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汣琰
编辑丨吴酉仁
求问：清朝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说“看到皇帝大婚，我高兴的一夜没睡，打心眼里为清朝的昌盛自豪”，是真的吗？
孙耀庭没有说过这句话。
首先，溥仪大婚迎娶婉容，是在1922年的12月。当时是民国，清朝灭亡已逾十年之久，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太监会在溥仪婚礼上生出“打心眼里为清朝的昌盛自豪”的怪异念头。
其次，据贾英华所著《末代太监孙耀庭》一书的记载，孙耀庭对溥仪婚礼的观感其实不佳。他当时为了看热闹，“穿靴戴帽，拾掇整齐了”在乾清门前跪着迎候喜轿，目睹了隆重的婚礼阵容。但随后发生了“皇上压根儿就没到喜房去，而在养心殿里呆了一宵”的怪事，引起了宫内的各种私下议论，造成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沉闷”。孙耀庭对这场婚礼的感受是“奇怪”，而非所谓的“看到皇帝大婚，我高兴的一夜没睡”。孙耀庭晚年接受媒体采访，也曾多次回忆溥仪大婚的情形，不但无只字提及“看到皇帝大婚，我高兴的一夜没睡”，反而表达了诸多对溥仪的不满，认为溥仪是一个“多疑、刻薄”之人。
孙耀廷晚年接受媒体采访
孙耀庭关于“皇上压根儿就没到喜房去”的回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提到过。
溥仪的说法是，他去过坤宁宫那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但这间暗红色的屋子让他觉得气闷，“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溥仪还说，他回到养心殿后，既无意体会被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何种心情，也不在乎宫内会引发何种私议，而是开始胡思乱想：“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但按孙耀庭后来耳闻的说法，溥仪此举或另有生理方面的缘故。
其实，即便溥仪大婚没有发生任何“奇怪”之事，逊清小朝廷里也鲜少会有太监“高兴得一夜没睡”。这是因为晚清的太监大多出身贫苦家庭，做太监的初衷并非报效皇帝，而是走投无路来寻找生机。按在光绪、宣统时代做过首领太监的信修明的说法便是：
“当太监的初愿，都是为了发财，买些驴牛和田地而来的，但能达到愿望的百不挑一。”
普通太监之所以难以达成发财的愿望，是因为清代太监的月食钱很少。“凡是太监，初进宫月食钱粮二两。另加恩赏银五钱，这就是分外的皇恩了。在各宫殿当差，熬星星熬月亮，熬到每月食钱粮二两五，再进一步到了月食三两，就叫挑大粮，差不多在宫中处所就有了角色。当太监养父母兄弟尚不足，家属仍须自己凑合维持生活。”当然，如果熬上个十年二十年成了“走库的大师傅”，有机会接触到给皇帝、太后们筹备笔墨纸砚、装裱字画之类的工作，也可以变成年收入上千两银子，“一年或两年，家中可置上三两百亩土地”的阔太监。
被称为“末代太监”的孙耀庭生于1902年。他在辛亥年前夕由父母主持净身，目的便如信修明所说，纯粹是为了发财。当时的孙家不但经济困顿，还摊上了官司，已至穷途末路。但天意弄人，孙耀庭的伤口刚刚痊愈，“能挣扎着起身时”，便传来消息说清帝已经逊位，时代已进入了民国。时代虽变，孙耀庭却没有退路，只好仍于民国五年（1916年）来到京城，找门路去到爱新觉罗·载涛的府中做了太监；后来又想办法进了紫禁城，成为逊清小朝廷众多“奴才”中的一员。对孙耀庭而言，做太监只是一份无可奈何的工作，他对溥仪无所谓热爱，也不存在忠诚。
爱新觉罗·载涛
不过，做不成清廷的太监，只能在逊清小朝廷里做事，也未必是件坏事。清廷已亡，小朝廷内部人心涣散，对太监的管制也松懈了许多。抱着发财梦而来的众太监们，便有了更高的“搞钱自由度”。开赌场者有之，盗窃宝物者有之，受贿贪污者有之。溥仪对此心知肚明，只是苦于无力管制。他后来回忆说：
“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
逊清小朝廷时代，紫禁城内的偷盗案层出不穷。寿皇殿的秦钟和挂灯丢了，重华宫的金海碗和金香炉也丢了，养心殿的太监也做起了盗窃夜明珠的勾当。最让溥仪疑心的，是1923年6月发生的建福宫大火。当时，溥仪正准备清点宫中财物，结果“建福宫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的夜里便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的和未清点的，全部烧个精光”。再后来，又发生了养心殿无逸斋火警事件，有人拿浸过煤油的棉花纵火未遂。如此种种，甚至让溥仪担忧会有太监要谋害自己——1911年1月1日，便曾发生过太监因私怨刺杀恭王的事件。
太监与逊帝如此这般离心离德互相提防，自然不会发生“看到皇帝大婚，我高兴的一夜没睡”之类的事情。太监们自我阉割，以放弃人格为代价（孙耀庭净身后便长期遭受社会的歧视）入宫为溥仪服务，本只是为了逐利。逐利者很难对溥仪生出真爱和真认同。溥仪能给到他们期望中的利益，他们便为溥仪好好服务；溥仪给的利益低于期望，他们也可以将溥仪耍来耍去。
1923年7月，担忧“第二次火灾就要发生了”的溥仪，决定遣散紫禁城内的全部太监（后留下了20名）。为防止太监闹事，溥仪请了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的王怀庆率军入驻紫禁城，然后将太监们集体召集到乾清门，宣读了遣散的决定。据溥佳回忆，因为无处投奔，也没有别的谋生技能，“大家都非常恐慌和愤慨”“有的惨号大哭，有的高声咒骂”。当时共计裁撤了700多名太监。首领太监每人发遣散费200元，普通太监每人发20元。在宫内搞到了钱的太监回到自家产业里，过起了悠闲的生活；没机会搞到钱的太监则滞留京城，过得犹如逃荒难民。
但仅仅一个月后，溥仪便“又叫回了100多名太监，并增添了十余名外随侍”。原因是他已过惯被太监们围绕的生活，突然失了围绕极不适应。这一百多名太监里，便有被称为“末代太监”的孙耀庭。
好景不长。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的部队驱逐出宫后，孙耀庭再次失业。1932年，溥仪前往东北做了日本人的傀儡，曾派了人来京城招募了二十余名旧时太监前去填充宫廷。不料此举引起日本人的反感，这批太监“往返一月，仅领得路费五十元，痛哭一场而返”。有人据此写文章讽刺说：日本人不许溥仪设太监，自然是因为日本人将太监视为无用的“赘疣”；将来溥仪也会有被日本人视为赘疣的那一天，那时的溥仪“恐怕还不如太监可以拿到五十元的路费呢”。
伪满时期的溥仪
不过，伪满洲国的宫廷里，确实是有太监的——日本人很快就懒得阻挠溥仪了。1930年代后半期，溥仪通过所谓的“清室驻津办事处”，不断搜罗在紫禁城做过太监的旧人。一些生计艰难者闻讯后也曾主动前往长春要求为溥仪工作。其中就有孙耀庭——1939年4月，“清室驻津办事处”曾接到消息称，“现在京内有李延年、刘来奇、孙春寿，该三人均住兴隆寺，愿前往当差”，孙春寿便是孙耀庭。
这些太监去到长春后，得到的并不是“老主子”的亲切关怀，而是低劣的饮食、微薄的俸禄、严密的互相监视以及随心所欲的毒打。于是，在1940年，先后发生了太监刘景祉和郭德顺逃跑的事件（孙耀庭后来也借病离开了）。溥仪雷霆震怒，下命令给留在关内的载涛，要他务必在北京将逃跑者抓住，然后或送往长春，或在京对其实施惩戒。
这是很荒唐的缉捕命令。它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清廷灭亡近三十年了，溥仪仍视昔日太监为自己的奴才和私产，仍在为连太监都不肯全身心承顺皇帝而气急败坏。
（来源：腾讯新闻）
贾英华：《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传》，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6页。第126-127页。信修明著；亚伦整理：《老太监的回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2页。《恭王被刺之四说》，《时报》1911年1月29日。（英）庄士敦著；富强译：《紫禁城的黄昏》，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359页。《溥儀召太監》，《时报》1932年4月5日《日人反對太監》，《新闻报》1932年5月29日。鸡晨：《日本人目中的太监》，《新闻报》1943年6月1日。王庆祥：《伪帝宫内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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