（1807）在住宅南边筑楼三间藏书。黄氏宋代时有远祖兄弟五人，先后为绍兴年间进士，并同朝为高官。当辞职还乡时，宋高宗赐诗送之，有“仙藉桂技香，暨昔窦今黄”之句。旧时黄氏藏有五桂公遗像，明大学士金镗题其额曰“五桂传芳”。黄澄量敬慕远祖五桂，遂以“五桂”名楼。五桂楼为三开间二层的木结构楼房，楼上排列书柜藏书，正上方悬挂胡芹题写的“五桂楼”匾额。楼下即七十二峰草堂，以周围有七十二座山峰环抱而得名，匾额由吕迪所书，为讲学会文之所。书楼西侧建室二间，额“爱吾庐”，为儿孙课读之所。

黄澄量于书无所不窥，“每得一书，添一目，即读一书”。还要求子孙们共同阅读，“以经训淑其德性，以史事扩其见闻，而又旁通诸子，泛览百家以增长其识力”。他善书法，平时仿效阳明先生，不论寒暑，力摹颜柳，梁弄祠观联额都为其手笔。黄澄量利用五桂楼藏书，手辑《今文类体》，另著有《姚江书画传》《西明耆旧传》《贺溪修禊录》《西明纪游钞》《静观斋诗稿》《石田山房琐记》等著作。不少著作刻印后广为赠送。

黄澄量“夙多文字交，馆师饷客，座无虚日”。他在五桂楼开馆施教，聘请诸开泉、胡芹两明经执教多年。学子饱览五桂楼藏书，学识大增，培育了许多人才，如进士诸笠颿等。他还重视栽培族中子弟，“虽不中不才，亦不之弃，故卒多成名”。黄澄量热心公益事业，见宋郡马黄衮创建之第九洞天牌坊倾毁，便于嘉庆丙子（1816）重筑第九洞天牌坊。侧面额书“五桂传芳”，以纪念黄氏先祖。黄澄量遗命子孙：“至藏书遗后尤余苦心……能体此意而导读勿替，予愿慰矣。若夫裒辑而增益之，则又存乎其人，固无俟谆嘱为也。”

黄澄量建书楼，置书柜，编书目，辑书稿，抄印稀缺孤本，在他手中五桂楼藏书达五万余卷，“藏书之富甲越中”，闻名于江浙一带，被誉为“浙东第二藏书楼”。

黄澄量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经济不是十分富裕的情况下藏书，实属不易，体现了他的人生智慧和深邃眼光。黄澄量是五桂楼创始人，奠基者，是清代浙东著名藏书家。

黄肇震（1789-1847），黄澄量之子，原名世棨，字伯器，号雨辰，晚年因日游洗药溪，又自号药溪。少即负盛名，《四明黄氏家谱》载“淹贯群经，博览诸史”。参加县府试名列前茅，“虽院试不售，仍手不停披，究心古义、文战之志不衰”。黄肇震按父遗训继续在五桂楼开馆办学，经其栽培成名者甚众，如外甥诸芹生，廪膳生，吴崧甫宗师两次督学浙江大加赞赏，名噪八邑。他嗜好古代善本，鉴定书法名画真品赝品毫不混淆。还喜好收集名帖砚石，写得一手好字。他经常救贫赈灾，邑侯罗超曾为之题额“望重一乡”。

黄肇震遵照父亲黄澄量之嘱，增辑藏书，购买原来未收藏之书及新出善本不下万卷。五桂楼西原有“爱吾庐”破损严重，甲辰年（1844）他拓展地基建楼五间，改其额曰“梦花书屋”。设馆其中，供诸孙就读。临终重述先父遗命：“兢兢以继志读书为助。”并著家训摘要六则。敕授儒林郎，诰赠奉直大夫，晋赠朝议大夫，累赠资政大夫，累晋荣禄大夫。黄肇震是五桂楼传承的代表人物，他继承父业，扩建五桂楼，继续搜集书册，购买未收藏之书及新书善本。在原藏书五万卷基础上，又增藏书万余卷，使藏书增至六万余卷，成为五桂楼的全盛时期。

黄联镖（1817-1892），黄澄量之孙，黄肇震次子，字朱幩，号方轩，又号小溪。谱载“禀承重勇过庭之训，席拥遗书，研求经世之学，县府试屡列前茅，院试不获售，益励进修”。父卒后，侍养老母，不求闻达，因捐资助饷，得奖以州同候选，并推封三代。因功奖五品顶戴。太平天国入浙，兵灾后书楼无恙，而藏书散失严重，便督促次子黄安澜（承乙）等儿辈整理搜集失散之书籍，并广为增购补充库藏，终于使五桂楼藏书基本恢复到原来的规模。浙江宁绍兵备道顾文彬曾撰文曰：“兵灾后浙东藏书之富，首推黄氏，虽天一阁范氏不及也。”

黄联镖见战乱以后子辈学业荒废，便延师课读，并亲自督课，并教育“读书务求通经致用”。当子侄考中秀才后秋闱不题时则谓：“科名得失，不足介意，惟可求自信，并务实用。”他严训当官的子辈，为官应“勉尽职守”。晚年热心公益事业，兵灾后，治邑文庙，倡建试院，平治道路，修筑桥梁及里中社庙亭阁诸胜迹，在乡间威望甚高。黄联镖因子捐廉助赈，推奖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并正二品封典，续晋一品封典。黄联镖是五桂楼的重要传承人，巩固了五桂楼藏书甲越中的地位。

黄承乙（1844-1924），黄澄量曾孙，黄联缥次子，初名应瑞，字芝生，号嘉隐。以安澜名参加童子试，补博士弟子员后屡试不售，以贡名成钧。晚年诗文函牍多署名老尹，又号洞天散人。“幼颖悟，读书通经史，博览子集，私淑阳明良知之学，独有心得。”曾禀承父意重新修葺文昌阁。五桂书楼藏书因太平天国之乱后多有散失，亲承庭诰，整理搜补，重加校编，逐渐恢复原来的面貌。自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年间，纵览藏书要册，学识大进，手编新刊《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光绪壬辰年（1892），见第九洞天牌坊历经风雨80年又将倾毁，复出资重葺，恢复旧观。辛亥革命后退职回乡，修撰宗谱，出资建校，投身公益事业，誉满乡里。有《春荫轩笔记》行世。

黄承乙是五桂楼中兴的重要人物。他集书、编目、刊书、推介，扩大了五桂楼的影响，发挥藏书的最大作用。卸职返乡时，还从台湾购买楠木家具置于五桂楼。黄氏搜藏典籍，代代相传，使五桂楼书香永存，造福乡里。

黄承乙虽是捐廉助赈入仕为官，但他却富有真才实学。他入仕33年多处任职颇有政迹。在上海面对十五国公使，坦然处之。正确处理查理斯案得遇提携便是一例。甲午战争后，作为参赞随节东使。他在台湾道任道员时筑城池，建试院，造桥修路，受全台通报称“第一好官”，现在不少子孙还在台湾落户。他为官清正，秉公办案，富于民族气节。绍兴同乡会曾赠送“明镜高悬”匾额，所以他以后由二品衔道员加级晋升荣禄大夫，一品封典，并请奖三代，是靠出色的才干和政迹的，而非其它原因所至。

以黄澄量为代表的五桂楼几代藏书家是余姚藏书文化的建设者、接力者，是功臣式的人物，是余姚藏书文化的象征，具有标杆意义。

第一次，清嘉庆年间，黄澄量编目。清嘉庆十五年（1810）胡芹撰《五桂楼书目录记》和黄澄量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题识》中均有详细记载。

第二次，黄承乙依据父亲黄联镖意愿，整理旧藏，参照祖父黄肇震所编书目，重新编写《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付印。有俞樾隶书题签，卷首有清代名臣、著名学者藏书家阮元旧序，列序六篇，赋、题词四篇，还有黄澄量所作《规矩》。书目按藏书以经、史、子、集四部整理，分四卷，加附录。依书名、卷数、作者年代、版本次序著录。按书目合计，五桂楼收藏书籍一千五百一十四部，共三千六百六十六种，六万余卷。在光绪戊戌重修真宪谱例言中则有“五桂楼千九派二十六世孙石泉明经所建藏书楼也，藏书十余万卷”的记载。《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是保存至今五桂楼最详实最珍贵的一份资料，为我们了解研究五桂楼提供了第一手文献实证。

第三次，民国十九年（1930），明史研究专家黄云眉（号半坡，余姚人），与施涵云对五桂楼大小三十口书柜藏书进行整理后，核实存书四万五千卷。事后写出一份题为《清理黄氏五桂楼图书》的报告。对散失书集，具体予以列出。这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五桂楼重要文献。

第四次是解放后。1954年，清点和整理编印目录，计存书一万八千余种。1962年，经贯之（梁弄人）整理装订修复五桂楼藏书，历时二年，装箱存库，总计存书一万三千余册。尔后经贯之记述楼中图书散佚十之一二。

1971年、1992年县文化站对古籍进行分类编目，核实为9993册。

第一次，太平天国时期。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东征，禁书毁书之风甚于秦始皇，梁弄地处交通要道，五桂楼藏书损失严重。

第二次，民国至抗战前期。图书由六万余卷减至四万五千卷。受损一万五千卷。

第三次，八年抗战十年内战时期。藏书由四万五千卷减至一万八千卷，受损二万七千卷。

1956年浙江省图书馆抽调藏书精品五千二百八十九册。1961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借去十三种，一百二十八册。余姚梨洲文献馆也陆续调去一部分。

2010年，五桂楼所有藏书搬入余姚市文保所保管。

至此五桂楼走完了从当年的书香五桂楼，至风雨五桂楼，转入寂寞五桂楼，直至成为空壳五桂楼的全部历程。

五桂楼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折射出清中晚期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数百年的曲折坎坷的藏书历史进程，给予我们众多的思考和警示。

五桂楼从清嘉庆十二年（1807）建造以来，经历了四次大的维修。第一次，清道光甲辰年（1844）黄澄量之子黄肇震，拓其地改“爱吾庐”为“梦花书屋”，保存至今。第二次清同治乙丑年（1865）太平天国后，梁柱亦间有损坏，黄澄量之孙、黄肇震三子黄敬熙，觅雇宁郡（宁波）高手工匠，择要修葺。第三次，1974年，余姚县政府拨专款由横河、朗霞泥木社联合施工维修。工程队依据藏书暗阁长9.8米的柱百竿（俗称丈竿）所刻尺寸、结构符号，更换六根立柱、楼板，将空心砖墙改为实叠砖墙。第四次，1989年更换地砖，对门窗棂格、板墙、浮雕等进行修补。

解放后五桂楼暂由余姚文献馆接管，后属余姚县文管会管理，又转文保所管理。现属余姚市旅游局管理。曾先后作为民兵临时住宿，继而为冬季扫盲学校，黎明高级社办公室，梁弄区文化站办公室，大跃进时为黎明公共食堂。期间进出人员杂乱，致使藏书散失千余册。

1982年五桂楼被列为余姚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12月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两朝，浙江私人藏书家之多，使人惊叹，余姚也如此。如黄宗羲的续钞堂、黄炳垕的留书种阁，诸九徵的半草堂，朱兰的四明阁， 钮石溪的世学楼，黄澄量的五桂楼，而最后仅存五桂楼藏书，此中原因值得深思。

黄宗羲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书之久而不散，则难之又难矣。”那么五桂楼藏书藏而不散原因何在呢，主要有四个方面：

五桂楼座南朝北，穿斗和抬梁相结合的梁架结构。屋顶成“众”字形，利用中间暗阁来防漏、防潮和隔热，形成恒温状态，有利于书籍保护和保管。遇有战事动乱可随时将珍贵稀有孤本、善本藏入隔楼暗阁，以防失散遭损。为防火，在楼东西高筑风火山墙，还在书楼四周筑有3米多高的围墙。四周共有水井三口，周边建有大小墙门36个，以防盗窃。再者，楼上正南装有木隔窗、板窗、玻璃窗三道，起到防风、防潮、防晒等作用。后隔小间，楼梯隐蔽，不易被人发现。

梁弄的书院文化、藏书文化，是五桂楼经久不衰的人文基础。早在宋代，举人孙一元在东明山就创办了当时余姚市第一座书院怡偲书院。良好的师资，精到的管理，吸引了余姚、慈溪、上虞等地学子前来就学。培养了诸如黄东发（黄震），孙子秀，方达才等一批优秀人才。以后民间开馆施教，直至正蒙学堂，可谓耕读成风、英才辈出。梁弄姚巷孙氏馆舍聘方达才为教授，这一小小山村自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至宝祐元年（1253）的仅40年间竟走出五位进士和一位状元。宋景定三年，方山京蟾宫折桂成为余姚第一位状元，与黄氏黄焱及弟黄遇龙一科三进士，传为四明佳话。黄氏五桂以后，有墙里墙外兄弟两尚书（黄奫、黄焱）。被王阳明先生称为“吾邑之英”的湖广宪备付司黄肃。汪氏兄弟进士汪惇、汪克章等。梁弄人文荟萃，还基于图书的收藏，丰富的藏书文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人贤士。梁弄有识之士从宋至清有多处藏书楼。如宋代姚巷孙子秀书斋，元末明初横路倪氏深秀楼，明代汪巷汪克章四桂堂，明代牌仙黄肃父子翕和楼和晓山陈纯如双桂楼。还有汪巷明末总兵汪登瑞藏书、清代文林郎黄浩等藏家。梁弄人耕读传家带经而锄，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深厚的文化氛围，有力地支撑着藏书活动，而藏书文化又推动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在良性互动中，人们把藏书楼看作神圣的殿堂，呵护有加，这是藏书楼及藏书不散的重要思想基础。

黄澄量五桂楼建成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最经典的是他在嘉庆十六年（1811）五桂楼识记中所讲的“黄氏经籍子孙是教，鬻与假人，即为不孝”。孝，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道德标准，这条宗规，意义深远。他通过言传身教，把“积财与子孙，不如楹书于子孙”的坚定信念，传之下代。将藏书精神、藏书制度代代相传，世世相护。在这方面，在藏书界，五桂楼是成功的一个佼佼者。

当四明山匪患严重之时，黄澄量的儿媳坚守书楼，指定专人负责，事后书楼无大影响。抗战时期，黄氏卅一世黄承乙长孙黄毓骥（号龙孙，时任县参议员），曾向浙江省司法厅长阮性反映五桂楼问题。后又向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提出将五桂楼藏书转移到天台的要求。省无财力议而未定之时，敌人已进攻浙赣沿线而未果，说明五桂后人还是在尽心的设法保护藏书。

梁弄黄氏虽在孙、吴、叶、姚四姓之后迁入，但他繁衍发展迅速，人口众多，人才辈出，逐渐成为主宰梁弄一地的大族，并跻身于余姚望族之列。黄氏迁姚始祖黄褎，字宗远，为后唐越州别驾。黄氏十世后派分为四，即牌宪支、真门支、洞门支、横街支。牌宪又分为墙里支、墙外支。洞门又分为洞门东房、洞门西房。五桂楼楼主黄澄量属洞门东房支，为四明廿六世。在黄澄量儿子黄肇震时期，黄氏人口已达二千余人。梁弄民间有事争执都找黄家太公裁决。黄氏科甲连第，称得上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黄氏洞门东房十八世黄良璧，字文玉，号东明，明万历进士，著有《太平策》等书。汪氏兄弟进士汪惇、汪克章即为其学生。谱载其子侄孙辈得公诸余列黉序者十七，有“一门十八秀”之称。黄澄量常与学者士人为伍，其子孙不少入仕为官，在乡间非同小可。

特别是其曾孙黄承乙，人称道台老爷，身居一品荣禄大夫，爵赠三世。在五桂楼北首有其府宅荣禄第，挂有两只圣旨箱，内藏圣旨公文。黄承乙生有十二个儿子，除二个早亡外，个个有一官半职。其中五个儿子江南陆师毕业后均在军队任职，另五个儿子在地方任职。梁弄最有影响的就是其九子。九少爷名叫黄祖镕，河南陆师毕业，少校，曾任绍兴卫戍司令部副官，后调陆军部差遣。过去梁弄一讲起九少爷，便觉肃然。因此昔日乡间对黄氏之业不敢妄动，黄氏家族之影响今日尚存。这也是五桂楼得以保存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五桂楼楼上藏书，设暗阁可藏孤书珍品，防漏、防潮、隔热，防盗，又可贮藏设计档案“柱百竿”，这些既反映其建筑特色，也是对藏书楼设计建筑的一份贡献。

（1）黄氏广泛收藏名类典籍，不惜冒生命危险收藏为当朝统治者所不容的文化遗产。如五桂楼收藏有诸如绶整理的黄宗羲《明文海》总目四卷。该书目与四库全书比较，篇目多一千余篇，而这一千多篇包括“夷夏之防”、“敢为异论”的张居正、李贽等人的作品，都是清朝统治者认为“抵触本朝之语”的文章。同时黄澄量还仿照《明文类》体例编著了《今文类体》，选辑大量为清统治者所忌讳的明代诗文奏章等文章。分十七类汇录成册。前面放上王阳明、方孝孺等人的文章，有触清代忌讳的文章放在后面。其中400多家明代文集奏议史料价值非同一般。五桂楼藏书《今文类体》和《宋元学案》均系孤本，天一阁原馆长骆兆平先生称之为五桂楼的镇库之宝。

（2）编辑刻印孤本、珍品。黄澄量编辑《今文类体》，刻印大量余姚先贤著述。黄承乙光绪五年（1879）刻印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及《思归录》、《药证真诀》。还刻印虞世南《北堂书钞》、赵撝谦《六书本义》等。五桂楼尚存刻板四种，七十七块，均为光绪刻版。黄承乙把这批书籍广泛赠送，扩大了藏书作用。朱赞卿先生在黄承乙《明夷待访录跋》中有载：“当时刻本为藏家所忽视。”朱赞卿先生又说：“余蓄书四十年，始见此帙，以善价收之，庶与原刊《南雷文约》为侣，虽非双璧，堪称异书矣。”

（3）黄澄量不仅藏书而且还读书。“藏一书，添一目，亦读一书。”他的一首《书睡》正是他以书为伴的写照：“生年未卅岁，夜睡曾不足。若非书中寝，一日终蹐跼。”因此他知识渊博，收藏内行，广收善本，扬长避短，敢于与天一阁争雄。黄氏将此精神传之子孙，不仅重搜集还勤于读书，既追求科举，也不囿于仕途，重在经致实用，使耕读之风传之久远。司马光曾说：“积书以贻子孙，子孙未必能守，能守未必能读，然亦顾其子孙之贤何如耳。”五桂楼在200年间既解决了藏，也实施了读。黄氏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实践，为藏家树立了榜样。

五桂楼的开放阅览，教化功能独树一帜。黄澄量有一套不同于天一阁的藏书管理制度，尽力发挥藏书实用价值。他把藏书向公众开放，欢迎学子前来借阅、查考。凡有文人学士前来查阅，悉供方便，还免费提供膳宿，打破了一批藏书家只藏不阅的习规。五桂楼这一制度已具有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萌芽，是私人藏书馆向公共图书馆转化的肇始，在藏书文化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五桂楼由此吸引了许多人不辞远途劳顿、跋山涉水来到四明山梁弄，以一登五桂楼为快。

唐宋以后，直至清乾隆编《四库全书》，图书分类法都是用四分法，现在通称为《四库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库全书》不收丛书，所以没有“丛书”这一子目。到了清代，丛书出版更多了，1876年张之洞编《书目答问》加了“丛书”一部改作五部。五桂楼在光绪年间（1895）编印的《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中，在经、史、子、集四部外加附录丛书，顺应图书编目改革的潮流率先变革，在目录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桂楼育人功能特色明显。五桂楼初时在楼下七十二峰草堂开馆教育子孙，后建“爱吾庐”，再筑“梦花书屋”，专聘教师施教，为梁弄乃至余姚、上虞、慈溪等地培养了大批人才。黄澄量聘请诸开泉、胡芹多年馆于家，培养学生胡尚海、吴友兰、方履周、诸望云成诸生。学生诸笠颿中进士，官至刺史。黄肇震时，延师馆宾照父旧政，又培养了一批出色人才。

作者 | 张国源（原载《姚江论坛》2015年第2期，经作者删改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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