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张金哲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的一个海滨盐村，自家有个木工作坊，专供盐田所需工具。
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在幼儿时每天都由大孩子带到作坊玩耍，有时木工师傅也给我做小玩具。年龄渐长，自己也学着用工具做简单的小物品。我在童年就养成动手动脑，一刻不闲的性格。”
1937年，张金哲只有17岁，七七事变后，他就读的学校被迫关闭，之后辗转进入天津耀华中学，在这座大力倡导“兴教育以救国”的学校中，他亲眼目睹校长将教室塞满桌椅，招收租界中被迫失学的学生，最终被日本人暗杀的经过。他大概也明白，乱世中的自己，到底应往何处去。
“学校已完全被日本人统治了，老师也是日本人，我们谁也不愿意学。那时只有三所大学不受日本人控制，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大学。”
1938年，张金哲报考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在国文考场上，写下《不为良相宁为良医》一文，从此，向光而行。1941年，他顺利考入协和医学院，可是好景不长。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同样被迫关闭，学生们均需转入日本占领的北大。不肯如期报到的人，一律被视为抗日分子，不少同学被捕受刑。
“1941年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15名教职员以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因为你不服从他，算是抗日分子，抓了去就是严刑审问，我也在黑名单里头。”
教育界的爱国人士们大声疾呼，想尽办法安置学生，传授知识。张金哲被强烈地感染着，他学如何救国，更学如何做人，他深知于国家危难之际发愤图强，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在所遇绝境面前，能够成为那个“敢为天下先”的勇士，这是他心中的自强之道。而他从未料想，此后一生，他竟成了无数孩子的守护人。
首创中国小儿外科
1945年，那时的北京还叫北平，抗日战争即将走向尾声，但张金哲却感受到另一种悲凉，事关孩子们的“死亡证明”。
“我在北京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实习医生。一天我值夜班，耀华中学的物理学老师的小女儿患白喉，因无人能做气管切开，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死在我眼前。”
孩子微弱的“喘息声”，医生茫然的“叹息声”，老师绝望的“哭泣声”，犹如三记重拳，打进张金哲的心里。
“当时年轻的医生们，对小儿外科一无所知。给孩子做手术，是人命关天的事，没做过手术，大夫不敢做。越不做越不会，越不会越不敢。”
这个时期，疾病呈现大为扩散的趋势，最惨烈时，五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死在襁褓中。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笫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这场事关全国人民健康的会议中，各省筹建儿童医院的设想被提出，并明确其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能开刀保命”的小儿外科。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出现小儿外科一词。会议结束，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很快被委以重任，他就是张金哲。
“1950年8月，我凭着‘一本书、五张床’，建起了全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医学专业。虽然当时‘天时、地利、人和’，但直到1955年儿童医院建成开院时，小儿外科也仅有我和潘少川两人。”
“小儿外科专业的招牌已经挂出，但是没有病人就诊，开始时，我把小儿外科门诊和原来的小儿内科门诊安排在同一个诊室。我每天上午都看门诊，没有外科患儿挂号我就看内科患儿。儿科医生遇到外科情况，就随时转给我。后来成人外科门诊遇见小儿患者也转给我，挂号处有时也建议孩子看外科的改挂小儿外科号。尽管大力宣传，但病人还是很少，病房里的5张床也常无病人。儿科医生把需要外科会诊的住院患儿转给我管。当时我选择做手术的原则：有效果，不死人，避险求精。然而真正需要小儿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新生儿畸形我也不敢做。我有把握做手术的有阑尾、疝等都是成人外科熟练的手术。因此，我的小儿外科挂牌两三个月，濒临倒闭。直到年底，一产妇生了一个女婴，枕部巨大脑膜膨出，比患儿头还大，出生后出现窒息。护士找我解决，我立刻进行手术切除膨出，修复枕部，收入小儿外科病房。产妇出院时，婴儿检查身体一切正常。”
一则在当年被称作“双头婴儿”的离奇故事，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小儿外科也由此名声大振。张金哲为自己继续定下的目标，几乎可以用零差错来概括。而这样谨慎、严苛的自我要求，使得他在最初，也仅能为八种病（幽门狭窄、脑脊膜膨出、腹股沟疝、阑尾炎、肠套叠、肛门闭锁、皮下坏疽、直肠息肉）的患儿开刀治疗。而就是这样，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张金哲从小儿外科的启蒙入手，一笔一划，着手绘制着属于孩子们的未来之路。很快，张金哲有了同伴，也得到了小儿内科的支持，很多患儿已经可以得到救治。但迫于抢救、麻醉、插管等技术的掣肘，危重症患儿仍然办法无多。张金哲需要挑起大梁，背负起更大的责任。
抗美援朝战争
时间来到1951年的秋天，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经历过五场大规模的战役。中国志愿军力挽狂澜，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也是这一年，张金哲以一名普通外科医生的身份，踏上战场，离开了他心心念念的小儿外科。
“1951年9月，我第一次参加抗美援朝，在长春第18医院医疗队担任队长。不曾想刚到这里，我就被记了大过。我接班的时候，一星期就有6名伤员死于输血。后来查明原因，是取血出现了问题，当地老百姓不洗澡，胳膊上全是泥垢，输血针进入血管，就把脏东西都带了进去。血又存在血库冰箱，正好停电，温度上升，血液里的细菌大为繁殖。这样的血被输进伤员的血管，结果导致六名伤员患败血症不幸去世。后来我们才真正的认识到，实施外科手术前先要清洗、备皮，最后再用碘酒和酒精消毒。”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25日进入朝鲜至1951年10月10日，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三十八万七千余人，其中美军十七万六千余人，击毁和缴获敌战车九百四十五辆，各种炮三千五百五十八门，击落、缴获敌机两千三百一十架。在战场上的每一天，张金哲的内心都被极大地震撼着。
“1951年11月30日，在朝鲜铁原以西阿谷右里伏击战中，志愿军战士蔡金同孤身一人歼敌14人。在掩护部队转移时，身负重伤的蔡金同强忍剧痛把流出的肠子塞进腹中，以顽强的毅力手按腹部，向着部队阵地方向艰难爬行。血水混着泥水染遍了蔡金同的身体，在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下，蔡金同断断续续爬了一个整夜。黎明时分，阿谷右里村的三位阿妈妮发现了蔡金同，赶紧用降落伞布把他包了起来。我在医疗队见到蔡金同时，他身中六弹，左手仅留两个手指，右手全没，索性最终我们将蔡金同抢救了回来。抗美援朝使我彻底克服了恐惧思想，就算原子弹再厉害解决问题还需要‘人’。你能把上甘岭的石头削平三尺，但是你的人上不来。群众是真实的力量，我在群众之中才能感到我的力量。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争取早日入党。”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张金哲带来的第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1956年12月，张金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厉兵秣马，开始向更复杂的小儿重症疾病发起挑战，一路创造不可能为可能。
“开始创建小儿外科时，我可谓是白手起家，又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小儿专用手术器械有时只能自己制造或改造。于是，我在宿舍的座椅扶手上装上了小台钳，陆续购置了钳工、木工、电工等需要的一些小工具。开始把成人用的器械改小，例如把成人的麻醉喉镜锯掉半片，改成各年龄段都能用的插管喉镜。用罐头盒焊成小儿用往复式麻醉机，用橡皮手套做成婴儿呼吸皮囊。因为买不到钠石灰，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了低阻力单向麻醉活瓣。我根据抽屉的钌铞，制作了巨结肠手术所需要的环钳，经过多次动物实验证实有效后用于临床。这个‘小作坊’为我开创小儿外科立过汗马功劳。”
为了让中国的儿童都能得到救治，在这间 “张氏小作坊”里，诞生了50多项发明设计，全部针对于小儿外科诊断和手术中，那些绕不开的急难险重问题。这些“中国制造”的手术器械，让西方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根本上的动摇。
“为了与病人交朋友，向病人介绍自己，我用墨笔在白大衣胸前衣袋上写上‘外科张金哲’五个大字。胸前衣袋内装满门诊小条、笔、医用图章。两侧大衣袋内分别装有检查伤口的器械、手套、手纸和擦手毛巾、药物手册以及准备送给孩子的玩具。”
“我的希望只有，儿无痛，母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