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无根的世界主义者

爱德华·萨义德

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因白血病在纽约逝世。

萨义德是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也是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活跃分子，由此也成为了美国最具争议的学院派学者之一。

萨义德的遗作合集《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出版时，托尼·朱特受邀为此书写序。在这篇序言中，朱特向我们表明了，除了“东方学”，爱德华·萨义德最大的思想价值究竟是什么，他为何一次次地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他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做了怎样的贡献，他又为何是无可替代的。

在爱德华·萨义德于2003年9月因最终败给与白血病的斗争而去世时，他或许成了世界上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东方学——这个将东方思想加入欧洲思想和文学作品的学科，成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分支：在它首次出现的25年后依然存在着对它的挑战、崇拜和模仿。尽管它的创造者只不过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爱德华·萨义德于1963年开始直到去世时都受雇于那里——但这仍不影响萨义德成为20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但萨义德本身并未被环境所限。自1967年起，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德华·萨义德的紧迫感和热情日益高涨，且他也是一个针对中东危机时善于雄辩的评论者和一个巴勒斯坦的支持者。这种对道德和政治的参与并不影响萨义德作为知识分子的行动——他对西方在理解巴勒斯坦时的失败进行的批评与他的行动紧密联系，毕竟他阅读了许多19世纪及之后有关东方的著作和小说［比如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但这些行动又让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的教授成了一位公开的知识分子，且同时受到许多人的崇拜和诅咒。

爱德华·萨义德

对于一个几乎不能适应任何一个其崇拜者或反对者设定的模式的人来说，爱德华·萨义德似乎有着讽刺的命运。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所有相关领域中。1935年出生于拿撒勒，作为一名主教派基督教徒，萨义德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巴勒斯坦穆斯林的“发言人”。他在最后一批培养欧洲本土精英的殖民学校里接受了不向帝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妥协的教育；多年来，他更倾向于使用英语和法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并且他接受了连自己也不能完全认同的出色的西方教育。

从伯克利到孟买的大学里，一代的文化相对论主义者都将爱德华·萨义德视为令人崇拜的英雄，因为他的“东方主义”借助“殖民地时期”的蒙昧主义在学术课堂上批判了“西方文化”。但萨义德本人没时间理会这样的说法。激进的反基础主义，即认为一切都不过是语言的效果的说法，在他看来是浅薄和“轻率”的：人权，就像他在多个场合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没有文化背景且不符合语法的事物，而当遇到侵犯时，它就像我们遇到的任何东西一样真实”。

对于他的被（西方）作家认为不过是殖民地特权的副产品的思想变得流行这一点，爱德华·萨义德明确表示：“我不相信那些作者只是机械地受到意识形态、阶级或是经济的历史的影响。”确实，当进行阅读与写作时，萨义德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道主义者的事实，“且不理会来自世故的后现代批评家的轻蔑的批评”。如果有什么能让他对年轻的人文学者失望的话，那就是以阅读大量文献为代价的对“理论”的过于熟悉。此外，他享受知识上的不同意见，对异议持宽容态度，甚至与学者团体意见相左，并以此作为后者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对东方学的不同意见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一点是许多他的崇拜者，即那些认为学术自由最多是一种有条件的价值的人所未能理解的。

这种深切的人道主义冲动使爱德华·萨义德与另一拨知识分子意见不合，因为他们对暴力的态度不同——这些知识分子通常与暴力保持安全距离且总是他人在遭受损失。萨义德的敌人习惯于将他称为“恐怖主义教授”，而实际上他一直坚持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暴力进行批评。与让-保罗·萨特这位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当代知识分子不同，萨义德对暴力有切身体验——他在大学的办公室遭到过破坏和洗劫，且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遭遇过死亡威胁。然而萨特毫不犹豫地提倡政治谋杀并认为那是有效的清洁，但萨义德从未认同过恐怖主义，不过他认为恐怖主义受有动机和情绪的同情心驱动。他写道，弱者应该利用一些手段令压迫者不舒服——这些手段是滥杀平民永远无法达到的。

1955年，萨特与波伏娃在北京

这不是因为爱德华·萨义德处变不惊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因为他缺乏强有力的承诺。尽管他在职业上很成功，也对音乐充满热情［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钢琴家，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的好友，有时甚至一起演出］，并且善于维持友情，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愤怒的人——就像他的遗作常展现的那样。但先不管他对巴基斯坦的认同，以及他竭尽全力促进并解释他的认同这一点，萨义德非常缺少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思想的归属感，而这使得激进分子和空想家无法将他的任何行动都归入一个单一的终点。

相反，就像我所说的，萨义德总是忽视他的亲缘纽带。在这个难民的时代他甚至都不是一个典型的流放者，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背井离乡的人总有一个落脚处可以进行回顾（或展望）：一个记忆中的——经常是记错了的——家乡，这个家乡成为个人或团体时间上或地点上的转折点。巴勒斯坦人甚至没有这个转折点。巴勒斯坦从未正式成立过，因而巴勒斯坦身份缺乏传统的前照参考点。

因此，就像萨义德在去世前几个月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仍然不能理解爱国的意义。”当然，这就是一个漂泊的世界主义者的特征。不能去爱某一个国家会让人不安且没有安全感：这可能招致一些敌意，它们可能来自世界主义者所称的腐朽的精神独立性。但同时这确实是一种自由：你所看到的世界可能没有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看到的令人安心，但你会看得更远。就像萨义德于1993年所写的那样：“我完全不能容忍所谓‘我们’应该只关注或重点关注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的主张。”

这是真正的独立评论家的声音，它向当权者道出了真实……并在辩论中道出了与权威相冲突的不同意见：正如萨义德在2001年5月刊登于《金字塔报》（Al-Ahram）的文章所写的那样，“以色列的知识分子的成败并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在阿拉伯世界进行演说和分析的困难之处”。这也是一个来自自由的“纽约知识分子”的声音，现在这样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面对同样的中东地区的讨论时，许多人都选择用“我们”和“我们的”表明立场。本篇文章的读者会发现，爱德华·萨义德绝不是传统意义上在辩论中代表某一党派的“发言人”。

《南德意志报》（Die Suddeutscher Zeitung）将萨义德讣告的标题拟为“Der Unbequeme”——意为“感到不安的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爱德华·萨义德是怀才不遇且时常愤怒的预言家，他批评他们的领导人是“不够格的”——有时还会用更严重的批评。对批评家来说萨义德就是避雷针，帮他们引开恐惧和谩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智慧且有教养的人还被描述成一个魔鬼：他成为所有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威胁的化身——不论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凭空想象的。对于一个充满象征符号和受害者的美国犹太社区，他代表了以色列受害者的挑衅。并且仅仅是爱德华·萨义德出现在纽约这一点，对批评家们来说，就表明了他是一个刻薄、漂泊且眼界狭隘的阿拉伯批评家。

该书所包含的文章涵盖了从2000年12月起到2003年3月的这段时间的事件，因此我们能看到奥斯陆十年的结束，“和平进程”的第二次起义及其最终失败，以色列再次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出兵阿富汗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长期打击——整个过程持续了28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爱德华·萨义德焦急而翔实地描述了中东地区的紧急状态，尽管他身体状况恶化，但还是至少每月发表一篇文章，且经常一个月发表不止一篇（他的身体状况直到2002年8月都没有被提及，之后也仅仅有一些暗示）。

书中收录的文章，除一篇之外，都是为一份开罗的阿拉伯语报纸《金字塔报》写的。因此这些文章给了西方读者一个了解萨义德向阿拉伯语读者传达了何种信息的机会。而所有这些文章都表现出萨义德在人生最后几年里始终坚持不变的三个主题：向全世界（不仅是所有美国人）说明有关以色列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真相的迫切需要；让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承认并接受真实的以色列并认识到与以色列，特别是与以色列反对派和谐相处的紧迫性；以及认为自己有责任公开表明阿拉伯领导人的失败。

诚然，萨义德首先谴责的是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执政的阿拉伯政权，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权遭受了他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贪婪、腐败、充满恶意且充满怀疑。这看起来很不公平——毕竟是美国掌握着实际权力，而以色列过去和现在都在对萨义德的巴勒斯坦人同胞肆行暴虐——但萨义德似乎觉得比起沉迷于“向己方阿谀奉承这种损坏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形象的行为”（2000年12月），向自己的同胞说实话这一点更重要。

在这些文章中萨义德详细梳理了以色列的罪行［比如2000年12月发表的《被围攻的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 Under Siege”），2002年8月发表的《缓慢的死亡：细节上的惩罚》（“Slow Death: Punishment by Detail”），或是2003年2月发表的《伪善纪念碑》（“A Monument to Hypocrisy”）等］，用冷酷压抑的叙述方式暗示了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政府是如何榨干隔离区巴勒斯坦集团的血液的：即虐待平民。那些虐待手法甚至在战争时都会被视为一种犯罪，现在却被伪装着和平假象的政府视为可接受的行为。但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这些现象并非一种好战的民族统一主义者的掌权所带来的偶然而不幸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巴勒斯坦人在进行“和平进程”时可以被预测——且萨义德已经预测到了——的情况。

对于那些支持奥斯陆进程且因其在90年代的发展而对其抱有期待的人，萨义德的批评有些令人感到乏味。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难否认他是正确的，反而是我们错了。像以色列和平党所想象的那样，许多人——包括巴勒斯坦人——都认为奥斯陆进程应在双方之间建立信心和信任。那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比如对耶路撒冷的管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力，犹太定居点的问题等——会在“之后”，于“最后谈判阶段”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会在管理巴勒斯坦领土的过程中获得经验和公信力，而以色列人将会得到和平的生活。最终，这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国家，另一个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将逐渐趋于稳定，它们的安全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担保。

这就是于1993年签署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的前提。但签署协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萨义德所提醒的那样，这些谈判并不涉及所谓的“双边”：以色列，这个拥有强大军事设备的正式建立的现代国家（在一些评估中以色列被评为世界第四强的国家），30年前在战争中占了土地和人口。而巴勒斯坦，这个支离破碎而流离失所的社会，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和土地。在萨义德看来，巴勒斯坦人民唯一能利用的就是他们的真实性：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不会走开，他们绝不会让以色列人忘了自己曾经对他们做过什么。

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的几天，在耶路撒冷和拉马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村，在一个巴勒斯坦男孩的注视下，一名以色列军官在考虑一项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提议 Jean Mohr

巴勒斯坦人没有什么可以放弃，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进行谈判。毕竟，“应付”占领者的方法就是向其屈服——或是与之合作。这就是萨义德将《原则宣言》描述为“巴勒斯坦人的《凡尔赛公约》”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他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辞职的原因。萨义德推测，如果以色列人想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得到些什么，那么巴勒斯坦人应该把自己的要求——即要求主权完整，要求以色列退回1967年的边界，要求获得“重返故土的权力”以及要求分享耶路撒冷——从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说出来，而不是将之放到无法定夺的最后阶段。然后问题就只好回到以色列的“诚信”上来了。

最初的《原则宣言》于1993年被签署的时候，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定居点只有32750个犹太住宅单元。到2001年10月时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3121——即增加了62%，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在1992到1996年间，在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和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工党政府的带领下，约旦河西岸的居住人口增长了48%，而加沙的居住人口增长了61%。以色列人这种对巴勒斯坦土地和资源的持续占领很难说是遵守了《奥斯陆协议》，因为协议第31章（第7条）明确写道：“在等待永久地位谈判的结果期间，任何一方都不得开始或进行改变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状态的行动。”

与此同时，尽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授权管理剩余的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仍在那些地区构建“犹太人”网络，并给予定居者和其他以色列人受永久军事设施保护的住宅单位（和稀缺的含水层）。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以色列人不合时宜的土地合并所驱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1967年后的民族统一主义末世论所驱动（这种情况下《旧约》就像是与党派之神所签的不动产合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长期存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扩大领土这一目标本身的热情所驱动。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效果就像是在慢慢绞杀“奥斯陆进程”，特别是加沙已被转变成一个由巴勒斯坦人看守的虚拟监狱，而以色列军队只不过是在监狱围墙外站岗。

一名阿拉伯儿童与一名以色列士兵 Larry Towell / Magnum Photos

然后到了2000年，拖延已久的“永久地位谈判”开始了：它首先是在戴维营进行，之后又在塔巴的西奈半岛进行。爱德华·萨义德当然没有在传统美国观点上费时间，这个传统的美国观点事实上已经被克林顿总统和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放弃了，甚至不领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也拒绝了它。这并不是因为萨义德在同情阿拉法特，而是因为戴维营给他的邀请——就像塔尼亚·莱因哈特（Tanya Reinhart）在2000年7月8日的以色列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上所描述的那样——很明显是一个“骗局”。巴勒斯坦人得到了50%自己的土地，且那些土地都被分割开来且相互间并不相邻；以色列人得到了10%的土地；剩下的40%成为“待定地区”——但受以色列管理。

五个月后，巴勒斯坦人在塔巴提出了一个改进过的领土分配方式，他们肯定希望这是能从以色列政府那里得到的最好的分配方式。但结果是巴勒斯坦仍受制于以色列，且易受到其突然行动的影响；巴勒斯坦难民的抱怨从未得到完全解决；且以色列并不会在耶路撒冷的主权问题上让步。事实上，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以色列所做的让步也不过充满了萨义德称之为“条件、资格与继承人之限制（就像简·奥斯汀小说中无限延期且原本就无法得到的不动产一样）……”。

同时，巴拉克持续扩大定居点的人口，以至于他的谈判被视为一个主要障碍。就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想把《塔巴协议》推销给自己的选民，他们也很难做得到——伴随着艾里亚·夏隆（Ariel Sharon）访问圣殿山（Temple Mount）而来的第二次起义的爆发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但它是起源于奥斯陆协议以来经年累月的挫折和屈辱。基于上述原因，同时也包含了一些自身的原因，阿拉法特教导巴勒斯坦人民不要签署协议。

《塔巴协议》，尤其是《戴维营协议》，就是《奥斯陆协议》种下的苦果，并且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些进程中犯的首要错误是由其在所难免的对成果的拒绝，以及对整个谈判过程的怀疑所彰显出来的。萨义德2002年6月发表于《金字塔报》的文章尖锐地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员和领导人是不可原谅的，这些官员和领导人在占领了的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仁慈监督下，在一段时间里像“维希政府式”的统治者一样行使权力。这些人过去和现在都是“残暴、专制和难以想象的腐败的代名词”［出自《巴勒斯坦如今的选择》（“Palestinian Elections Now”），《金字塔报》 2002年6月］。

萨义德在同一份报纸的另一篇文章中写到，阿拉法特和他的圈子“让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巴勒斯坦人（以此指代其他的阿拉伯人）受到了诽谤，并绝望地被他们的领导人带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没有较高的原则也没有现实且实用的战略。“多年以来，阿拉法特一直代表他的人民，代表他们的苦难和事业，并且和他的其他阿拉伯同行一样，他就像一个过熟的水果一样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目标或立场。”［出自《阿拉伯的分裂和党派之争》（“Arab Disunity and Factionalism”），《金字塔报》2002年8月］

那么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如果巴勒斯坦的领导是腐败无能的话；如果以色列政府甚至不能信守自己做出的承诺，更别说满足谈判对手的愿望的话；如果双方都存在太多恐惧和厌恶的话，既然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甚至包括美国——最后都在原则上接收了它，那么一个同时适用两国的解决方案又该如何实施？因此，爱德华·萨义德再一次站在了几乎所有人的对立面。

当萨义德于1980年第一次发表针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时，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辱骂，尤其是在阿拉法特发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然后到了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承认最好的结果的确就是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是巴勒斯坦人的——这也呼应了萨义德的观点，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间不存在互惠互利的领土自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半数被占领的土地被征用；随着巴勒斯坦社会渐渐混乱，公认的巴勒斯坦的土地几乎全变成了满是废墟的孤岛，只有无精打采的棕榈树和被毁坏的房屋，在那里，受到羞辱的成年人失去了主动性，很快就变成了被孤立的愤怒的青少年，萨义德总结说这一切越来越不可抵抗。

一名巴勒斯坦男人正在用弹弓对抗以色列军队 Larry Towell / Magnum Photos

以色列永远不会放弃约旦河西岸，至少绝不会将之留在一个连贯的、可支配的状态下。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会组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除了罪恶的黑手党还有谁会想去“统治”这个国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想象中的“巴勒斯坦”只是个幻象——且是个相当吸引人的幻象。不论是好是坏，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只存在过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不是乌托邦，这只不过是基于实用主义对错觉进行的攻击。真正现实的做法是接受这一事实并思考如何在不利的境况下尽力得到最好的结果。“比拥有一个国家重要得多的是弄清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在人生的最后10年，萨义德坚定地倡导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建立单一的世俗国家这一观念。

爱德华·萨义德对自己的建立单一国家的信念，对目前僵局进行无排他性的、世俗的、民主的选择的根据是什么？第一，现实的状况非常糟糕且还将继续恶化：两个民族都由各自的受害者的叙述维持着，为了同一块小小的土地跨过子女的尸体进行无休止的竞争。其中一个民族是一个有武装的国家，另一个民族由一群无国籍的人民组成，但在其他方面它们惊人地相似：毕竟，如果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真实写照，不是一个包含驱逐、流散、复活和回归的故事的话，巴勒斯坦民族的故事又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将有争议的“家园”分割得顾及双方利益且让双方都满意。对于两个互相怨恨，且各自的选民成天都想着怎么破坏并吞并邻居的国家，很难在它们之间得到良好的结果。

第二，在巴勒斯坦的环境下一些基本的事物发生了改变。40年来，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在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土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营，在各个地方流亡——都被忽视了。他们的存在长期被以色列政治家否认；对他们的驱逐已经从官方记录中清除，在历史书中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村庄和土地从地面上被抹去。就像萨义德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切就是他一直讲述同一个故事的原因：“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维持这些证据；除非你不停地讲述它们，不然它们就会被扔下并消失不见。”然而“这50年来维护这些证据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它们正在逐渐消失”。这就像是在说除了有人犯下什么恐怖主义暴行的时候，其他时候巴勒斯坦人都不存在——而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曾是他们的全部，他们的出身地还是个谜，他们的暴力的来源也无处可考。

这就是为什么“回归的权利”是所有巴基斯坦人诉求的重点——不是因为任何掌权者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可以“收留”数百万难民及他们的后代，而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对最开始发生的驱逐的承认，一个对原始错误的承认。这也是萨义德对《奥斯陆协议》不满的原因：这个协议似乎在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找借口，或者干脆原谅了它。但“以色列不能被原谅，而且在它被要求（强调为我所加）弥补好自己的错误之前它都不应被允许离开谈判桌”［出自《〈奥斯陆协议〉的代价是什么？》（“What Price Oslo?”），《金字塔报》2002年3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美国以外的多半世界现在已经看见了巴勒斯坦的悲剧，且他们看见的几乎和巴勒斯坦人一样多。他们是以色列的原住民，是一个被自己的国家排除在外的原住民团体：他们被驱逐，他们的土地遭遇非法征用，他们被限制在“班图斯坦”，许多基本权利被剥夺，且每天都在遭受不公正和暴力。如今，以色列人不会再找借口说1948年阿拉伯人是因自己的意愿或因外国的暴君的强制命令离开故土的，虽然我们曾一度以为真相就是那样。这一领域最著名的以色列人学者之一的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最近提醒以色列《国土报》的读者说，以色列人并不仅仅在1948年至1949年试图开始进行种族清洗时驱逐巴勒斯坦人，他们还犯下了诸多战争罪行，包括强奸、杀害妇女和儿童。

Larry Towell / Magnum Photos

当然，莫里斯对这个记录无动于衷——他将之视为国家建设时的间接伤害。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萨义德的第三点依据，即他所认为的存在建立单一国家的机会这一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当巴勒斯坦的事件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并且越来越占据道德上风，以色列的国际地位猛然间就崩溃了。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被驱逐、被殖民、被占领和被虐待，而这些行为的发动者不是法国人或是荷兰的非洲人，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来说，反而是“在纳粹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且有过种族灭绝和种族迫害记忆的以色列犹太公民”。

被受害者迫害的受害者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就像萨义德所指出的那样，阿拉伯人倾向于最小化或者干脆否认大屠杀以避免其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并未使情况变得更好。但当涉及虐待别人时，就算是受害者也没有永久的豁免权。波兰人在“冷战”前后及“冷战”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能用300万遭受希特勒迫害的波兰人抵消。在细节上稍加修改后，同样的理论亦可用于以色列人的情况。在1967年取得军事胜利之后，以色列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形象就是由其左翼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和许多分布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仰慕者建立的：他们将以色列描述为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勇敢的小国家，那里的人们令沙漠开出鲜花，当地土著居民出现在被粉饰过的画面中。

在入侵了黎巴嫩，且发生了80年代晚期的暴动之后，以色列的公众形象渐渐变得黑暗起来。如今它的形象已变得恐怖：在那里，18岁的年轻人会拿着M-16卡宾枪嘲讽老年人（“保安措施”）；推土机定期破坏掉一整栋公寓（“集体惩罚”）；直升机在住宅区发射火箭弹（“定点清除”）；在那里，拿着补贴的移民在游泳池嬉戏，而不远处就是长满脓疮或渐渐腐烂的阿拉伯儿童；退休的将军和内阁大臣们公开声称要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像把蟑螂毒死在瓶子里那样”［拉斐尔·埃坦（Rafael Eytan）语］的严密封锁，还表示要把土地上的阿拉伯癌症清理出去。

以色列完全依靠美国提供金钱、武器和外交支持。有一两个国家与以色列有共同的敌人；少数几个国家购买其武器；剩下的大部分国家因为无视国际条约和秘密制造核武器而成为其帮凶。但除了美国，以色列其实并没有朋友——它在联合国甚至都不能算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尽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政治和外交上不成熟（我们可以在萨义德的作品中查到这一点）；尽管阿拉伯世界还存在许多缺点——“他们还徘徊在人类前行的进程之外”；尽管以色列在自身宣传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这个犹太国家在今天仍然被广泛认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取得军事胜利37年后，以色列仍未获得安全；它已经失去了国内和国际的尊重，且它永远丧失了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机会。

对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怀疑得到了新的承认（尤其重要的是，许多深受以色列人困扰的人也这么认为），这使得设法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成立单一国家的愿望更难而不是更易实现。并且，就像有些巴勒斯坦人会一直怨恨自己的犹太邻居那样，有些以色列人也会因以色列曾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事而永远无法原谅巴勒斯坦人。但就像萨义德所理解的那样，巴勒斯坦人对受忽视的委屈感和以色列人对道德公正的坚持就是阻碍他们解决困境的两大障碍。没有哪一方愿意“直视”对方。正如奥威尔在其《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Notes on Nationalism）中所述：“如果一个人的脑海中藏有民族主义的忠诚或仇恨，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但是不能承认的。”

如今，除去其他不论，事实上双方都有一些人——不夸张地说——承认对方的观点。我认为这一点认知源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居住在同一片地区，且在可见的将来会一直如此。他们的命运绝望地纠缠在一起。无论是否有围栏，现在被以色列人统治的区域只会通过国际社会所不承认的武力方式“清洗”居住其中的阿拉伯人（或是犹太人）。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注定会失败——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历史上的以色列”也注定会失败。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能够尊重和容纳这两个民族的单一国家必须出现，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出现。

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解决中东问题的真正阻碍不是阿拉法特或是沙仑，甚至不是自杀式炸弹或是定居点的乌尔特拉斯，而是美国。只有在美国，以色列的官方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巴勒斯坦的宣传则彻底失败。美国犹太人（或者说是阿拉伯政治家）处于“幻想和神话包围的特别的自我隔离”状态中［《美国犹太人的危机》（“Crisis for American Jews”），2002年5月］。许多以色列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占领约旦河的行为对他们的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这个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敏感）：“另一个国家的规则使得以色列自身的规则遭到扭曲，变得堕落，使国家被撕毁，使社会被破坏。”［安·古里（Haim Guri）语］但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几乎所有美国政治家，对此都一无所知。

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萨义德在许多文章中要求巴勒斯坦人将自身状况向美国公众展现出来，而不是仅仅恳求美国总统“施舍”一个表态。美国公众的意见很重要，而萨义德对无知的反美国主义阿拉伯学者和学生非常失望：“只是坐在贝鲁特或开罗的会议厅里谴责美帝国主义（或是犹太复国殖民主义），而不明白这个政府愚蠢或残忍的政策并不总是真实地代表了复杂的社会情况这一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自己国家目光短期的政策失望透顶：只有美国人能打破中东杀气腾腾的僵局，但是“因为美国拒绝看清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指望它能补救些什么”。

美国是否会清醒地负起责任并抓住机会现在仍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除非我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进行一场辩论，不然美国一定不会有所行动，但这场辩论一定是许多人希望回避的，它甚至会使美国——和以色列一起——被世界其他国家孤立。为了保证其有效性，辩论必须在美国进行，且必须由美国人指挥。这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站在奇异却又重要的位置的原因。30年来，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使美国展开了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谈话。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了一次无价的公益服务。他的去世会在空洞乏味的美国公众生活中激起波浪。他是无可替代的。

*本文亦收录于《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作者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重估价值》《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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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