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4日，日本，2020东京奥运会攀岩女子全能资格赛，中国选手宋懿龄在比赛中，她最终无缘决赛。（视觉中国/图）
东京奥运会第十一个比赛日，2021年8月3日，攀岩赛事第一次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
同一天，一个传闻传开：听说中国攀岩项目的运动员是从采药人里找的，早在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组攀岩的预赛选拔就开始了。并附上此前媒体的报道截图——
“从采药、采燕窝民间特殊群体中选拔‘奇人、奇才’，经过2至3个月的集中训练，也将参与到全运会群众组资格赛中。”
消息一度引发关注。不过，8月4日，国际攀联副主席、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曾经有过此类想法，但最后没能实现。”
这一想法源自体育总局的“跨界跨项选材”，其上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四年前，新一轮体育改革计划启动之初。
2017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针对东京奥运会项目发文，提出面向武术、杂技、技巧、蹦床、体操等项目的运动员，通过跨界跨项的选拔方式，转项从事包括攀岩在内的其他四个奥运项目。
四年过去，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教授黎涌明观察到，作为一种新的运动员选拔和培养方式，“跨界跨项”可以作为运动员传统选拔和培养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在实践领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通过观察这一人才选拔培养方式改革，得以一窥国家体育总局这四年改革一隅。
一个祖辈采药的孩子坚持下来了
“选拔采药人”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17年5月。
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发现，当年5月4日，环球网转载“今体育”消息称，为迎战奥运，国家体育总局登山中心已和几个省份达成共建国家队的合作意向，相关方面将通过跨界跨项选材的方式，在采药、采燕窝群体中选拔出“奇人、奇才”，参与到全运会群众组资格赛中。
2016年，攀岩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推选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比赛项目，后来相继进入2018年青奥会、亚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与此同时，中国竞技攀岩的奥运备战却还面临着诸多阻碍，人才储备不足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登山协会公布的《2014年度攀岩运动员注册名单》显示，当时中国攀岩运动员注册人数为220人。一组未必恰当但可作为参照的数据是，同一年，英国登山协会会员有7.8万人。
应对东京奥运会，如何解决人才不足问题？2017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曾试图在湖南、贵州两省选拔有攀爬天赋的人才。
“有过这样的想法，也试图去问过，但只是一种想象，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曾任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李致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现在攀岩运动员的主要来源是各地方体校以及攀岩俱乐部，如果民间有奇人异士，我们愿意‘不拘一格选人才’。”
没能找到合适的，并不代表没有人报名。
2017年3月，湖南体育局发布的《关于做好攀岩项目选材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选拔“有特殊攀爬天赋或从事特技、杂技行业的青少年”，并特别提出要包括“山区传统攀爬岩壁传承的人群”。这份通知中，体育局提出“不能以常规方法进行选拔”，选拔的人要“吃苦耐劳有灵气”。
湖南和贵州被选作首批试点，开展集训队选拔，两地共有超400人报名参加。
曾参与湖南省此项人才选拔的当地体育系统人士刘涛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体育总局曾派出一位副司长到湖南了解采药人选拔的情况。
经过前期调查，刘涛等人发现，很多采药人年纪偏大，选拔组于是“从遗传的角度”推测，“祖辈都是从事这个行业，后辈也许会有一些适应性”。于是给各地市发文，希望能推荐相关人才，“特别是张家界、湘西、永州、郴州这些重点地区”。也在当时找到几个采药人的后代，选拔过程中却发现，“并不是很理想”。
同样参与过攀岩选手选拔的湖南省体育职业学院攀岩教练任文成回忆，湖南收到了226个报名，当中有三十多人进入省队训练，但“只有一个家里祖祖辈辈采药的孩子坚持下来了”。任文成透露，这个孩子现在还在训练，“他祖辈挖过药，小孩没接触过。”
源自“体育改革年”
攀岩并不是唯一一项跨界跨项选拔运动员的比赛项目。据中国新闻社报道，2017年，在橄榄球项目的跨界跨项选拔方案研讨时，就包括建议到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抢花炮”中选材。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官网发布的信息，2017年是“体育改革年”。是年1月18日，时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的刘国梁曾发微博称：“面对中国体育改革的春天。”一个月后，姚明当选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运动员开始执掌单项运动体育协会。
2017年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苟仲文提出，“跨界、跨项目、跨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全面恶补短板。”面对中国体育的改革之路，他同时提到，完全去掉举国体制肯定不行，但不借助社会力量谋发展，则更不行。
跨界跨项最早被视为人才短缺问题的解决方案。
2017年，包括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等在内的八个体育项目首次开展跨界跨项选材工作，分别在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南京、广州、昆明等11个城市组织了面向全国的测试，最终来自田径、体操、蹦床、技巧、举重、武术、篮球、曲棍球、皮划艇等夏季项目的338名运动员转项进入冬季运动，成为中国冬奥军团的后备军。
中国冰球协会秘书长房学峰2018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轮体育改革是上一轮“去行政化”改革的延续。1998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彻底完成了所有运动项目的中心管理制，国家体委也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但由于申办、筹办北京奥运会的需要，改革脚步放缓。
有观点认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压力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办，依旧是改革需要面对的现实因素。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则是，在行政部门垄断运动项目的情况下，市场、资本需要的运动项目资源匮乏。
因此，“开放”成为此轮体育改革的关键词。纵观这些改革措施推出的主要目的，要由体育部门办体育，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办体育。
2019年，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显示，体育总局主管的89家协会商会，已脱钩21家，拟脱钩68家。并且，意见要求脱钩改革要在“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
运动员也继续加入管理体系，姚明之后，有专业背景的王海滨、张传良、冼东妹陆续被选拔到协会领导岗位。
不过，系列改革措施中，仍然绕不开“助力奥运”这一重点。例如，2017年5月，作为体育总局直属高校，北京体育大学面向冰雪运动等项目，成立了奥林匹克运动学部。
时至体育总局2021年的工作计划，“稳妥推进全国性体育协会脱钩改革工作”仍然在列。
分散体制选材
某种意义上，跨界跨项是体制创新的契机。
相较于中国传统的基层、省市、国家，即“三级”竞技人才的选拔培养，广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熊焰曾提出，跨界跨项选材模式“更接近西方国家的分散体制选材”，这不仅是对于传统选材模式的一种补充，也是对竞技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熊焰在其研究中举例，作为典型的青少年运动项目，体操项目运动员15岁出成绩，17岁就退役，而自行车、滑冰、赛艇等项目一般在16岁左右进行专项化训练。
对于分散体制选材，姚明履新不久，就抛出一个竞争上岗的改革方案。2017年4月，中国篮球协会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男篮将组织两支独立的国家队同时集训，互相竞争，以实现“更好地备战新周期的比赛任务”。
同一个月，以湖南、贵州为试点，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与地方体育局共建国家集训队的模式与跨界跨项人才选拔工作一起落地。
中国登山协会攀岩部部长厉国伟曾介绍，截至2019年，全国范围内已相继建成11支国家集训队，“不但迅速扩大攀岩人才，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攀岩项目的普及与提升。”
2017年起担任贵州攀岩国训队总教练的江玉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同于乒乓球、跳水、游泳等在国内发展成熟的竞技体育项目，此前如攀岩这类项目没有正式的国家队，只能在参加重大比赛前从地方抽调优秀运动员前往北京集训，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和日常待遇都很难获得足够的保障，在登山中心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与地方共建国训队，可以“把面铺得很大，让一些人才冒出来”。
共建国家集训队模式公布半年多后，国家体育总局宣布与浙江省政府签约，成立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不同于“地方支援中央，中央反哺地方”的形式，体育总局赋予游泳队各训练团队主教练选人用人的主导权。此举被称作“中国竞技体育的首创”。
为了拓宽运动员的选拔渠道，各方面争议也随之而来，特别在跨界跨项选材上，有质疑声指出，是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互相“跨”？
刘涛观察到，有过中长跑训练的选手，转为赛艇选手后，很多“成绩都挺好的”，刘涛认为，跨项不是随意为之，“存在项目之间的关联性，并非随意跨项都会取得成功成绩”。
在熊焰看来，即便改革了人才选拔方式，当前中国体育界的选材还是以线性模式为主，在此模式影响下，运动员容易形成惰性，只能在职业运动员的培养框架中发展。
成效褒贬不一
在2021年的东京，中国队38金32银18铜的成绩单，被不少人认为“此轮体育改革效果不错”。
熊焰认为，最近5年来，体育改革更多集中在打破旧有体制上，特别是运动项目协会的社会化运作方面，进步明显。不过，也有一些做法给人感觉比较“另类”。
例如“从采药人中选拔攀岩选手”，就有人持不同看法。
洪炼是东京奥运会攀岩项目中国参赛选手宋懿龄曾经的攀岩俱乐部教练，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不同于采药，攀岩比赛每次的攀爬路线都是全新未知的，攀岩时，身上具体肌肉及发力点的调度运用要经过构思设计，才能在面对不同岩壁状况时选择出最省时省力的攀岩动作，这些都必须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才能达成。”
不过，在2020年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组织的国家集训队队内系列对抗赛上，跨界跨项运动员的表现可圈可点。
据媒体报道，曾为长距离跑选手的陈德根和刘荣胜在男子15公里越野滑雪比赛中分别获得第三、第四的名次，但来自云南的他俩在2019年才见到雪，“上雪时间只有短短六个月”。
中国空中技巧队教练陈洪斌曾对媒体表示，最开始的跨项选材完全是被动的。最初参与跨界跨项选材时，江玉辉也在观望，“总局的文件发到省体育局，省体育局再往各个地州传，各地州就去组织队伍送上来”，从动员到执行，详细到运动员的考核标准、每日训练计划都由总局统一安排。
熊焰曾在2019年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的跨界跨项选材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以“顶层主导、地方省市配合”为主，纵向展开，西南、东南等省份开展选材区域较少。并且，运动员人才的输送是基层教练的主要考核标准，而当时跨界跨项的人才输送并没有将其纳入绩效考察范围内。
熊焰强调，“目前的跨界跨项选材还是在举国体制里搞，只能作为选材的一种辅助路径，但绝不可能是唯一路径，也不要把它作为一种主流路径。”
经过两轮由总局统一安排的跨界跨项选材工作，2018年后，江玉辉所在的攀岩国训队开始自发进行这种全新的人才选拔方式。只是在他看来，相较于从其他项目转项而来的学员，还是从小进行专项训练的运动员可塑性更好一些。
“现在水已经烧开，看不到什么变化了，跨界跨项选材变成很自觉、很日常的行为。”刘涛说。
“国外实践经验和研究结果表明，冬季项目比夏季项目跨项的整体成功率更高。”黎涌明则颇有信心，“在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上，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经由跨项培养起来的中国运动员出现在赛场，甚至走向领奖台。”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