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

长江中游的荆江河段，上起湖北枝城，下迄湖南城陵矶，全长约400公里。其中藕池口以上称上荆江，藕池口以下为下荆江。由于所处地貌形态不同，历史时期河床演变模式各段存在差异。江陵以西的荆江河段，发育在山前冲积扇上,河道以分汊河床形式出现，随着江心洲的南北摆动，河床演变以主、汊河床（史称江、沱）相互交替、转换为其特征。江陵以下的荆江河床的演变，与江汉平原古云梦泽的演变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云梦泽的消亡过程也就是江陵以下的荆江河床的形成过程。研究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江湖演变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现在下荆江蜿蜒性河床的成因、预测未来河床形态的发展趋势，以及江汉、洞庭地区的防洪等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

“云梦”与“云梦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史书记载分析，我们认为：“云梦”泛指春秋战国时期楚王狩猎区，包括有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沼等多种地貌形态，范围相当广阔，几乎包括今湖北东南部大半个省。“云梦泽”是云梦的一个组成部分，专指这个狩猎区内的湖沼地貌部分；范围局限在今江汉平原之内，不包括江南的洞庭地区。

江汉平原在构造上属第四纪强烈下沉的陆凹地，云梦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育形成的。由于长江和汉水夹带泥沙长期充填的结果，至先秦时代，云梦泽已经变成平原——湖沼形态的地貌景观。这就是司马相如的“平原广泽”的意思（图一）。

图一：秦汉时期云梦泽示意图

根据考古发掘和聚落城邑的历史记载分析，先秦时代的平原有两大片，分布在江汉地区云梦泽的东西二端。西部平原即江陵以东的荆江三角洲；东部为城陵矶至武汉的长江西侧的泛滥平原。在这两块平原上，早有邑居和聚落，如见于《左传》昭公七年的章华台，故址即在荆江三角洲江陵以东百里的汉晋华容城内。见于《左传》桓公十一年和《楚策》的州国故城，在长江泛滥平原今洪湖县新滩口附近。此外，在柳关、乌林、沙湖还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在瞿家湾的洪湖中还发现西周时代的墓葬。说明远在四五千年前，长江西侧这一带早已形成了可供人类定居的泛滥平原。今天浩渺的洪湖，在当时并不存在，而是此后的地貌变迁逐步形成的。

秦汉时代，长江在江陵以东继续通过夏水和涌水分流分沙的结果，荆江三角洲不断向东发展，并和来自今潜江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汉江三角洲合并，形成江汉陆上三角洲。因此，汉代在荆江三角洲夏水北岸自然堤章华台附近，首先设置了华容县。县治的设立，是三角洲扩展、经济上升的必然结果。这时江汉地区的云梦泽，大体被分割成西北和东南两部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汉时代云梦泽的主体，由于三角洲扩展的结果，已被排挤在当时南郡华容县的南境。其东其北，虽属云梦泽，但均以沼泽形态为其主体。东汉末，曹操赤壁战败至乌林，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泥泞，迷失道路。可见从乌林至华容的云梦泽，甚至还存在着可供“步归”的华容道。在华容西北，即荆江三角洲北侧的云梦泽，先秦时代楚国曾利用其沼泽平原地貌，自西南向东北“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两汉时代，又有阳水接纳漳水，通过该地区东北与汉水相沟通。

魏晋六朝时期，江汉陆上三角洲和云梦泽，变化较大。由于江汉地区新构造运动有自北向南掀斜下降的性质，荆江分流分沙量均有逐渐南移、汇集的趋势。约自东汉以后，涌水分流分沙量激增，与其北侧的夏水不相上下。涌水以南的长江东岸，又形成了鹤穴分流。所以荆江三角洲在向东延伸的同时，迅速向南扩展，从而迫使原来华容县南的云梦泽主体，向下游方向的东部转移。至《水经》时代，云梦泽的主体已在华容县东。原来华容县南的云梦泽，则为新扩展的三角洲平原所代替。随着荆江三角洲扩展、开发的结果，西晋时分华容县东南境，于涌水自然堤上增设监利县（今县北）。所以，刘宋盛弘之根据前代资料，在《荆州记》中说：“夏、涌二水之间，谓之夏州，首尾七百里，华容、监利二县在其中矣”。此“夏州”当指荆江三角洲，“首尾七百里”虽属夸大之数，但说明当时荆江三角洲范围相当广阔，却是无可怀疑的。东晋时期又在今沔阳城关西北和城关附近分别增设云杜县和惠怀县，也可说明这一点。

随着荆江三角洲夏涌二水分流顶点高程的增加，平水期荆江水流归槽的结果，夏、涌水逐渐变成冬竭夏流的季节性分洪道。并自魏晋之后，夏、涌分流口之间的长江中，开始出现了沙洲（北魏郦道元误指此洲为夏洲），迫使大江主泓的“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世谓之江曲”，这是荆江河床中最早见于记载的河曲。其后江曲继续向西发展，曲率逐渐增大，但受江曲西岸古油水口上公安故城的制约，折射东南，形成江陵以南荆江S形河床形态。夏首以下大江曲流的形成和西移，使涌水源头逐渐枯竭，至郦道元时代，涌水上游已完全断流，下游则为向南偏移的夏水所取代。鹤穴分流也已不见于《水经注》记载。

当时云梦泽主体的位置，据《水经•沔水注》记载分析：在云杜、惠怀、监利一线以东，由大浐、马骨诸湖组成，“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来汇，渺若沧海，洪潭巨浪，萦连江沔。”此外,在大浐湖东北，汉江通过沌水口分流，在今汉江分洪区潴汇成太白湖。据史书记载分析，马骨湖位置相当今洪湖及其附近地区。可见南朝时期，随着江汉陆上三角洲的东向扩展，云梦泽主体不断被迫东移，城陵矶至武汉的长江西侧泛滥平原，大部沦为湖泽。当时该地区唯一的州陵县的撤销，可能与此有关。必须指出，本阶段的云梦泽，大非昔比，范围不及先秦之半，深度也当较为平浅（图二）。

图二：南朝时期云梦泽示意图

荆江三角洲北侧的云梦沼泽区，自东晋时期江陵金堤的兴筑，荆门一带水流在此汇聚的结果，沼泽逐渐演变成一连串的湖泊，据《水经•沔水注》记载，有赤湖、离湖、船官湖、女观湖等等。

南朝以后，随着江汉三角洲的进一步扩展，原已平浅的云梦泽主体，在唐宋时代基本上已填淤成平陆。唐宋志书已不见大浐湖的记载，马骨湖仅余周回十五里的小湖沼，根本无法与先秦时代的“方九百里”相比，也远远比不上北魏时代的三四百里。因此洪湖地区再次退湖为田。北宋初期，为了开垦和管理新成的生农业陆区产，在今监利县东北六十里设置玉沙县。近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洪湖中发现不少宋代遗址和墓葬。至此，历史上著名的云梦泽，基本上消失，大面积的湖泊水体，已为星罗棋布的湖沼所代替。（图三）

图三：唐宋时期江汉地区水系图

前已提及，太白湖在北魏时期，系由汉水分流潴汇所成。唐宋时代，湖泊周围沼泽化极其严重，葭苇弥望，有“百里荒”之称。随着江汉平原大量水沙在此汇集，排入长江，湖底高程则不断增大，洪水湖面逐渐扩展。明末清初，太白湖已成江汉平原上最大的浅水湖泊，周达二百余里。至清光绪年间，由于泥沙长期淤填的结果，宽浅的太白湖已基本消失，成为低洼的沼泽区。解放后辟为汉江分洪区。

与太白湖淤填消失的同时,洪湖地区则因江汉平原排水不畅，逐渐潴汇成湖。前已指出：洪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属云梦泽东部的长江泛滥平原；魏晋南朝时沦为马骨湖；唐宋时代又退湖为田，陆游、范成大舟行经此，均不见浩渺洪湖存在。至明代，据《水利考》记载：江汉平原的湖泊，北以李老为大，西以西湖为大，南则黄蓬为大，东则太白为大，诸湖皆逶迤入太白湖，尚不见大面积的洪湖记载。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曾分沔阳南境置文城县，治所在今洪湖中。可见直到清初，洪湖大面积的水体尚未形成。洪湖始见于明嘉靖《沔阳州志》，但至清嘉庆年间，东通黄蓬的上、下洪湖，其面积尚不及今洪湖的五分之一。

洪湖的迅速扩展，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事情。明代茅江口（今新堤镇）因修筑新堤而堵塞，江汉平原的地表逕流，大部分汇集太白湖入江，清代中后期太白湖逐渐淤塞，江汉平原排水不畅，洪湖就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扩展。至光绪年间，浩渺的洪湖水面已经形成。

荆江漫流阶段：由于江汉地区现代构造运动继承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特性继续沉降，著名的云梦泽在全新世初期湖沼极高。在江汉平原冲积层下3—4米深处，普遍有湖沼相沉积。有史记载以前，长江出江陵进入范围广阔的云梦泽地区，荆江河槽淹没于湖沼之中，河床形态不甚显著，大量水体以漫流形式向东南汇注，表现在沉积物上为：湖沼相沉积与河流相沉积交替、重迭。但因该地区现代构造运动具有向南掀斜的特性，江陵以东的荆江漫流，有逐渐向南推移、汇集的趋势。

荆江三角洲分流阶段：至周秦两汉时期，由于长江泥沙长期在云梦泽沉积的结果，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早已在云梦泽的西部首先形成。荆江在云梦泽陆上三角洲上成扇状分流水系向东扩散。荆江主泓道受南向掀斜运动的制约，偏在三角洲的西南边缘。这时下荆江地区尚处在高度湖沼阶段，洪水季节荆江主泓横穿湖沼区至城陵矶合洞庭四水。在陆上三角洲中部汇注云梦泽的荆江分流有：著名的夏水和涌水。它们可能分别为以前的荆江主泓道，由于南向掀斜运动的影响，主泓南移而演变成分流水道。荆江三角洲西北边缘的分流，很早已废弃而不著名，春秋后期，楚利用它东北流的形势，凿通汉水使成运河，其后始有阳水（扬水）或大夏水之目。

荆江统一河床的形成阶段：魏晋至唐宋时期，是下荆江统一河床塑造完成阶段。魏晋时期，由于荆江鹤穴分流的出现，三角洲在向东发展的同时，向南迅速扩展，迫使古华容县南的云梦泽主体向下游方向推移，今天石首境内的下荆江河段，开始摆脱湖沼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身的河床，使江陵以南的荆江河床开始向东延伸发展。这时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依旧通过云梦湖沼区，尚无独立河床可言，仅有东南方向的大体流路。至南北朝时期， 荆江河床仍然如此，据《水经•江水经》记载，石首境内下荆江河床形态极为清晰，两岸不但有众多的穴口分流，还有较高爽的自然堤供人类定居，江中还有不少沙洲分布。但监利境内的下荆江河段，几乎不见任何记载,不但没有城邑，连穴口分流和沙洲也不见记载。这绝不是郦道元的疏忽或受当时资料限制，而是监利境内下荆江河段横穿云梦泽，尚处于漫流为主要形态的科学反映。结合当时云梦泽在监利、惠怀一线以东“萦连江沔”的记载，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这时江陵以下的上荆江河段，开始形成河曲于公安附近。荆江三角洲上的涌水分流，则因荆江西移而断流。夏水分流在南向掀斜运动的支配下，向南摆动劫夺涌水的下游河段。

唐宋时期，江汉平原的云梦泽已完全解体，成为古迹，“萦连江沔”数百里的云梦泽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沼所代替。监利境内云梦泽消失的结果，荆江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

江陵以下荆江沿岸县治设置的先后，也反映了荆江河床的这一塑造过程。公安始见于三国时代，石首县设于西晋；石首县东调弦口附近的建宁县设于北宋；而监利县至南宋端平年间才从夏涌水自然堤上迁至下荆江自然堤上重建今所。县治自上游向下游增设的时间与江陵以下的荆江河床塑造完成的时间也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至唐宋时期，长江出三峡进入冲积扇地区，过江陵而汇注扇前洼地云梦泽。由于泥沙长期充填云梦泽的结果，长江为自身塑造了荆江河段。在这时期内，江陵以西荆江河段流路与今略同；江陵以东荆江主泓在云梦泽中有过自北向南转移，目前下荆江流路是它转移的最南界限，这在历代史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但自明代以来，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五世纪以前长江主泓是南注洞庭，今天的荆江在当时只是长江的一条汊道。由于问题涉及历史时期荆江的重大变迁，有必要略加分析说明。

明末文人袁中道在其《澧游记》中说：“郦道元注《水经》，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变迁，今之大江独专其澎湃，而南江之迹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清康熙年间，胡渭在《禹贡锥指》一书中极力称赞“小修（即袁中道）此义最为精核。”并加以发挥说：“其南江会澧故道，参以近志有可得而言者，江陵县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龙洲之南，南江从此东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胡渭被认为是权威经学家，因此他的论断影响极大。其后，《嘉庆重修一统志》、《行水金鉴》、晚清的《长江图说》，均不加分析地采用胡渭之说，直至今天，还不乏其人。

分析袁、胡立论依据，盖出于《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一句。 在他们看来，明清时期，长江、澧水南北相距百里之遥，澧水独流入湖，江、澧无交汇之理。《禹贡》既有江、沱又分，又有东至于澧之说，势必是大江主泓自虎渡河南注洞庭，“东至于澧”才能成立。

其实，《禹贡》所载荆州之沱，即自大江分出复入于江的长江分汊河道，位置在长江岀三峡所形成的冲积扇上。《汉书•地理志》在南郡枝江县下有明确记载：“江沱出西 （南），东入江”。汉枝江县在今县东北。《汉志》体例严谨，“东入江”不言至某县，即指该县。《水经》记载相同。可见先秦汉魏时代，江沱分汊后仍在今枝江县东一带汇入长江，根本不存在分汊主泓南注洞庭合澧水那么回事。那么《禹贡》“又东至于澧”何解？我们知道，先秦汉魏时代，浩渺的洞庭湖水面尚未形成，湘、资、沅、澧四水在城陵矶以西一带直接汇注长江，“又东至于澧”指的就是江、沱合流后，长江大体沿今荆江流路至城陵矶附近合洞庭四水。由于澧水在四水中首与长江相会，故《禹贡》以澧为四水代表而立言。其后洞庭湖水面不断扩大，四水下游始成今之入湖局面，长江东至于澧的水流交汇形势，遂不复存在，这是引起后世误解《禹贡》的原因所在。

再者，袁、胡利用《水经注》的南、北江附会《禹贡》之说，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郦道元注《水经》,把江陵以西荆江分汊河床形态描绘得十分详尽。《江水注》说：江、 沱分汊于枝江县西，江、沱之间有上百个沙洲，其中以百里洲最大。洲南为江、洲北为沱。江、沱在枝江县东汇合后接纳沮水，至江陵西南枚回洲又分为南、北两江，中间有故乡洲、龙洲、宠洲、邴里洲、燕尾洲等沙洲。南、北两江至江陵城南，终于断洲通会，长江自此形成深广的河床继续东流。可见在《水经注》里，也根本不存在“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这么一种说法。

事实上，从江陵荆南古地貌分析，先秦至汉唐时期，长江根本不可能走虎渡河南注洞庭。根据《汉书•地理志》、《说文》、《水经》、《水经注》直至《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的记载：唐宋以前今松滋、公安一带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主要水道都自西南往东北流注长江，如著名的油水，源于湘、鄂交界，东北流至今公安县北注入长江。战国时代鄂君所制舟行路线，其中“上江，入油”，说的就是由鄂城朔江而上，在今公安县北进入油水。东汉三国时代，长江边的油水口也是荆州的一个防守要地。唐宋以前，油水在公安县北入江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五世纪以前不可能存在自虎渡河南下的大江主泓。因为目前的大江分流松滋、虎渡两河，已可挟带油水南走，如果当时长江主泓沿今虎渡河南下，油水当早被劫夺南走，岂能复至公安入江！

从东晋江陵荆江河段北岸创筑金堤开始，长江泛滥泥沙沉积在荆南地区；元明时期长江北岸穴口堵塞，水沙大量涌向长江南岸，致使荆南地区地势逐渐改变成北高南低，（特别是公安县境）。古地貌改观的结果，自北向南流的虎渡河终于形成。从此，油水改注虎渡南流汇澧而不再入江。至清同治年间，虎渡河西边的松滋河溃决形成，油水再次被夺，改入松滋。今日松滋、公安境内河流地貌形态这时已经奠定。

下荆江分流分汊床河形态，开始形成于魏晋，结束于隋唐之际，由下荆江早期的边界条件和水流所决定。

前已述及，下荆江河床是在江汉平原古云梦泽的消亡过程中逐渐发育形成的。魏晋以前，下荆江不受河谷地形控制，以漫流形式通过今下荆江地区。由于当时坡降比目前河床坡降大三倍，自上游带来的悬浮物质被水流迅速冲往下游和距主泓道较远的地区，而颗粒较大的沙、亚沙则在下荆江地区沉积下来，组成目前下荆江二元结构的下部沙层，厚度平均约30米。所以在下荆江河床开始形成的魏晋南朝时期，下荆江河床边界主要由沙层、亚沙层组成。由于它们具有松散、抗冲性弱的特点，在水流作用下河岸极易冲刷，河床迅速展宽，使流速相对降低，导致水流夹沙能力下降，大量泥沙沉积在河床中，但因河岸极易变形，堆积下来的泥沙不易附聚在河岸形成边滩，大多以江心洲的形式堆积下来。江心洲形成之后，又将水流逼向两岸，冲开由松散沙层组成的河岸，形成穴口分流。北魏郦道元《水经•江水注》所载的下荆江大景沙洲、穴口分流（图四），就是这种边界条件的产物。由于穴口分流众多，沙洲大量发育，所以当时下荆江河床，属于分流分汊型河床。它的水文特征是：河床水位变幅小，流量比较均匀，洪水过程极不显著。史书记载：“唐宋以前无大水患”，就是这个原因。

图四：南朝下荆江分流分汊示意图

唐宋时代，云梦泽消亡，下荆江完全摆脱漫流状态，统一的河谷河床塑造完成。从此以后，洪水过程日益显著，筑堤工程随之迅速兴起，河滩迅速堆积的结果，形成河漫滩相的粘土层，使河床边界组成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原来主要由沙层组成的河床边界，逐渐地改变为沙层与粘土层组成的具有二元结构的河床边界。显然，下荆江的二元结构不是同期异相的沉积物,这和一般受河谷地形控制，在河床不同地貌单元所形成的同期异相的二元结构不同。分析历史上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围垸的高度，也很容易认识下荆江二元结构不是属于同期异相的沉积物。下荆江地区围垸河滩地面发育有这样的规律：年代愈老的垸子，相对高度愈低，漫滩相的粘土、亚粘土愈薄；反之，年代愈新的垸子，高程愈高，粘土、亚粘土愈厚。如近30-50年围的垸子，粘土层一般超过9米，清道光年间围的垸子，粘土层厚达7.5米；明中叶的垸子粘土层厚为6米；元大德年间的垸子，粘土层厚度仅有4.5 米；而宋代的老垸，粘土层厚度只有1米左右。可见唐宋以前，河床边界主要由沙层组成，粘土层还很不发育。这就是说：从魏晋时期下荆江统一河床塑造开始，虽然已有河漫滩相粘土层沉积，但大量的河漫滩相沉积无疑是在下荆江统一河床塑造完成的唐宋以后。

随着二元结构河床边界条件的逐渐形成，河岸稳定性日趋增强，穴口分流逐渐走向消亡，江心洲不断靠岸或消失，分流分汊河型就演变成单一顺直河型，这是下荆江河床形态的一次重大变迁。《水经•江水注》所记载的石首境内下荆江的众多穴口分流和大量沙洲，至唐宋时代已完全淤废、消失，不见史书记载。随着人为因素的加强，为削减日益增大的洪峰，保护庐舍耕亩，代之而起的通常为人工穴口分流，如元大德七年(1303)重开的小岳、宋、调弦、赤剥四穴等，但终因河岸日趋稳定，人工穴口难以长期维持，不久即自然淤废。明隆庆中，议复诸穴未成，仅浚石首县东大江北岸调弦一口，江水溢则由此泄入监利县境，汇于潜沔。终明世，下荆江仅以调弦一口分泄江流于潜沔。在这一阶段，下荆江也绝少见有江中沙洲之记载。可见分流分汊河型已经和具有二元结构的下荆江河床不相适应；单一顺直河型是下荆江河床演变至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种河型的特点是：水位变幅和流量不均匀系数增大，洪水过程极显著，堤防溃决殆无虚岁。

元明之际，下荆江二元结构边界条件已经全线发育形成，河床日趋缩窄，心滩靠岸成边滩，迫使水流弯曲，侵蚀彼岸，在弯道环流作用下，河弯得到不断发展，又由于下荆江横向摆动不受坚硬岩石控制，单一顺直河型迅速向单一蜿蜒河型方向转化。

由于促使转化的动力条件在历史上有过明显地交替，下荆江蜿蜒河型的发育有着如下的形成过程：早期由于壅水和洞庭湖顶托的关系，下荆江蜿蜒河型在监利以东南地区首先发育形成，然后有着自下游往上游的石首境内推移的明显趋势，最后由于藕池强分流的出现，下荆江蜿蜒河型得以全线发展。

元明之际，单一顺直的下荆江受洞庭湖顶托壅水，泥沙沉积，心滩演变成边滩，蜿蜒河型开始在监利境内出现。至明中叶，监利东南典型的河曲弯道已经发育形成，如东港湖弯道和老河弯道。东港湖是明末已被自然裁直的牛轭湖遗迹。目前在该湖西岸的固城垸，是明中叶在东港湖河弯凸岸围起来的垸子，说明当时监利东南境下荆江河曲已经形成。 当时在东港湖弯道与老河弯道之间的瓦子湾，由于曲流发展，河岸侵蚀极为严重。

由于河曲迅速发展，到明末清初，据《水道提纲》江水篇记载：下荆江“自监利至巴陵凡八曲折始合洞庭而东北”，可见河床曲流已高度发育。《乾隆十三排图》对此有着十分清晰的描绘（图五）。

图五：清初下荆江河曲图

同样是明代，石首境内的下荆江河段，典型河曲则尚未形成。河床形态仅由顺直型演变成微弯单一河型。当时下荆江流路自石首县北沿止澜堤北侧至列货山，然后以东南微弯方向通过调弦镇南的胜湖、 三陵湖、北湖至塔市入监利县境， 河床平面型态、位置与今大不相同。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调弦至塔市间的下荆江流路问题。据《入蜀记》记载：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自江滨山地塔子矶朔江西南行，途经山咀纵横、水体深广、古尝潜军伺敌的潜军港，泊于三江口（约当今调关三岔口附近）。次日由三江口过石首县泊藕池。根据陆游的航向和潜军港的地理形势，不难判断：当时下荆江在今调关——槎港山一线以南，紧靠墨山丘陵北麓的胜湖、三陵湖、北湖一线通过。明代河床位置仍属如此。《读史方舆纪要》荆州府石首县：“调弦口镇，县东六十里江北岸，江水溢则由此泄入监利县境，汇于潜沔，隆庆中复开浚深广以防水害”。很明显，隆庆年间荆江仍从调关以南的湖群中通过，调关以北为江水泄洪通道。今天的江道、河曲，当时均不可能存在。下荆江的这条流路何时废弃而改徙于调关——槎港山北，史无明文记载。但从清初乾隆年间的奏议及《水道提纲》记载分析，当在隆万以后的明代后期，由于三江口附近泥沙长期沉积，水浅江流不畅，原来调关北侧的分洪道遂扩展成大江正流，经槎港山北侧至塔市入监利境。调关、槎港山则演变成荆江南岸要地。

清代道光以前，石首境内的河曲也开始自下游往上游发展。据《水道提纲》记载：江水经石首“县北，又东过调弦口，又东北折而东南至监利县西境”，可见清初石首境内的弯道曲流首先在调关——塔市之间形成。至嘉庆年间，由于凸岸边滩发育，水流弯道迅速发展，石首境内河曲全面发展。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湖北荆州府》所载下荆江长度计算，石首至塔市的下荆江曲率已达2.5，监利境内的下荆江则可能因为自然裁弯的缘故，曲率下降为1.44。

图六：清末下荆江河曲图

清后期自1860年藕池决口分流以来，下荆江在特定条件下，蜿蜒河型得到全线发展 （图六）。其主要原因在于藕池决口后，下荆江流量减少和洪枯流量变幅也减小所致。因为河流的弯曲半径与河宽成正比，在冲积平原河流中，河流的宽深比值又与流量大小成正比。因此，当流量减少，河流的宽度和弯曲半径也相应缩小，河曲随之形成。此外，在正常发展的弯道中，水流顶冲位置具有随流量变化而上下移动的特性。高水顶冲位置一般在弯顶以下，低水顶冲位置一般在弯顶附近或稍上。而洪枯流量变幅减小，水流顶冲位置趋于固定，容易出现弯曲半径较小的弯道，河床也就愈加蜿蜒曲折。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