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勿忘国耻：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四个重要问题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1931年的今天，日本关东军袭击沈阳，炮轰中国军队驻地，并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便是廓清史实。文章略长，约6000字，共计四个小节：

关东军常驻中国东北，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重要背景。此事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日俄两国对中国东北的争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皇俄国以替清廷维持秩序并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然后拒不撤军。并抢在列强之前向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抛出橄榄枝，意图换取慈禧对武力侵占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但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慈禧再如何期望取得沙俄的支持，也不敢轻言放弃东北，故沙俄谋划未能得逞。

1901年3月，中俄谈判破裂。1902年4月，迫于国际孤立带来的压力，沙俄与清廷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承诺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自东北撤出。1903年，俄国拒绝照约撤军，反向清廷提出“七项撤军新条件”，包括他国势力不能进入东北、沙俄须参与东北行政等。1903-1904年间，中国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清廷无实力与沙俄一对一周旋，选择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之后便形成了日美英中四国与沙俄对峙的局面。

东北问题国际化之后，沙俄开始考虑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战争的对象并非清廷。沙俄当时已无视清廷的存在，转以同样对东北有强烈侵吞欲望的日本为谈判对象。由此可见清廷国力衰微到了何种程度。1904年2月6日，日俄谈判破裂，两国断绝外交关系。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清廷无力参战，也无力阻止战争，遂在战争中选择了所谓的“局外中立”，将辽河以西划为“局外境”，也就是非战区；将辽河以东俄军占据的地区划为“局内之地”，也就是日俄两军战场之所在。

此战最后以日本胜利告终。日军自俄国手中夺得了“关东州”租借地（约3264平方公里）与“满铁”附属地（约430平方公里）——俄国取得“关东州”租借地的依据，是1898年与李鸿章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取得铁路沿线附属地特权的依据，是1896年与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

俄日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后，俄国将其在东北“租界”与“路界”之内享有的权益，包括行政管理权、警察权与驻兵权，全部转移给了日本。日本再胁迫清廷与之签订《中日满洲善后条约》及附属协定，承认了上述特权转让。根据上述条约，日本有权在南满铁路沿线每公里驻扎15名士兵担任守备，总计可驻扎14419名。这便是关东军的前身与雏形。九一八事变前夕，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总兵力仍约为1.4万余人。

据日方档案，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军共计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是日军在105天内鲸吞了整个东北，死伤约1200余人。

就内因而言，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局势存在误判。事变爆发之前，关东军与东北当局便长期存在摩擦与冲突，较为严重者是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为了解决这些冲突，宋子文原本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1931年的9月20日同赴东北，就中日两国在东北的种种悬案做一次通盘商讨。与日本政府的这种沟通，使南京国民政府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日本的文官政府仍可约束关东军的行动。

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外务省也确曾干涉过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9月5日，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的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的浪人。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文官政府对军队的约束能力。

1931年9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内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台湾近代史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南京方面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告全国国民书》里会有“诉之于国联行政院”和“对日军避免冲突”这样的句子。

据日本历史学者户部良一的研究，关东军发动事变，从一开始便有很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其终极目标则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怀有这种动机的关东军，是不可能接受文官政府制约的。

除了错估日本政府的政、军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还有一重严重的内忧。那就是除了南京政府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人陈济棠、广西军人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党权与军权的争斗。

这种争斗，也严重影响了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专为解决事变而设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不久后便摆脱了对日本政府政、军关系的错估，重新判断称“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但认知的改变却无法转化为实际的应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宁粤两方便已分裂，武力相向。事变发生后双方也未能做到一致对外，反而斗争得更为激烈。这种斗争，最终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12月份陷入了运作真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联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派出了由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远东调查团”（通称“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中日争端及事变真相。

1932年10月，国联向各国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书。该报告书长达270余页，共10章。前8章是调查结论，从法理层面澄清了是非，指出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有预谋的侵略。其主要内容有三：

（1）“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其有“精密预备的计划”；（2）“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3）承认东北三省领土及主权归中国所有。

报告书的后两章，是调查团向国联提议的解决办法。报告不主张让东北恢复原状，而是建议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中日军队全部撤出东北，改由两国宪警维护治安等。在国联主持交涉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报告的“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参与国联交涉的郭泰祺，事后也感慨说：“外交无实力为后盾，求人之难，实难于上青天”；“（中国实力不足）国联亦以空城无计，反遭暴日当头之棒喝，盖国际联盟会之本身，原为空虚之物耳”。

国民政府内部对国联报告书的看法意见分歧严重。南京方面多有主张接受者，广州方面则批评报告书“自毁立场，而暴露其无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之能力”。民间舆论也是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认同但愿意勉强接受者亦有之。

至于日方，则是政府、军方与民间舆论空前一致，皆认为该报告书主张成立“自治政府”，是要日本吐出已经到嘴的肥肉，对日本极为不利。日本政府的发言人称，“该报告书对日本不公正之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之处则绝无”。日本陆军也指责报告书，称“这是对皇军的一种侮辱，是越权行为”。日本政府还起草了《对 之意见书》，指责调查团“漠视日本所提之详细证明文件”，称报告书“有偏见”“不可靠”“无根据”。

最后，为维护其侵略利益，维持“满洲国”的存在，日本政府拒不接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并威胁称，如果国联无视日本的抗议，强行通过调查书草案，那么“日本帝国必须断绝与国联的关系”。1933年国联通过决议，43个国家中有42个承认中国对中国东北的主权，反对日本的占领。只有日本投了赞成票。稍后，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不能接受该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所谓“国家改造”，指的是日本陆海军中的少壮派狂热分子痛恨日本当时的文官政府，认为他们是“特权阶级和阀族”，会导致国家的灭亡。这些狂热分子主张“从那些盗取天子统治大权，并傲居全体国民之上骄恣不义的亡国之徒手中，把国家夺回来”。许多民间右翼团体也支持这种思潮，有统计称，这类右翼团体在1932年年末至少达到了493个之多。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这种“改造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以血腥的刺杀行动来推动的程度。如1931年初，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与右翼巨头北一辉等人，联合参谋本部诸多要员，计划于该年3月19日发动军事暴动，以武力铲除文官政府，实现军人执政。该计划后来被日本政府侦知，但却无力对参与计划者采取任何惩治措施。最后，这种血腥刺杀终于发生在了七十七岁的日本首相犬养毅的身上——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军制服的青年刺杀。刺客散发传单《告日本国民书》，内中称，“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

犬养毅被刺杀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引起了狂热分子的不满，被指责为“非国民”。

此事的始末，简要说来是这样的：事变爆发时，日本是若槻内阁，犬养毅时任在野反对党政友会总裁。三个月后，若槻内阁无力应付政局，宣布总辞职，犬养毅以第一反对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后的第三天，犬养毅派遣了密使赴华，希望通过私人管道寻找解决事变的办法。

未入主内阁之前，犬养毅曾以政友会总裁的身份支持过关东军的行动。他为关东军辩护称，“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而爆发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中国长年漠视中日双方既定的条约，长年漠视日本应享有的权利，才酿成事变。”入主内阁后，对关东军在东北持续的军事扩张，犬养毅也继续予以公开表态支持，还辩解称：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剿灭马贼；关东军接管中国东北的地方行政组织，是因为中国的官员全逃跑了，是为了挽救占领区不要陷入恐怖的无政府状态。对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伪满洲国”，犬养毅内阁也公开表态支持，称政府今后的政策走向，是协助所谓的“满洲新政权”循序渐进成为一个新国家。

但是，在通过私人管道寻找解决事变办法的过程中，犬养毅的立场与公开表态时的立场，略有一些不同。据他的左右手古岛一雄后来披露，犬养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宗主权”，然后由日中两国联合在东三省建立新政权，“平等开发”东三省的经济。犬养毅的密使萱野长知则回忆称，他来华后与中国政府秘密接触了一个多月，双方初步达成了一个基本框架，包括“一、日本自东北撤兵；二、由中国派警察维持秩序；三、指定该地为实行三民主义模范区；四、中国派大员常驻东北；五、准许日本移民东北；六、两国各派大使正式谈判。”

无论是古岛一雄的披露，还是萱野长知的回忆，犬养毅在秘密交涉中所持的主张，仍然是一种包藏祸心的侵略手段，仍然旨在扩张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和特权。但在那些主张直接占领东三省的关东军狂热分子眼里，这种手段却显得太过“保守”了，是对关东军的一种“背叛”。历史学者黄自进曾评价说，犬养毅之所以要走秘密渠道，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已不容许日本与中国做‘有取有舍’的公开性外交谈判。当时在日本军部刻意操纵舆论的情况下，日本全国人民都陶醉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绝对性胜利。”

也正因为日本国内的舆论已极为狂热，当萱野长知的秘密行动被军部侦知后，犬养毅立即于1932年1月5日命令萱野长知中断一切谈判回国。犬养毅之所以不愿支持关东军搞直接占领，主要出于国际环境层面的考虑，他在1932年2月15日给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希望上原勇作出面约束军部的少壮派军人，理由便是：（1）关东军在东北运作所谓的“满洲国独立”，将会“引起与九国公约的正面冲突”，使日本在国际外交上陷入孤立；（2）为了防范苏联，日本“必须早日与中国本部改善关系”。

上原勇作没有回应犬养毅的请求，犬养毅内阁与军部的关系反因此变得更加紧张。最终，支持对华侵略、只是在侵略方式上存有不同意见的犬养毅，成了日本少壮派军人眼中“天皇左右的奸贼”，遭到了枪杀。

1933年，参与刺杀犬养毅的数十名凶手被提起公诉。被告们在审判席上轮番表达了“改革日本的决心”，认为“毁灭就是建设”。9根泡在酒精里的手指，超过100万份的请愿书（包括1000份以上的血书），被送到法庭，表达对被告的支持。辩护律师在总结陈词里说：“他们的英雄般的决定甚至能够让魔鬼动容”，最终，所有被告获得了轻重不一的“监禁”作为惩罚。法庭在判决词里说，他们的“忧国之至情，有可谅鉴之处”。

刺客、请愿者与法庭，当时皆未意识到日本正在走向失控，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深渊。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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