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大丧乱”“大裂变”，名士刘琨为何“逆行”坚守并州？

▲汉~晋 金镶松石螭龙纹带扣

1991年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西晋末年的“大丧乱”，

不仅是各种自然灾害的“集中汇总”，

惨烈超越以往，

更是长久以来皇权矛盾、社会矛盾

与民族矛盾的“大爆发”，

造成极大社会动荡，

导致王朝最终灭亡。

灾难开始后，

大量并州汉族居民的外迁

已使并州及北部中国的民族人口构成

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恢复西晋在北部中国的统治秩序，

刘琨不得不勉强周旋，

争取不同民族力量的支持。

刘琨的努力虽然最终无果，

但其奋斗经历

不仅说明了西晋覆亡的真实原因，

也见证了当时社会

从单一民族向多民族混居形态转型的生动过程。

本期推出的是，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

撰写的文章：

何意百炼刚 化为绕指柔——

西晋末年“大丧乱”与名士刘琨的应变策略

▲西晋时期全图

西晋末年发生的一系列丧乱（包括“八王之乱”“永嘉丧乱”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重大事变，在中国政治演变与民族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西晋末年“大丧乱”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外逃、外迁活动，其中包括第一次中原汉民族的向南大迁徙——“永嘉南渡”，这是一次直接关系中国境内民族分布格局的重大改变。

在这样王朝嬗变与社会大激荡的历史地理背景下，各类事件、各色人物的表现与各种人群的行动复杂多样，共同构成了关于这场大事变的纷繁的研究主题。因而，晋末“大丧乱”的研究在中国政治史与灾害史的研究中都有着非凡的位置与影响。对此，前辈学者从各个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

笔者认为，晋末“大丧乱”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相交织，王朝政治矛盾与境内民族矛盾相交织。其导致的结果同样复杂多样，既有各族百姓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又有群体性的民众大规模迁徙，更有不同民族政权登上历史舞台，即习称为“十六国”的民族政权的崛起。

在政治形态上，西晋的动乱与衰败，直接引起各民族领袖强烈的政治诉求，进而激发了民族政权建设活动。这种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在研究晋末“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及“十六国”等政治事件时，有必要探求各类政治、社会事件与长期以来中国境内民族迁徙、民族关系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联。

可以看到，在这场大事变中，一些“逆行者”的行迹似乎更值得关注，他们在灾难面前的思考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努力，在中国民族关系融合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促使后人对当时的社会巨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名士刘琨就是一位这样的“逆行者”。

作为晋朝官宦士人群体的代表之一，刘琨与祖逖很早就以“闻鸡起舞”的典故而驰名天下。但是，翻阅史卷，可以发现，刘琨不是位怯儒的文士，而是勇于在动乱时代“逆风而行”的英雄人物。其生平事迹不乏跌宕起伏，富于传奇色彩。因此，刘琨特立独行的事迹是观察那个特殊时代变迁的一个重要切入口。以往学术界对于刘琨与并州地区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斗争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于其在西晋末年“大丧乱”中的思想历程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应对举措则论列较少。

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及其间重要人物研究，是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关键性主题之一。而西晋末年“大丧乱”与刘琨的代表性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从刘琨身上可以看到大灾难在个人身上的印记，也可以看到其在一个特殊时代中的应变努力。在西晋末年“大丧乱”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刘琨的举止，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群体——华夏(汉)族士人的趋向与作为。

笔者通过刘琨生平事变的爬梳，要展现的正是在西晋末年“大丧乱”中“大裂变”“大动荡”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生于其间的传统华夏（汉）族土人的处境、应变策略与实际效果。作为灾害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尝试，笔者旨在抛砖引玉，以就教于高明。

▲西晋 东王公画像砖

金昌市博物馆藏

西晋名士刘琨出身于显赫的官宦家庭，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晋书·刘琨传》称：“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也。”魏昌，由汉代汉昌县改置，治在今河北定州市东南。其祖刘迈曾担任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等职，其父刘蕃也曾官至光禄大夫。刘琨与其兄刘舆（字庆孙）不仅少时生活优裕，且才华出众，闻名一时。又因其舅父为当时尚书郭奕，因此，兄弟二人颇受士人推重。当时洛阳城中有谚语称：“洛中奕奕，庆孙、越石。”刘琨兄弟借助家族势力与个人魅力，很早就进入了当时非常显赫的官宦群体，年仅36岁刘琨已官至司隶从事。

当时，在京都洛阳的官宦集团中，以权倾一时的秘书监贾谧为核心，形成了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小团体，其成员都是驰名一时的名流权贵，如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等。刘琨也是其中之一，并借此名望，平步青云，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太尉、高密王（司马）泰辟为掾，频迁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赵王司马伦执政，又以刘琨为记室、从事中郎等职，司马伦之子司马荂为刘琨之姊丈。因而，刘琨父子、兄弟并为司马伦等人所重任，这种显赫权势在当时也是相当罕见的。

但是，家世显赫的刘琨并没有像一般富家子弟那样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是心高气傲，志向远大，对于自己的人生与事业成就有着很高期望。这就有了流传千载的“闻鸡起舞”的故事。祖逖与刘琨有着十分相近的家世背景与早年经历。其为范阳遒人，遒县，又作迺县，治今河北涞水县北。祖逖家族同样“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祖家、刘家均属于权宦之家，祖逖、刘琨两人同样很早入仕，成为当时北方世族集团的后起之秀，对自身日后的发展前景均有着很高期待。

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正如刘琨等人所预感的那样，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天下大乱，大厦将倾，王朝覆灭，总有些征兆。笔者所谓西晋末年之“大丧乱”，是一系列丧乱的合称，其始自“八王之乱”，而“永嘉丧乱”及“永嘉南渡”等，都是晋末“大丧乱”的组成部分。大丧乱伊始，西晋已进入风雨飘摇之中。惠帝于公元290年（年号初改为永熙，291年又改为永平、元康等年号）即位，贾后专权，着手争权夺利，消除异己势力，由此，西晋王朝之内争演变为皇族宫廷内斗及依附的官宦集团之间腥风血雨的屠戮，从而拉开了晋末“大丧乱”的序幕。之后，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二十余年间，宣告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天祸晋室，四海颠覆，丧乱之极，开辟未有。”又如时人孙惠指出：“自永熙（元年，290年）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八王之乱”可谓传统世袭分封制度弊端的极致事例，在中国王朝历史上屡屡被视为“最恶劣惨酷”的典型。

▲西晋 蝉纹金珰

2003年山东临沂市王羲之故居洗砚池M1出土

临沂市博物馆藏

根据古今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及笔者的思考，西晋末年“大丧乱”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晋末“大丧乱”始于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之内部失序及内争，这种内部失序与内争不仅摧毁了王朝统治秩序，也完全撕碎了王朝皇权的权威与正统。可以说，这种皇族内部至亲间的残杀与无情毁灭，大大损毁了西晋的国力，成为西晋王朝覆灭之关键，对于中国王朝政治历史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自291年惠帝即位之后，大权在握的贾后即着手重整朝局，掀开了所谓“八王之乱”的序幕。“后三年，帝（晋武帝）崩而惠帝立，天下自此乱矣。”《晋书·惠帝纪》称：“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晋书·五行志》曾载云：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此又失在狂也。

在传统士大夫看来，王朝士大夫之行止轻薄，骄狂失态，法纪败坏，而招致全社会对于官宦集团的厌恶与不信任，才是西晋统治失序的症结。那么，其他非汉民族为何不能取而代之？而皇族至亲间的残酷斗争，更让西晋王权的威信扫地。“八王之乱”直接冲击与动摇了西晋王朝的政治秩序与基础。正如后世史臣评论所云：

祸难之极，振古未闻，虽及焚如，犹为幸也。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闭，戎兵接而宗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诗》所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八王之谓矣！

“八王之乱”彻底击碎了西晋皇族的权威，引发天下人的骚乱与反抗。可以说，“八王之乱”是颠覆西晋王朝的祸首，不仅是对于传统时代“家天下”专制体系的全面否定，而且所造成的物力与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极大。如永兴元年（304），惠帝在诏书中称：“朕以不听，纂承鸿绪，于兹十有五载。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废重宫，宗庙圮绝”。又例如：

永宁元年（301），“是年春，三王讨赵王(司马)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

太安二年（303）八月，“（河间王司马）颙遣其将张方，（成都王）颖遣其将陆机、牵秀、石超等来逼京师（洛阳）。”九月，“张方人京城，烧清朝、开阳二门，死者万计。”十一月，“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公私穷踧，米石万钱。诏命所至，一城而已。”

其次，晋末“大丧乱”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类型繁多，如旱灾、水灾、蝗灾、疫病等，且连续发生，交互影响，造成百姓生命与财产的极大损失。《晋书·食货志》就有一段关于晋末“大丧乱”的著名论述：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这段文字描述了晋末“大丧乱”的悲惨场面，极度饥馑形成的粮食危机贯穿其中，而由人口买卖造成的人口流移更是十分严重。当时蝗灾涉及的范围极广，影响极大。幽州、并州、司州、冀州、秦州、雍州等，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以北地区。而当时发生流行疾疫的大传播，再加上寇盗蜂起，天下百姓非正常死亡数量极多，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景象十分可怖。

第三，在西晋末年“大丧乱”中，皇族权宦集团的相互厮杀、各民族政治抗争运动与自然灾害相交织。严重的自然灾害与粮食危机可以直接点燃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引发各民族民众的反抗运动。在天下无序，血腥屠戳的时代，还能要求天下各族百姓引颈就戮，坐而等死吗？如“惠帝元康七年（297）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可见，由严重旱灾引发的粮食供给危机与疫病流行，直接引发饥馑与粮价飞涨，以及非汉部族的武力反抗。而西晋各级官府根本没有应对之力，只能听之任之。

▲西晋 青瓷狮形插器

六朝博物馆藏

在这场“大丧乱”中，最值得关注的动向之一，便是各民族领袖政治反抗运动之蜂起。自秦汉以来，周边民族内迁的脚步从未停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达到了高潮。不少汉族士大夫对于边疆民族的内迁表达了忧虑。如西晋人士阮种指出：“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不难理解，民族混居，民族结构成份复杂，势必对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处措不当，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在晋朝末年“大丧乱”的血腥争斗中，王朝权威荡然无存，自然得不到各族百姓之拥戴，这就给了各族豪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又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各民族领袖在反叛西晋王朝的同时，致力于新的政权建设。这样一来，晋末的政治抵抗运动发展成为各族政权的建设风潮。

传统汉族士大夫往往蔑称为“五胡乱华”，自然失之于荒唐。这不仅因为当时崛起的政权中，其民族成分并不单纯，十分复杂，汉族与非汉族都有；而且在所谓“十六国”的政权建设中，大批汉族士大夫参与其中，没有他们的参与，当时数量众多的政权建设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可以说，当时的所谓“十六国”政权，都是多种民族共建之政权，并无疑义。

在内迁中原的边疆民族中，匈奴族群数量最为众多，分布也最广，因而，以匈奴人为首的政治抵抗运动也最早发生。在当时的政治地理区域中，匈奴族系集团距离西晋统治中心区又最近，因而其威胁也就最大，最后推翻西晋王朝的也正是匈奴（《晋书》称为“北狄”）族系的汉赵国。

当时较早的政治抵抗运动有：元康四年（294）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六年（296）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八月，“秦雍氐、羌叛，推氏帅齐万年僭悟号称帝，围泾阳。”而在当时建置年号的各族政权远远不止16个，如太安二年（303）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反，以山都人丘沈为主，改姓刘氏，伪号汉，建元神凤，攻破郡县”，又如“氐帅齐万年反于关中，众数十万，诸将覆败相继”。

在西晋末年“大丧乱”中，并州及河东地区是“丧乱”爆发最早，且受灾影响也最为严重的区域。“惠，怀之际，河东先扰。”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灾情异常严重，自然灾害与社会矛盾冲突相交织。除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外，并州境内的汉族人口大量外迁，境内民族人口构成发生急剧变化。

首先，原并州刺史司马腾的离任引发了山西中部各族人口的一次大规模外迁。史载：“初，东嬴公腾之镇邺（县，治今河南临漳县西南）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浑、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这里，将其所率领人口仅记为“万余人”，实际应该不止此数。

《晋书·刘琨传》又载：“时东赢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在这条记载中，又仅提到了“余户不满二万”，没有提及外迁人口数目。卢湛等人在上表中也提到这次外迁运动：“其后并州刺史、东赢公腾以晋川荒匮，移镇临漳（即邺县），太原、西河尽徙三魏。”同样没有提及外迁人口数字，但是，将外迁人口地区范围扩展至太原与西河两郡。

此外，在晋末动乱之中，山西民众自发组织外迁者不乏其人。如平阳人李矩就是一个著名坞主。“属刘元海攻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后移新郑（今河南新郑市）。”这种坞主与所附百姓的活动，可以视为动乱时平民的无序迁徙活动。其目的性不强，又往往与劫掠等活动相掺杂，最后成功率并不大。

▲三国 魏~西晋 “魏归义氐侯”金印

甘肃省博物馆藏

其次，作为避难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西晋末年“大丧乱”发生之后，并州及河东世家大族纷纷加入到外迁及南迁的行列。众所周知，在人口迁徙活动中，世家大族外迁有着独特的优势，其迁徙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1）河东闻喜（治今山西闻喜县）郭氏。著名学者郭璞就是河东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是河东闻喜人，为一代大学者。“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对于晋末大丧乱，精于卜筮的郭璞很早就有预感。“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因此，他组织家族、乡人向南迁徙。“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在途经庐江（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时，“时江淮清晏，（太守）孟康安之，无心南渡”。郭璞等人后渡江，路过宣城，最后抵达建业（即今南京市），成为王导的重要辅佐之一。

（2）河东安邑（治今山西夏县）卫氏。卫氏为河东安邑大族，累世高官。卫瓘在“八王之乱”中被杀。而《晋书·卫玠传》载称：“玠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为门户大计，其母涕泣从之。临别，谓其兄（卫璪）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可谓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舆母转至江夏（治今湖北云梦县）。”卫玠于永嘉六年（1312）病死后，先被葬在南昌，后又改葬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市）。

（3）河东猗氏（治山西临猗县南）王氏。河东猗氏人王接之子王愆期“流寓江南”。

（4）并州太原（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孙氏。孙氏为太原中都（治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大族，孙楚之孙辈如孙统、孙绰及孙盛等皆自幼时过江，“居于会稽，游放山水。”

（5）太原晋阳王氏。王承“永宁初，为骠骑参军。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寻去官，东渡江。”

同时也应看到，作为当时并州人口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当时山西境内非汉族人口的大量聚居与数量的迅速增长。时至西晋，并州作为南迁匈奴族最集中的分布地，匈奴户口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之高，已引起时人的强烈关注，“塞外之虏”名称已经为“并州之胡”的名称所取代。西晋人江统在《徙戎论》中就充分表达了对“并州之胡”的忧虑：“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元代胡三省注解云：“谓并州所统六郡也，《晋书·匈奴传》曰：匈奴与晋人杂居，平阳、西河、大原、新兴、上党、乐平，莫不有焉。”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在其著名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强调：在匈奴等族大规模内迁之后，山西与陕西等缘边地区存在非华夏人口的增长与汉族人口的损减问题，导致西北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农牧业经济之变化。其中，也注意到了民族人口的变化。“自此（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西高原南缘山体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的今山西中部、南部，也变成了匈奴的杂居区；此线以南的关中盆地的氐、羌人口，只有比东汉末年以前更多”。据《晋书·地理志》，河东与平阳两郡属于司州的范围，而太原国、西河国、新兴、上党、乐平四郡国属于并州。根据《晋书·地理志》中所录极不完整的户口数据，也可以得知并州六郡（包括今山西中部、南部及晋东南大部）汉族总户口不满十万户，而平均每县户口数量不足两千户(见表1)。而在西晋末年“大丧乱”发生后，原并州刺史司马腾的带头外迁与世家大族的成批外迁，又将并州六郡汉族户口不足的情况推向了极致。

永嘉元年(307)，在并州及河东汉族士民一片外逃的浪潮中，刘琨临危受命，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当时，西晋末年的“大丧乱”已进入高潮，形势十分恶劣，刘琨进入并州之路已非常艰险。他在上表中描述了路上见闻：

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唯有壶关可得告籴，而此二道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遑寝食。

据此可知，刘琨是从壶口关进入并州境内的，壶口关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太行山口。当时，刘琨进入并州境内，道路险峻，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胡寇塞路”，即以“胡寇”（“匈奴”之音，促读为“胡”）为主的非汉民族已占据了主要道路，外来官员进入已很不易。并州境内汉人人口外逃情况非常严峻，“流移四散，十不存二”。同时，非正常死亡数量难以胜数。“死亡委危，白骨横野。”然而，与之形成极鲜明反差的是，匈奴等非汉民族人口却十分繁盛，“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这也正是刘琨进入并州地区所面临的险恶状况。面对如此险恶的境况，刘琨仍然毫无退缩之意，不得不佩服刘琨过人的胆量与勇气。然面，长期以来形成的严重局势，又不是仅靠个人勇气与努力就可以轻易改变的。

▲西晋 象牙尺

北京石景山八宝山华芳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在“八王之乱”中，身处权势高层的刘琨一家不可避免地卷入当时的政治争斗的风涛之中。然而，就在天下陷入大乱的时候，颇有名士风范的刘琨却临危受命，北上就任并州刺史，称之为“逆行者”并不为过。然而，不得不承认，起初，家世显赫又才华横溢的刘琨对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并没有多少深入的认识。心高气傲，作风浮夸，是年轻时的刘琨给予旁人的印象。

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已，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

在自然重灾与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刘琨没有选择后退，没有选择逃避，显示出极大的勇气与胆识，希望凭自己的力量，恢复西晋王朝在并州的影响。“志枭逆虏”，作为刘琨维护西晋皇权的誓言，既表达了他对皇权的无限忠诚，也表达了对那些不顺王命者的仇恨。刘琨北上进入并州的统治，也可以说是西晋王朝为了挽回其政治覆亡命运所做的最后努力，自许甚高的刘琨担当了这一重大使命，并州地区的重要区位价值同样使刘琨深感责任重大。他在上表中讲到：

臣伏思此州，虽云边朔，实迩皇畿，南通河内，东连司、冀，北捍殊俗，西御强虏，是劲弓、良马、勇士、精锐之所出也。”

刘琨进入并州后，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琨抚循劳来，甚得物情……在官未期，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琨父（刘）蕃自洛（阳）赴之，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在一个较短时间里，刘琨的个人抱负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遇与环境，个人荣禄在其到任并州刺史时也达到了巅峰。可以说，正值天下危难之际，刘琨的声名却在不断上升。

▲西晋 青瓷神兽尊

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藏

晋朝最高统治者在天下板荡、无人可用的窘境之下，也大力拉拢刘琨等忠义之士，不吝高官虚名。如“（永嘉）四年（310）冬十月，壬子，以骠骑将军王浚为司空平北将军，刘琨为平北大将军”。“愍帝即位（313），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二年（314），“封西平郡公并州刺史刘琨为大将军”。三年，“（进）大将军刘琨为司空，进封代公猗卢为代王。”三年（315），“帝遣兼大鸿胪赵廉持节，拜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琨上表，让司空，受都督”。

然而，现实如此残酷，刘琨的光复之路又是极其坎坷的。“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平心而论，升任并州刺史，对于官宦公子出身的刘琨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个人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不是豪言壮语所能替代的，而奢侈率性的“公子哥”品性也不是短时可以改变的。这一切注定了刘琨个人际遇的悲剧。

不过，如果将刘琨的悲剧完全或简单归之为个人才能与性格的缺陷，肯定也是不公允的。可以说，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光靠刘琨一己之力，想做到根本性扭转并州地区的被动局面，恢复西晋在当地的统治秩序，只能是痴心妄想。

刘琨进入并州诸郡之时，并州之地大部已为残破之地，为刘渊所攻陷。“永嘉元年，并州诸郡为刘元海所陷，刺史刘琨独保晋阳。”也就是说，刘琨到达晋阳后，并州郡县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所谓“并州刺史”已成为空衔，据守于“弹丸之地”，风雨飘摇。刘琨作为“逆行者”的勇气可嘉，但是，面临的现实与遇到的问题却是异常棘手的。应该说，在应对过程中，刘琨显示出非常顽强且具有灵活性的应变策略。

首先，当时刘琨最大的威胁来自南匈奴刘渊部。匈奴族的内迁始自西汉末年。《晋书·北狄匈奴传》称：“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自东汉以来，塞上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开始逐渐向南移居，至魏晋时期已经完成了由“塞上虏”到“并州之胡”的历史性转折，其主要分布地集中于并州境内。因此，在所谓“十六国”中，匈奴集团政权起事最早，影响也最大，其创立的系列政权有“汉赵国”，包括刘氏汉国以及刘曜的前赵国、石勒的后赵国等。《晋书·北狄匈奴传》称：

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治今山西汾阳市）；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治今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治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治今山西忻州市）；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治今山西文水县东南）。”

简单比较一下可知，时至三国年间，并州境内匈奴部落数已经与汉族户数相接近。而西晋初年，匈奴族户口数量增长的势头相当迅猛。“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其后，又出现匈奴人的入迁高潮，由此，造成黄河中游（集中于今山西、陕西两省）地区“北狄匈奴”族群人口的极度膨胀。

至太康五年（284），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司马）骏降附。明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在匈奴族酋长中，刘姓单于势力最大。如《晋书·刘元海载记》称：“魏武分其众（即并州胡）为五部，以（刘渊之父刘）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也就是说，作为并州首邑的晋阳已经成为南迁匈奴族群的聚居中心之一。西晋政权对于五部匈奴的势力存有戒心，刘渊本人也曾作为“任子”，长期居留于洛阳。“八王之乱”爆发后，刘渊趁机逃回并州故地，很快树起了政治抵抗的大旗。“元海至左国城（在今山西离石市东北），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己五万，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市）。”后又“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关于原并州刺史司马腾之外迁，《晋书·刘元海载记》做了另一种解释：“东瀛公（司马）腾使将军聂玄讨之，战于大陵（治今山西文水县东北），玄师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遂所在为寇。”也就是说，司马腾是在与刘渊匈奴集团交战惨败后，不得不逃离并州的，而且把并州两万余户百姓也带走，这样一来，并州地区汉族人口的稀缺局面已难以挽回。而在赶走司马腾之后，刘渊部势力更加强盛。“元海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治今山西隰县），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晋书·地理志》称：“及永兴元年（304），刘元海僭号于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称汉，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这就是刘琨进入并州之前的实际形势。

▲西晋 青釉胡人骑狮器

2003年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出土

临沂市博物馆藏

进入晋阳之后，新任并州刺史刘琨部与刘渊部的势力进行了艰巨的交争，然而，在这场交争中，刘琨往往处于劣势。“（永嘉）三年（309），刘元海遣子聪及王弥寇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市），围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使兵救之，为聪所败。”又“（刘）聪遣刘粲、刘曜等攻刘琨于晋阳，琨使张乔距之，战于武灌，乔败绩，死之，晋阳危惧。太原太守高乔、琨别驾郝聿以晋阳降粲，琨与左右数十骑携其妻子奔于赵郡之亭头，遂如常山（治今河北正定县南），粲、曜入于晋阳。”刘琨在此也遭遇了入境并州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晋书·刘琨传》载：“（刘）聪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以郡降聪，琨父母并遇害。”为了挽回败局，刘琨不得不求助于塞北的拓跋鲜卑部。

需要补充一句，汉赵国的强大，与其境内户口繁盛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刘氏汉国最盛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通常，史书中的户口记载不免有夸饰成分，然而，汉族士人所撰非汉民族领袖传记的内容，不会为其过分粉饰夸大。如果将其上述数字简单相加，即可知其辖下户口已达63万户(落)。如果按每户5口计，总户口已达300万以上。与之相印证，《刘聪载记》又记载：永嘉时期，河东地区灾患频发，“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与之相比，刘琨所部的户口数量就显得十分可怜了。

其次，为了在与刘氏汉赵国的争斗中争取帮助与支持，刘琨不得不倒向塞北拓跋鲜卑部。自东汉末年，拓跋鲜卑已从大鲜卑山北段内迁至漠南草原。至始祖拓跋力微时，势力开始壮大。“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三十九年，迁定襄之盛乐。”拓跋鲜卑部的西迁及南迁，对西晋王朝边境安全也构成了很大威胁。“于时幽、并东有务（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卫）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然而，这种斗争并没有阻止拓跋鲜卑南迁的脚步。到拓跋禄官为首领时，拓跋鲜卑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㐌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

出于地缘便利，拓跋鲜卑部很早就加入了中原地区的争斗。起初，拓跋鲜卑与晋朝官府关系良好，曾经多次帮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反击匈奴部族的进攻。“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晋书·刘琨传》也记载：“初，单于猗㐌以救东赢公（司马）腾之功，琨表其弟猗卢为代郡公，与刘希合众于中山。”升任并州刺史后，刘琨也与拓跋鲜卑部保持了较好的关系。而在与匈奴刘渊部的征战中，刘琨同样需要利用拓跋鲜卑族的力量，因此，不惜以儿子刘遵作为人质。

“三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刘）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所以，当刘琨受到攻击时，拓跋鲜卑才会出手相助。“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然而，这种帮助不是没有代价的。《晋书·孝怀帝纪》记载：“（永嘉）五年（311年），十一月，（拓跋）猗卢寇太原，平北将军刘琨不能制，徙五县百姓于新兴，以其地居之。”《魏书·序纪》则用了另一种口吻：

晋怀帝进帝（即拓跋猗卢）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

但是，查《晋书·地理志》记载：“魏黄初元年（220），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陉岭，即句注山，或称“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早自曹魏之时，并州雁门山以北地区已经被放弃了。刘琨将其让给拓跋鲜卑部，只能说是顺水人情，或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或割让。但是，可以说，刘琨的乞求与退让，给了拓跋鲜卑向南发展、全面进入雁北地区的机会。

▲后赵国疆域图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当然，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发展同样是充满变数的。《晋书·刘琨传》记载：建兴三年（315）后，“寻猗卢父子相图，卢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刘）遵先质于卢，众皆附之。及是（刘）遵与箕澹等帅卢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琨由是复振，率数百骑自平城抚纳之。”对于这场事变，《魏书·序纪》的记载是相当含蓄的：“卫雄、姬澹等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遵南奔并州。”而《晋书·孝怀帝纪》又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建兴）四年春（316）三月，代王猗卢薨，其众归于刘琨。”应该说，拓跋鲜卑部落发生的变乱，给了刘琨一个千古难逢的机会。

当时，刘琨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却做出了不冷静的举动，立即向刘氏汉国发起了反攻。“属石勒攻乐平，太守韩据请救于琨，而琨自以士众新合，欲因其锐以威勒。”当时，箕澹等人反复劝告刘琨，不要立即转入反攻，刘琨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由此造成了又一场彻底的惨败。

箕澹谏日：“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琨不从。

通常，学界特别关注所谓非汉民族的“汉化”问题。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夷化”或“胡化”问题也相当突出，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更是特别明显。这群来自拓跋部落的所谓“晋人”与“乌丸”群体，长期浸染少数民族风俗，缺乏法制与军纪的管理，属于变动时期的逃难者，是“乌合之众”，怎能立即送上战场卖命呢？刘琨的冒险行动也彻底葬送了自己在并州地区所有努力经营的成果。“（石）勒先据险要，设伏以击澹，大败之，一军皆没，并土震骇。”在这种惨败的状况下，刘琨最终也被迫离开了并州，完全退入了冀州地界。

河北地区作为山西汉族外迁及退却的一个重要区域，各民族集团势力构成更为复杂，而且作为西晋王朝最重要的地盘之一，其残余势力尚十分强大。刘琨最主要的对手之一，便是占据幽冀地区的王浚。王浚，字彭祖，为西晋名臣王沈之后，继承其父爵位，初为博陵县公。在元康初年（292），升迁越骑校尉、右军将军等职，出补河内太守。后转东中郎将，镇守于许昌。在“八王之乱”中，王浚依附于贾后，职位得到迅速升迁，先后出任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等，成为西晋王朝镇守北方的重要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稳定，针对河北地区的民族构成状况，王浚极力拉拢非汉民族首领人物。

于时朝廷昏乱，盗贼蜂起。浚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

▲西晋 越窑青釉蛙形盂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杭州市余杭区舟枕磨子山出土

后来，在朝廷内争中，王浚和乌丸单于合兵，斩杀朝廷派遣的幽州刺史和演，自领幽州，驻守于蓟县（治今北京市西南），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他率众直接参与了“八王之乱”等权力之争，影响极大，而其军队的重要特征就是“胡、晋相参”：

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司马）颖……浚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可以说，正是在“八王之乱”中，王浚势力得到极大的提升。“惠帝旋洛阳，转浚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增博陵之封。怀帝即位，以浚为司空，领乌丸校尉，（段）务勿尘为大单于。浚又表封务勿尘辽西郡公，其别部大飘滑及其弟渴末别部大屠瓮等皆为亲晋王。”可以看出，王浚不仅利用“八王之乱”，参与朝廷内争来增强自己的势力，而且善于拉拢段氏鲜卑族等非汉民族力量。这在当时的汉族世族大臣中是相当突出的。在这一点上，刘琨也无法与之相匹敌。

无论就个人品性而言，还是就对于西晋王朝的忠诚度而言，刘琨都受到极大的推崇，而王浚则正好相反。但是，在现实争斗中，刘琨却无法与之相颉颃。“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数来击琨，琨不能抗，由是声实稍损。”因此，在与王浚冀州之争中，刘琨同样处于劣势。

由是刘琨与浚争冀州。琨使宗人刘希还中山，合众代郡、上谷、广宁三郡人皆归于琨，浚患之。遂辍讨（石）勒之师，而与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护诸军与疾陆眷并力攻破希，驱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复能争……时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浚日以强盛。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时与王浚争夺幽冀之地的，还有一个更强劲、更狡猾的对手，这就是石勒。石勒为上党武乡（治今山西榆社县西北）羯人，“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应该同属于匈奴族群集团，他早年作为“胡奴”被卖至河北、山东等地，曾经依附于魏郡汲桑，后来投归于刘渊，成为其手下的重要干将。石勒正是奉刘渊之命，率部向幽冀地区拓展，战功卓越，势力逐渐膨胀。

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

石勒抢夺幽冀之地，自然受到了王浚的强硬阻击。“王浚使其将祁弘帅鲜卑没务尘等十余万骑讨勒，大败勒于飞龙山，死者万余，勒退屯黎阳（治今河南浚县东南）。”这种客观形势促使刘琨与石勒联合起来。其实，在匈奴汉国创建之时，石勒为其大将，与刘琨所部互相攻击，刘琨曾极力拉拢石勒。“初，勒被鬻平原，舆母王相失。至是，刘琨遣张儒送王于勒。”刘琨有意将石勒收归西晋的政治体系之下，因而在其致石勒的书信中，对于出身“羯人”的石勒推崇备至：

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喻……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

这种赏赐与拉拢并没有达到目的，而是遭到了石勒的拒绝，晋朝的“虚封”也完全失去了意义。石勒等人明确意识到，要想取得幽冀之地的实际控制权，王浚与刘琨是其最主要对手，必须采取分化互解的策略。如石勒手下谋士张宾所云：“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 “今我都此（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恶及吾城池未固，资储未广，送死于我”。因此，在全力攻打王浚之前，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与刘琨假意交好。

勒纂兵戒期，将袭（王）浚而惧刘琨及鲜卑、乌丸为其后患，沉吟未发。张宾进曰：“......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渡而袭我也。

石勒、张宾等人的计谋果然得逞。“琨既素疾浚，乃檄诸州郡，说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将来令听所请，受任通和。”横行一时的王最终为石勒所杀。然而，石勒之后又向并州境内发起攻势，刘琨率领新近从塞外逃归的“晋人”进行反击，结果遭到惨败，被迫投奔段氏鲜卑首领，而其最后正是为段氏所杀。太兴元年（318）“五月癸丑，使持节、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为段匹磾所害”。

刘琨投奔于段氏鲜卑（又称“徒河”）首领，最终为段匹磾所杀，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两晋时期段氏鲜卑也是一个重要的北方非汉族集团，长期依附于王浚。“自务勿尘已后，值晋丧乱，自称位号，据有辽西之地。而臣御晋人。其地西尽幽州，东界辽水。然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控弦可四五万骑，而与石季龙递相侵掠，连兵不息。竞为季龙所破，徙其遗黎数万家于司、雍之地，其子兰复聚兵，与季龙为患久之。”

刘琨虽然势单力薄，但终究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因而也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他曾与段匹磾关系非常亲密，但是，作为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刘琨本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段氏鲜卑集团内部复杂的斗争之中，最后成为牺牲品。“及王浚败，匹磾领幽州刺史。刘琨自并州依之，复与匹结盟，俱讨石勒。匹磾复为段末杯所败，士众离散，惧琨图己，遂害之，于是晋人离散矣。”这里，也可以看出，王浚、刘琨作为当时留居北方的“晋人”代表，他们的相继失败，也意味着西晋王朝政治势力在幽冀之地的最终消亡。

▲西晋 青瓷扁壶

枫桥狮子山西晋墓出土

吴中博物馆藏

将重要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情、景”之下，再现其当时对于特殊历史环境与社会变动的感受与抉择，能够加深人们对于那个特定历史变迁的认知与理解。中国历史充满苦难性的事变，刘琨作为一个身陷特殊时代奋力挣扎的特殊人物，其经历与努力值得深入梳理，也可以成为观察与认知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重要视角与侧面。

西晋末年“大丧乱”是人为灾祸与自然灾变的综合体，因而成为中国王朝体制演变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其研究价值与意义值得高度关注。

晋末“大丧乱”首先是皇权矛盾的大爆发，“八王之乱”致使专制王朝秩序完全紊乱，皇权威信荡然无存。其次，晋末“大丧乱”又是自然灾变的大暴发。各种自然灾变直接影响无数士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朝廷的无视与自身救灾赈灾能力的孱弱，又让天下百姓完全绝望，从而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最后，晋末“大丧乱”导致整个社会政治矛盾以及民族矛盾的大爆发，从而激起了社会大震荡。

▲西晋 夔龙纹玛瑙璧

1978年洛阳偃师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历史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往往成为主导历代王朝嬗变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自东汉以来，周边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一方面使不同的民族聚居在一起，进入了各民族相互交融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民族内迁也使得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复杂。

总体而言，至西晋末年，自秦汉以来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已使不少地区民族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内迁民族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获得与汉族同等的地位与机会，而“八王之乱”使皇权威信扫地，王朝政治秩序紊乱，民不聊生，民族领袖奋起争取自身权益，表达政治诉求，自然正当其时。由此拉开了各民族政权建设的特殊时期，因此，当时区域政权之争，表面看起来又往往成为民族矛盾的焦点。“五胡乱华”实际上是一种极不公正的说法。

如何思考与应对这样一种发生着复杂的社会变更与转型的时代，成为当时士人需要慎重抉择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慘烈的“大丧乱”已经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大洗礼”与“大裂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天灾引发的生存危机、世袭皇权的弊端与危害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传统士人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与关系，其实是中国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上饶有兴趣的问题之一。通常，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人往往自带优越感，身世显赫的世族子弟更是如此，对于不同民族文化往往有着不理解与排斥的心态，在不同民族交往中常常会采取傲慢不合作的态度。然而，面对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时代，面对晋末“大丧乱”的空前未有局面，汉族士大夫们最初陷入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出自刘琨《重赠卢谌》一诗，历代研究者对此诗的诠释不一，然而，笔者以为，这首名诗是在晋末“大丧乱”的历史背景下所作，是刘琨对于当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重新思考的结果，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彷惶无助的苦闷心态以及奋力挣扎的现实困境。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球。

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

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就个人而言，刘琨在“大丧乱”中逆风而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与魄力，无疑是为了实现自己建立功业的志向。而从客观上讲，刘琨的努力只是作为西晋王朝试图重整政区建置与王朝政治的最后努力，刘琨的北上肩负着恢复晋朝统治地位的使命，可以视其为西晋王朝在北方的最后代言人。其最终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堪称为“悲剧英雄”，关键还在于“时势比人强”。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刘琨凭借个人的努力，不可能挽回西晋王朝全面瓦解的局面及其在北方残存势力的最终覆亡。

首先是汉族官员、士大夫阶层与民众的南迁及奔逃，晋朝统治失去了基础支持力量，刘琨依据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这一根本性的改变。其次，更为致命的是，融合是历史大趋势，无法阻挡。并州境内许多华夏（汉）族士大夫放弃晋朝，选择支持其他民族政权，投身于其政权建设，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所谓“五胡十六国”大都并非单一民族政权，甚至大都有华夏（汉）族士人的加入，并担任重要的职位，出谋划策不遗余力，这就让所谓“五胡乱华”的说法被无情地戳穿。再次，西晋朝廷没有任何的实力增援，只给一些空头名号，使下属官员只能凭自己的号召力及亲和力来积聚力量。西晋残余势力之间没有支持，甚至互相拆台，实际上大大加快了晋朝统治的覆亡速度。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已经完全变化了的民族人口构成。并州及冀州境内已成为匈奴与其他非汉民族的最大聚居区，忠于与支持西晋王朝的汉族居民已逃亡殆尽。不得不承认，没有庞大的民族人口基础，也就没有刘氏汉国、前赵与后赵国的出现与发展。

“十六国政治”的创立者以非汉民族为主体，突出反映了东汉以来内迁非汉民族在中原汉族王朝政治失序时代的政治诉求。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下，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士大夫面临前所未有的“大碰撞”与“大裂变”，即从单一民族社会向多民族共存社会的转变。刘琨“胆识坚定，临难无苟免之意”，实为汉族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但是，他必须面对多民族共存的现实社会情况，拿出适应当时形势的勇气与应变策略，与各民族政治领袖周旋及竞争，甚至还要寻求其支持。“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刘琨为了恢复西晋的统治，与其他民族领袖极力妥协，殚精竭虑，以寻求支援。先是求助于拓跋鲜卑势力，后又与石勒、段匹磾交好，都体现了其应变策略的灵活性与柔韧性。可以说，刘琨的最后失败，既反映了深刻的缺乏民族人口支持的历史大背景，即所谓“大势已去”，也突出地表现了其柔韧性应变策略的潜在危险。可以说，刘琨本人正是民族大碰撞与大交融时代政治权力斗争中令人惋惜的牺牲品！

▲西晋 青瓷人骑狮烛台

武汉市武昌区钵盂山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原题｜何意百炼刚 化为绕指柔——

西晋末年“大丧乱”与名士刘琨的应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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