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26岁的白族青年歌手段保杰坐到镜头前。灯光昏暗，光秃秃的木质背景板上挂着四个虚线拼成的汉字——“剑川白曲”，显得有些简陋。
比起讲究起承转合、视听体验的专业演出，段保杰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直播显然并未经过精心安排。十几首白族调谣曲被几乎没有停歇的三弦弹奏紧密地“粘”在一起，间或穿插着以民族语言进行的寒暄，对象大多是他现实中的朋友、街坊，兴致到了可以直接连麦对唱，歌声便裹挟着笑声热闹地回荡。
乡土社会人情往来的鲜活气息迅速包围随机加入的听众，但不同于大多数热衷于积极互动的网红，段保杰只会偶尔略显生疏地用“谢谢啊”“点亮一下小红心”招呼后者。手机屏幕连接着的广阔虚拟空间仿佛归于无形，或者，自娱本就是这次直播的意义，而非为观看与点赞而存在。
在段保杰生活的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白族调、霸王鞭、本子曲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如出一辙的方式在移动社交平台生根发芽，探索与日常生活的连结：对歌由当地的“音乐盛典”石宝山歌会扩散到微信群中，通过每条一分钟左右的语音消息“唱所欲言”，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远离赌博的重要性，都可以即兴成曲；白族调传承人石龙七哥则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中用民族语言玩起时下风靡的小剧场，在此之前，石龙村村民李根繁曾表示：“剑川人最怕说普通话。”
通过移动社交平台的加持，技术含量有限的制作设备，与专业水准存在距离的吟唱、弹奏，甚至地方色彩浓重的咬字，反而为民间音乐带来了“此刻在场”的真实感。更重要的是，普通个体因此走在了民俗学者与文化馆前面，在这场事关传统文化的传播运动中取得主动权。近十年间，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信茹无数次前往白龙村做田野调查，长期关注信息通讯技术如何影响少数民族村落。
在她看来，变化并非“从天而降”，石龙村村民也不仅仅是被改变的对象。“当你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他们都与媒介保持密切接触，并主动地利用媒介去传播自身的文化。”孙信茹说，技术会持续带来新的交往与互动方式，促成新的社会网络，这比传统文化本身更令她着迷。
以下是孙信茹口述。
文 | 卢楠
# 01 文艺“复兴”
石龙村不大，却是非常著名的白族民俗文化村，拥有20多位非遗传承人。迄今为止，我已经在那里做了十几年田野调查，每年也会带学生去参加一些研究项目。正因为如此，我见证了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这个少数民族村落。
从07年开始，互联网在石龙村开始出现，无论是私人住宅还是小卖部这样的公共场所，都竞相安装WIFI，根据我们的调查，到17年左右，已经有40%左右的家庭在使用WIFI。与此同时，智能手机扮演着村民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新宠”。
图 | 婚宴上，举着手机拍摄艺人演唱的白族妇女
图 | 小小的一块屏幕，呈现了方圆几百里群众的共同情感
那么大概是在19年左右，当短视频APP全面流行起来，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过去与白族调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可能是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之余的小憩，或者是晚间围着篝火，抱着三弦的恣意唱跳。包括剑川在白族人心目中其实是类似地区文化中心的存在，来自不同乡镇的白族百姓会自发地赶来参加石宝山歌会。然而现在这些场景已经逐渐地“迁移到手机里”。
图 |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无孔不入。2020年石宝山歌会节，在宝相寺观看对歌的村民纷纷拿起手机拍摄对唱片段。
歌唱因此具备了非常大的灵活性。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石龙村有座本主庙，许多民俗活动会在本主庙里的戏台上举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受居家隔离、限制聚集的政策影响，本主庙里的活动被一概取消，石宝山歌会能否顺利举行，也牵动着村民的神经。但微信群里的对歌，“快手”上的直播和短视频上传仍然在如常进行，如果你一直是通过线上这条途径关注石龙村的话，几乎感受不到疫情带来了多么明显的影响。
也正是藉由微信对歌群和短视频直播，我发现民族民间音乐的热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仿佛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复兴”。我并不完全认可这种说法。
图 | 青年歌手段保杰的直播间，他每周要开三五次直播
以石龙村为例，现在的许多所谓“非遗传承人”，其实是过去因技艺精湛而被村民们推举出来的“歌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在有意识地利用媒介来助力自己的歌唱事业。我访问过曾经拥有石龙村第一台录音机的那个村民，石宝山歌会一开，他就拎着录音机上山去，把对歌中精彩的唱段录下来，拿回家里去反复地聆听，学习，再把自己的演唱录下来拿出去交流。
而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录像机和VCD机之后，“歌王”们开始试着制作自己的演唱录影带，再用录像带、碟片保留下来拿出去卖。无论是电脑、移动硬盘还是“小蜜蜂”——一种随身播放设备，不仅音量够大，内存卡也可以保存数量可观的曲目，我发现民间文化和媒介之间的紧密关联，其实一直都在。
图 | 从DV到视频社交软件，当地白族人对“看”的追求从未停歇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石龙村是一个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都相对不错的村落，充满生活气息。虽然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不少，但基本处于离乡不离土的状态，与公众认知中的空心化村落存在较大差别。而且我之前提到，石龙村民族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官方包装和推广也很积极，这些都可以看作民间音乐成长的沃土。而民间音乐一旦获得了可观的受众，又可以把村庄凝聚得更紧密。
所以我经常会跟我学生说，不要因为我们研究传播学，就去夸大媒介的作用，忽略其他更复杂的维度。换言之，我比较同意媒介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移动社交平台改变了村落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良好的传统文化底蕴也使得村落具备了在移动社交平台上迅速“出圈”的条件。
# 02
情歌王子与石龙村微商第一人
加入微信对歌群是有讲究的。
一般情况下，成员们会选情歌，大家在现实中彼此都熟，如果差了辈分，那对唱起来就尴尬了。所以石龙村民更倾向挑其他乡县的群，至少这个群里的成员住得不能离自己太近。
可见，新的线上平台促使石龙村民作出了新的社交、互动尝试。类似地，虽然在传播中掌握话语权的村民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是重合的，比如说，只有最早富起来的那批有经济实力的村民才会去购买类似DVD机的“先进”设备，然后传说中的“歌王”可能就是村长本人，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新的媒介形态怎样去改变村里的权力结构，怎样去重新分配社会资本。
图 | 团队访谈情歌王子、霸王鞭非遗传承人李繁昌
我对李繁昌印象很深刻。
他有两个标签，一个是粉丝们封的“情歌王子”，另一个是“石龙村微商第一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脑子灵，看到山上有很多菌子，游客们慕名而来，就和旅游公司搞了个合作，先让游客体验捡菌子，再把他们带到农家乐吃饭，席间自己出来表演白族调。积攒人气之后，他顺势做了微商，在游客和本地特产之间建立了联系，收入状况很不错。换言之，尽管他年纪轻轻，但就是因为热衷于玩社交软件，又掌握了一些技术，所以迅速在既有的村庄权力结构中取得突破。当然，他之所以能成为微商，和自己打响招牌的硬本事——白族调和霸王鞭肯定是分不开的。
图 | 情歌王子李繁昌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统计了微信群的数量，并且作了分类，能看到几十个群有同学群、老乡群，有的涉及政治生活。我发现个体与村庄的连结方式变得复杂、多元，甚至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线上网络。依托于这个网络，一些以往被“消音”的群体逐渐有了曝光度。
以女性为例，其实传统的白族女性要承担非常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而且受到文化影响，她们在公共生活中是不占据中心位置的，像传统的节日祭祀，基本上没有参与的机会。但是我发现许多石龙村女性不仅热衷直播和线上对歌，还自己开了小群。
图 | 正在拿着手机在微信群对唱山歌的妇女
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女人们反而走在前列，活跃度高，年龄跨度也大，结了婚的，甚至年纪大的，都表现出浓厚兴趣。我的学生做博士论文时就见过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玩起手机来得心应手，还对孙女说：“给我买一部新的智能手机吧，我也想看人唱歌，体验一下视频直播究竟是啥。”我想她们也许非常渴望被聆听，渴望获得一个另类空间去表达自己。
# 03
不能把文化抽离于具体的人和生活情境
在没有资本加持的情况下，对歌群和直播的影响力其实有限。也许在真正的“网红”看来，“情歌王子”们那数万粉丝根本微不足道，更别提大多数民歌爱好者还未必有这样的人气。与此同时，民歌爱好者们呈现出的作品数量巨多，但质量参差不齐。
我们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视角。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采取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关注点在于去复刻，保存文化最“地道”“纯正”的状态，将那个尊崇为标准。但作为一个用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去考量世界的研究者，我会认为民间文化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社群中的人们的生活状态的呈现，本身就来自基层，也不可能保持静止不变。
图 | 歌会节上，一名男子正在给打跳的妇女拍摄视频
我记得之前在其他普米族村落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个小伙子给我推荐了一个网络人气歌曲，叫《下定决心回家耕田种地》。视频我看了，有点恶搞。但按照小伙子的说法，这歌“唱到他心坎里去了”。因为他父亲已经去世了，考虑到要为母亲分担持家重任，他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打工，最稳妥的选择就是回家，但又觉得面对外面的那么多诱惑，真的心有不甘。所以反复听歌的过程中，他很能把自己代入到歌曲的情境中，也就发现了其中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谈论文化，一定不能把它抽离于具体的人和生活情境。我认为这个启示是具有广泛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急于去给对歌群或者直播下定义，看看它们是属于“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范畴。这个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图 | 在婚宴上请人唱白族调是当地人的习俗，围观的女性举着手机在拍摄演唱的艺人
因为类似的猜想，我们在电视时代也曾经有过。结果我们发现，电视最初在少数民族村落里出现的时候，村民们会聚集到那个有条件购买电视的人家里去看新闻、看剧，看电视在这个阶段显然是“准公共生活”。但是，当电视越来越普及，它对应的场景可能是客厅，是晚饭后坐在一起放松的家人，又变得私密化了。
就像我们试着去考量短视频直播、微信群所凝聚的那个社交空间和传统村落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并没有清晰的界线，是以“嵌入”的形式整合在一起的。后者承载的人际网络迁移到前者的同时，前者也在对后者进行重塑。可见深深根植在我们认知中的那些以二元对立形式组合起来的学术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现实，但很显然，只有扎根于具体的情境，具体的样本，它们才具有意义。
图 | 非遗传承人李兆元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段弹三弦的视频后，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能否教学弦子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这个标签不应该成为我们田野调查时过分强调差异，或夸大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的理由。我也曾长期观察过一个普米族村落，那个村落则是通过家族公共事务，比如说红白喜事凝聚起来的。村民会跟你讲，不管我走多远，我打工怎么忙，我们家里肯定会留一个人帮忙处理这些公共事务，必要时我会亲自回来帮忙，而不是简简单单随个红包。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以后我家的红白喜事就没人帮了。我们从石龙村得出的结论，在这里就不适用了。
在我看来，“文化”固然是一个抽象，宏大的概念，但如果无限细分，可能每个个体都拥有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文化”。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