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
作者：叶克飞
疫情以来，许多人都尝试过在家办公。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美好，没车的不用再挤地铁，有车的不用再找停车位，可以躺在床上办公，可以边煲剧边办公。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虽然省下了通勤时间，但不等于多了摸鱼时间，反而从996变成了007。甚至许多传统行业，也通过远程办公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反而让人苦不堪言。
当然，在家办公一直是许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国外早已成为一种潮流。在美国超过八成的公司引入了远程办公制度，超过3000万人在远程办公，占总工作人口的16% 至19%，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疫情期间的尝试，并不能说明在家办公有多糟糕，因为疫情居家带来太多心理压力，并投射于远程办公中。
相比之下，疫情终将过去，而人类追求自由的梦想永不消失，社畜对于办公室格子间的痛恨，同样不会消失。
但你在痛恨格子间的同时，有没有想过格子间乃至办公室是如何来的？前两年有一本名叫《隔间：办公室进化史》的书，就讲述了人类的办公室进化史。
它追溯了现代社会办公室文化的起源——一个个狭小、局促的立方隔间中上演了现代人一步一步地控制和束缚自己身体和行动、并逐渐变得心甘情愿如此的历史过程。
它不仅从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和管理学等多方面视角来探讨办公室进化史，还引入大量的电影、小说文本：从米尔斯和大卫·里斯曼的理论文本，到辛克莱·刘易斯讽刺美国实用主义的文学作品，到《桃色公寓》、《广告狂人》等反映办公室文化的著名影视作品，全面展现美国战后商业文化的发展和新阶级的崛起。
他还在书中介绍了许多与办公室有关的东西的诞生：立式文件柜、吊顶、日光灯、电梯、录音电话和人力资源部等。
现代办公室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纷纷登场，如空调的发明人凯瑟琳·吉布斯和办公室隔间的设计者罗伯特·普罗斯特。
开放办公室的概念真的来自监狱
在人类历史上，办公室这个概念一度很狭窄。工业革命之前，商人也好农民也好，都是在家工作。在西方世界里，办公室（office）的说法也还不流行。
到了19世纪，虽然“公司”概念早已存在，但大多数公司不过只有几个人，仍然属于家庭式作坊，经营范围离不开本地和周边。
办事员主要负责简单文书工作，在闷热小房间里处理事务。办事员与雇主的关系也很紧密，办公室空间史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就曾形容，那时的办事员是“助理经理，是随从，是密友，是管理实习生，还是潜在的女婿人选”。
直到工业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办公室才真正出现并兴起。铁路网的铺设，电报和电话等远程通信的出现，让此时的世界渐渐被连成一个大市场。
作坊式企业也渐渐转变为规模更大、更为细化的公司，否则就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企业的办事员也随之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进而形成一个相当特殊的阶层。
《隔间》中提到，这个阶层的身份一度十分特别。当时大工业生产是经济重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正是社会最重要的两极。
办事员阶层呢？他们不像蓝领工人那样辛苦流汗，但也不像资本家那样拥有独立空间和优厚薪水，而是处于二者间的灰色地带。
他们始终怀有向上跃进的希望，却也面临或想象着坠入底层的危险。在工人看来，办事员们缺乏男子气概，在资产阶级看来，办事员们则是伪精英，因此都将办事员阶层视为鄙视对象。
与此同时，固有的家庭式办公室模式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诞生了类似办公室的场所。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也让办公室的兴起有了技术支撑。1850年，蒸汽驱动的电梯发明，并于1871年应用于办公楼。1872年，液压电梯得以发明。1884年，支撑外墙的钢骨架发明，1891年诞生了摩天大楼奠基之作——温莱特大厦。伴随着这一切，1890年到1910年，美国的办公室工作者从216万增至442万，20年间翻了一倍。
写字楼的诞生让办公环境大为改善，成为一个个商业帝国的行政中心，也为办事员们提供了阶层上升空间。
打字机、电话、录音机等设备，让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也让人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中提到，在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笔下，“这些节省劳力的设备不给任何人节省劳力，除了老板”。
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泰勒主义”理念大行其道。泰勒崇尚按劳取酬，但显然矫枉过正。
他通过掐秒表的方式，统计不同员工做同一个步骤的平均速度，从而替每个环节订下了“模块标准速度”。
但这种做法只能适用于较为机械的岗位，但对于那些变化不定的岗位和工作需求，显然无法适用。
最搞笑的是，连泰勒自己都无法应付这些变化不定的岗位，因为要计算这些岗位的工作时间，必须雇佣更多的人来掐秒表，成本实在太高。
他的办公室理念也很像工厂流水线，将办公室设计成开阔空间，管理者可以在高处的玻璃办公室监视每个员工的动态。
1915年，一款叫做“现代效率办公桌”的桌子诞生。普通员工被迫开始使用这种没有任何遮挡的金属面桌子，他和文件均暴露在办公室中，无处可藏。
这种最早的“开放式办公室”，据说灵感来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构想。
这种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监视者不露面就能观察囚犯的一举一动。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对于个体隐私和价值完全不在意。
就如福柯所说，司法惩罚和监视技术扩散到社会肌体里，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监狱群岛，工厂和办公室也不例外。
当时的办公室，甚至禁止摆放家庭照片、植物和图画，因为公司希望员工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么讨厌开放式办公室？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按监狱来设计的。
二战后，“泰勒主义”退潮，格子间粉墨登场。当然，这也跟全球化分工有关，工业化大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和东亚转移，西方社会开始去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1951年，白领阶层数量在劳动力市场上达到了50%。
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被认为是“知识工作者”，尽管工作仍然枯燥，但早期的办事员们仍然实现了阶层的上升，步入中产阶级序列。
1951年，社会学家米尔斯完成研究作品《白领》时，白领的比例已接近全美劳动力市场的五成。
1964年，美国设计师罗伯特·普罗普斯特设计出了一款“行动式办公室”，其理念在于鼓励员工运动起来，而非固定在工位上。
它最初是一个六边形的空间，因为职员偶尔需要站起来跟同事进行头脑风暴，所以设计了可折叠起来的靠墙办公桌。六边形空间的一侧是供员工演练思想的黑板，另一侧还有小小的咖啡圆桌台。
这个设计其实满足了一切办公室人员可能需要的活动状态，为其提供舒适的行动空间。
普罗普斯特充分认识到，办公室工作已经不再只是一项机械的文书工作，而是知识工作者相互之间发生智力碰撞并孕育出各种奇妙想法的工作，因而需要配以更灵活的设计。
但由于价格高昂，这款办公桌在市场遭遇惨败。1968年，他推出第二款“行动式办公室”，使用隔板来划分空间，这便是格子间的雏形，迅速获得市场肯定。
有趣的是，虽然现在的人们特别讨厌格子间，认为它束缚了创造力，但当它最初诞生时，人们反而很喜欢它，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个人空间。
但很快，人们就对格子间产生了厌恶。1997年和2003年的各一份调研报告都指向同一事实：“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间办公者对自身工作环境最为不满”。
为什么人们讨厌格子间
人们一开始之所以会对格子间有好感，其实是因为对比，毕竟之前的工作体验太差。
上世纪50年代，企业大幅扩张，架构愈发复杂，企业官僚主义也随之而生，与之相对应的蜂巢式办公室也越来越流行。
但在上世纪60年代后，各种新思潮颠覆了固有认知，人们通过性解放、反战等各种运动，呼唤自由。与之相对应，企业也开始注重员工的自我实现，并试图设计自由开放式的办公室模式。
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格子间，相比过往，确实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员工。
格子间符合人体运动原理，员工可以随手拿到各种工作用具。同时，员工之间的沟通没有明显障碍，但有因为隔板的存在，确保了一定隐私，也避免过度社交。
但问题是，乌托邦式的构想最终总会变味，格子间也不会例外。因为格子间的隔板增加了大量办公物料成本，资本方并不愿意过大投入。
最初的格子间，桌子有较大的弧度，因此也有较大空间。但为了节省空间，许多企业将弧度越缩越小，直至变成90度直角。
隔间的那三面墙，原意是为办公者提供自主和自由，却逐渐演变成一个能在更少空间塞入更多员工的狭小区域。
根据《商业周刊》1997年的一篇社论，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隔间的平均尺寸减小了25%到5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发《商业周刊》编辑部撰写这篇社论的原因是他们“获悉编辑部大部分员工将在一年到两年内失去私人办公室”。
“这促使我们仔细调研起隔间来，”他们写道，“全国4500万白领工人中大概有3500万已经在隔间中工作了。”《商业周刊》半开玩笑地说，按这个速度发展，等到2097年，平均每个隔间也就0.74平方米了。
这个狭小空间显然无法带来什么个性化体验，雇主只希望用尽量小的空间，塞尽量多的人进去。虽然有隔板，但无法阻隔噪音，反而让社交尺度变得更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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