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其历史和语言入手是最好的方法，但阿富汗是个例外。阿富汗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也是多种文明的大熔炉，但阿富汗没有发明本土文字，语言和文化上呈现“杂交”状态，有着“模糊性”“混合性”的特点。这样一来，周边不同语种的外文文献对其构筑历史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朝圣僧的记录观察，玄奘大师曾在629—630年渡过阿姆河穿越阿富汗进入印度，从而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阿富汗的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
巴米扬西部的唐伊塞夫达克佛教遗址（邵学成/图）
阿富汗西北部的模糊区域
玄奘走访阿富汗北部今昆都士省（kundz）时，记载这里役属西突厥管辖，之后向西南经巴尔赫（Balkh），南下进入巴米扬地区，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后，再往东抵达迦毕试和喀布尔，继续南下哈达地区才进入古代印度区域。随着现代考古学等学科发展，关于巴米扬到喀布尔的古代道路和沿途遗址已经判明，基本方向是沿着兴都库什山脉向东行进。但玄奘如何从巴尔赫进入巴米扬，记录的古代王国遗存和这段山地路程一直不为人所了解。同样，巴米扬以西地区是否还有佛教文明遗存，也是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
阿富汗被兴都库什山脉横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兴都库什平均海拔5500米，高山峻岭形成的天然屏障阻碍了南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只能靠一些海拔较低的山谷通道通行。巴米扬山谷就是位于这个地区最西侧的山间小盆地，海拔约在2500米，成为物质、文化交流通道。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东征时两次穿越兴都库什，当时这座山脉的古希腊语名称为Paropanisos，大概意思就是伊朗波斯世界和印度次大陆分界线。公元7世纪玄奘行经时则统称为大雪山，其翻越的大雪山山峰称作“婆罗犀那大岭”，玄奘称之为连飞鸟都无法逾越的雪山。“兴都库什山”这个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杀死印度人”，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对此的解释是，从印度出发奔赴波斯的战俘、奴隶在翻越这座高山时，很多人在此冻死或者劳累至死。同样，玄奘法师晚年也是因旅途劳碌和极寒天气造成的哮喘病——“冷病”去世，这也与早年徒步翻越天山和大雪山有关。
（梁淑怡/图）
玄奘在描述“行六百里，出睹货逻国境”到达巴米扬时，明确记载巴米扬山谷作为当时“梵衍那”国大都城所在地，根据其国境“东西两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人依山谷，逐势邑居”的描述，尤其是从其“东西两千余里”的疆域考虑，周边还应该分布有其他小城市，但既往研究只集中于巴米扬山谷。
玄奘在从巴尔赫进入巴米扬的途中，先后记录“锐秣陁国”“胡寔健国”“呾剌健国”“揭职国”，基本一笔带过，但对于“揭职国”，则记录有“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关于玄奘记录的“揭职国”区域位置，由于阿富汗考古机构缺乏相关经验和资金，一直没有加以研究，留下很多疑问。
这就留给中国学者研究空间了。2017年成团考察前，我们就了解到，巴米扬山谷以西地区，现代道路仍未开通，很多山路会因为大雪封山或积雪融化而阻断，后勤保障也无法跟上。此外，该地区常有恐怖分子出没，网络信号几乎没有，对于安保工作要求很高。而且这片土地上古代遗址研究尚未深入展开，很多信息还处于混沌状态。为此，我们提前半年协调，申请当地武装警卫陪同出行，饮食则自备。
巴米扬全貌，左右均可看到巴米扬大佛遗址。（邵学成/图）
战乱中发现的古代佛教寺院
巴米扬以西地区在上世纪内战中就有佛教遗址和石窟发现，可惜因为当时局势动荡，没有几个遗址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
1996年的阿富汗内战中，战争造成的饥荒袭击着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德国工作人员，在巴米扬以西125公里处唐伊塞夫达克（Tang-I-Safedak）地区发放食品等救援物资时，从当地农民口中听说该处小山丘上有一座类似佛塔的建筑，并且从里面出土了碑刻和雕像，该名工作人员立刻前往遗址拍照记录。
经过各方协调，考古学家乔纳森·李（Jonathan L.LEE）等冒险进入巴米扬展开调查。可惜由于时局混乱，唐伊塞夫达克遗址位于群山丘陵中，地方部落势力错综复杂，后勤工作难以有效保障，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详细科学调查，很快考古学家被迫撤出，遗迹在随后的内战中被摧毁了。据说，现遗址只剩下一堆瓦砾，近些年也没有专业考察队再来过这个地区。
该遗址是迄今探明的佛教在阿富汗传播中最西端的位置，也证明了佛教经此向西方继续传播，可与今天土库曼斯坦发现的疑似佛教石窟的遗址相连结，具有填补这片地区佛教传播途径空白的意义。碑刻资料则记载着公元8世纪这一地区仍然存在佛教信仰的情况，改变了既往学界认为的佛教在阿富汗存续的时间，这也是距离玄奘离开巴米扬后，发现的最接近其旅行年代的文献证据。
巴米扬人在收获土豆。（邵学成供图/图）
2018年3月，我们考察团一行终于踏入这一“空白区域”。我们在班达米尔河（Band Amir）支流处下车，徒步前往该遗址，山丘上树木稀少，基本都是当地居民种植的马铃薯、小麦等农作物。为了不踩坏庄稼，我们沿着麦垄和山间梯田小路摸索着前进。一位负责安保的军士特别兴奋，他主动跑到我们面前说该遗址是他的老家，当年是他父亲发现的遗址，他们一家人都参与了佛塔的考古发掘，帮助考古队做了很多工作。后来这名士兵目睹了恐怖分子破坏遗址，这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震撼和创伤，他决定长大后要参军保护家乡的文化遗产。这名士兵说完这些后，我也感慨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没有想到竟会遇到当年的见证者。
当我们爬上小山丘向遗址进发的时候，他的家人、邻里骑着毛驴从各处我们看不见的羊肠小道赶来，就像忽然从地下钻出来一样，正是这个士兵通风报的信。当地村民协助我们在周边土坑里找出被损毁的佛塔建筑残片、石质莲花瓣残块等，原来他们都将这些文物残片藏了起来。发现文物后就地掩藏，等待专业学者前来研究，这也是阿富汗现阶段保护文物的最优方法了。
该寺院遗址现场只留下被掩埋的几处考古探方发掘痕迹，佛塔建筑基本荡然无存，地表痕迹已经漫漶不清。据既往研究和现场选址、建筑规模推断，这座边长宽约五米和三米的佛塔建筑，应该与19世纪在阿富汗东部发现的覆钵式样佛塔样式基本一致，体现了犍陀罗佛塔建筑样式的延续。在佛塔基座的土块中有散落的、被人工打磨过的石灰岩痕迹，这种石灰岩比较柔软方便打磨切割，可以用来装饰塔身边缘。但是周围山脉中并没有这种石料，说明是当时专门搬运过来，因为在巴米扬地区的佛教寺院都会使用这种石料。还有塔基基石，仍保留整齐堆砌的痕迹。在山顶还有散落的零星红土陶片和灰陶片，可能是原来僧侣所使用的生活器物碎片。其他遗物就不多了，周边也没有建筑、加工工坊的遗址，不远处有一孔古代泉眼，现已干涸。
在巴米扬大佛遗址举办的传统赛马。（邵学成供图/图）
那天在考察现场，我们也拿出了二十多年前的照片进行核对，这里的环境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很多城镇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当年老照片中这名士兵的父亲很快可以辨识出来，照片中最小的孩子就是这名士兵，对比着当年瘦弱和眼前勇武的形象，反差之大，我们差点不敢相信。
再对照今天这里的荒败残迹，一种怀古情绪渐上心头，想象这里曾经繁华又逐渐败落，再经逢现代乱世，仿佛被荒谷的狂风吹来一样让人惊鸿一瞥，转瞬又被风卷走一般，消失得彻彻底底。这些命运多舛的佛教遗址想不到的是，它们竟然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轨迹，像这名本土士兵，而我之前因为听闻这些考古发现，而立志研究巴米扬。在这处遗址上，感觉历史的因缘际会在这个时刻将我们拼合在一起，再续佛寺前尘往事。
考察车队在唐伊塞夫达克古道上遇上当地驴队。（邵学成/图）
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初次相遇
“唐伊塞夫达克”在当地达里语中意为“白色山峡”，的确，在群山怀抱中只有这处山丘呈现出白色，附近有一处村落。佛塔遗迹位于山坡的北面，春夏之交天气爽朗，风景秀丽，可以鸟瞰远处的风景。
当年考古学家在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这些发现物已经移交喀布尔国家博物馆。尤其是在佛塔建筑基石中，发现镶嵌着一块当初建造佛塔之时的巴克特里亚语祈愿碑文，以及出土了一些钱币。
2003年5月，佛塔祈愿碑文的识读工作在国家博物馆内开展起来，刚开始并不顺利，直到从英国飞赴而来的辛威廉教授（N.Sims-Williams）承担了主要解读工作。但最初在紧急状态下发掘时，由于时间仓促，文物保护转移出现技术性失误，碑铭石块在移出佛塔时，石碑边缘发生物理性质的严重磨损，首端前两行出现的重要单词和句子，包含人名称谓和年代的信息，都遭到破坏。后来虽得以对比两张原始照片，但第一行末尾仍然处在阴影中，这些失误导致的破损，使得识读工作难上加难。
辛威廉在解读佛塔建造时间时，认为是“724年3月”，碑铭字体的书写式样和单词变位，显示为8世纪的时代特征。但很快，日本学者吉田丰将年代校订改为714年，并获得大多数学者支持。
佛塔铭文的大意是：“在492年（公元714年）7/8月，加兹尼（Gazan）的领主、Khuras的儿子Alkhis，建立这个佛塔作为Ragzamagan地区的奉献物。这个时期有突厥王和阿拉伯王，我用建造此塔（功德）来表达希望，保持……所以，我用这座zinalaka-deyadharma（佛塔）敬奉佛祖和忠诚的信仰。希望现在和未来，福报可以降临给我Alkhis、我的双亲、妻子、兄弟、儿子、亲属。我们衷心将各种希望寄予佛祖，并全部皈依佛祖”。
吉田丰根据建造佛塔的供养人Alkhis（αλχισο）的名字音韵学推断，他有可能是我们史籍中记载罽宾国王曷擷支的后裔，其曾在658年向唐朝进贡，因为这一地域古代爷孙辈分重名的现象较为常见。
唐伊塞夫达克佛塔遗址发现的巴克特里亚语碑铭，长宽为33.5×25厘米。（邵学成/图）
2018年在喀布尔，我们在国家博物馆馆长拉西米（M.F.Rahimi）帮助下，进入库房查看了这一遗址的出土实物。在赶写这篇文章过程中，为了核实一些名字、年份，我和拉西米馆长在网上联系，很高兴馆长先生还能够迅速回复，他留在喀布尔，但工作暂停，博物馆关闭，巴米扬那边的文博人员失联，希望能尽快联系上。在这动荡的日子里，拉西米馆长不愿意也没办法说太多。
回头再看史料，玄奘走后的百年间，约720—730年，另一位新罗僧人慧超巡礼佛教圣地时途经兴都库什山区，在其后编的《往五天竺国传记》中，也记录了巴米扬周边情况，其记录的“胡王”与“大食”的军事政治犬牙交错形势，佛教信仰式微的过程，也与碑文记载基本吻合。这些都说明，巴米扬以西地区是存在过佛教信仰，并且在玄奘走过后持续了百余年之久，那么，玄奘走过时看到和听到的又是什么？
迦毕试省出土的“舍卫城神变”片岩焰肩佛，大英博物馆2012年归还阿富汗，2019年曾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邵学成/图）
碑文里的密码，巴米扬曾属于谁？
《慈恩传》中记载，玄奘这段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的旅途中，有一同行的当地僧侣慧性担任翻译和向导。玄奘当时或许并不懂当地语言，但有慧性的协助，记载这一地区通用语言特征为“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備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
在过去，关于玄奘记录的语言，学界并不清晰，统称为“覩货逻语”。近代以来，欧美学者主导的一些考古发现陆续认识了古代阿富汗的语言艺术。1957年法国考古学家在苏尔赫考塔尔（SurkhKotal）神庙遗址发现数块贵霜王朝时期碑文，这些以草体希腊字母写成的碑文，在马立克（A.Maricq）、亨宁（W.B.Henning）等伊朗学研究者的推动下获得长足进展，基于这种语言特征将其命名为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玄奘所记述的“字源二十五言”应该就是此地通常所见的希腊二十四字母，并加上一个具有sh音值的特别字母，共二十五字母的巴克特里亚语，也就是“覩货逻语”。该覩货逻语（唐代称“吐火罗”）通用于古代阿富汗境内很多王国，玄奘在巴米扬记载中，这样说道：“文字风教，钱币之用，同覩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
佛塔碑刻正是使用巴克特里亚语，证明在玄奘来过后的一百多年里，该语言在巴米扬地区仍延续使用。在这篇碑文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名称——“阿拉伯王”，指出该处佛塔是在阿拉伯人统治该地区时建立，供养人在铭文中记录了他们一家人虽然纳税给阿拉伯王，但仍然希望在信仰上皈依佛祖的复杂生活形态。651年，伊斯兰势力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Merv）处死波斯萨珊末代君王后，其势力就盘踞在阿富汗西北部，并且不断沿着交通要道渗透，约百年后，随着军事胜利和政权更迭，阿拉伯语将会逐渐取代巴克特里亚语。
巴米扬路边废弃的坦克（邵学成/图）
从佛塔中的石函中还发现了17枚钱币、1枚金戒指、1颗宝石和1本古书，钱币被夹在不同的书籍页面中。这批钱币的图案至今还没找到相似者。图像中有一个戴着皇冠的统治者，以及巴克特里亚文字榜题，榜题可以辨识为Sero。辛威廉认为这是一个人名，这个人名经常出现在8世纪的巴克特里亚语文献，被认为是一个突厥王（Ser of the Turks）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类型的钱币铸造于Zābul王国（Zābulistān），也是《新唐书》中记载的漕矩那，这个时期兴都库什南部广泛区域都归属其管辖，王国首都设在加兹尼（Ghazni）。而根据日本学者桑山正进的研究，漕矩那这一时期正处于突厥的间接统治下，但管辖力度较弱。
这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初期相遇的一个场景，说明伊斯兰教势力在8世纪初已到达这一区域，同时这一地区的传统突厥民族影响力并未衰退。我们在《册府元龟》记录中发现，720年以后，一方面，阿富汗北部传统强国吐火罗国的朝贡记录中，关于被“大食”阿拉伯统治者课以重税的记录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南部的突厥系王国正在积极结盟，拉拢周围佛教信仰王国，对抗伊斯兰势力入侵。税收正作为一个有效杠杆，调节着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政治统治和宗教信仰，让这些边境模糊地区的政治选择变得更加急迫。
巴米扬山村安宁时刻（邵学成/图）
随着我们在周边考察中发现更多佛教遗址，唐伊塞夫达克佛教遗址在该地区并不是孤例，可以推测当年它们相互联系、互为犄角，信仰的内驱力仍在地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这些发现不再局限于对玄奘进入巴米扬前的路程再考证，它们已经改变我们对于阿富汗过去历史的认识，也对游牧民族走向封建社会的过程和趋势有了新维度的解读。通过这些文化遗存，我们了解到不同的文明和宗教在阿富汗历史上是可以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我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我们去发现。
邵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