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明星、主播的查税、补税现象引发关注。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强化对明星、网红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力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在此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议题之一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成为此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未来，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将成为我国新的分配基础性制度。
三次分配如何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协调配套？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公益慈善？南都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如何协调配套
南都：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怎么看最近的明星、主播查税补税事件，郑爽的3亿罚单是为了促进二次分配公平而发力吗？
邓国胜：每个人都应该照章纳税，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政府部门对这些高收入群体查税补税，这本来就是常态化工作。最近一段时间，对明星、主播团队补税，可能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加大了对二次分配的力度。税收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政府的税收财政收入来进行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重要手段。
一次分配是市场调节，容易导致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异。因此，为了缩小差距，一次分配需要在效率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同时，通过二次分配来进行调节。对明星、主播的查税补税属于二次分配的内容。当然，查税补税不只是针对明星、主播，对其他漏税的高收入群体都同样如此。
南都：二次分配到三次分配，政策上有怎样的延续性？怎样配合协调？
邓国胜：不能说是延续性，从实践维度上来看，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是同时进行的，在政策上主要是协调配套。
实践中，即使发达国家通过二次分配，也不能够完全消除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所以还需要有第三次分配来进行补充，发挥这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的作用举一个例子，脱贫攻坚阶段，尽管农村实施了新农合，原来建档立卡户如果得了大病，在新农合等社会保障报销之后，仍然会有部分需要个人自付。然而，对于一些建档立卡户而言，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病致贫，所以个人支付的能力较弱。因此，通过公益慈善保险的办法，能够帮建档立卡户覆盖剩下的自付部分，形成了很好的协调配套。
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顶梁柱项目，就是第三次分配跟第二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典型。政府的新农合报销一部分，但对于一些18岁到60岁的家庭的顶梁柱，如果因病致贫了，那个人支付的部分，通过公益慈善机构、社会的捐赠、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的参与，来对他个人支付的部分进行适度的慈善保险保障，他的保费则是慈善机构筹集的捐赠资金帮他缴纳。
另外，二次分配有时候可能只顾及到大部分群体，对一些多元化需求，可能是顾及不到的，也需要第三次分配来进行补充。比如说在救灾的时候，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对受灾群体会有资助，但是可能不同的老百姓会有不同的诉求，有些人可能不完全是救济的问题，主要缺的是心理的抚慰。通过公益慈善机构开展心理咨询辅导，通过志愿服务来弥补第二次分配的不足，其实也是一种方式的协调配套。
互联网平台如何助力共同富裕
南都：反垄断监管成为热点，从互联网巨头的合规，到共同富裕，政策有什么连贯性？
邓国胜：只有垄断才有超额利润，这是不利于共同富裕，垄断会导致第一次分配的差距过大，而且也会抑制社会的创新和活力。共同富裕最主要的还是要壮大中产阶级，打造一个橄榄型社会。如果互联网巨头过度垄断，只是极小部分人过度富裕，财富过度集中，肯定是不利于打造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要加大反垄断，防止超额利润或财富过度集中，促进社会的公平。
南都：今年很多互联网平台都在共同富裕上有所行动，如腾讯、阿里分别以千亿级的资金投入其中，为什么？
邓国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财富越多、能力越大，社会对它履行社会责任的期待也越高，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腾讯、阿里确实这些年发展非常快速，所以社会对他们有很高的期待。
另外，腾讯、阿里一直也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不错，实施了很多公益慈善项目，腾讯有99公益日，阿里也有蚂蚁森林、公益宝贝等，这些互联网企业一直在公益慈善领域有很多投入，今年他们在共同富裕上发力，估计也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号召。
南都：社会上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这些互联网企业在作秀，你怎么看？
邓国胜：首先我们也不要过多地揣测企业的动机，我们也不要进行道德绑架，因为从事公益慈善首先是自愿的原则。
事实上，腾讯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它在宣布承诺后，拿出来不少真金白银。今年99公益日，腾讯的捐赠比前几年应该是更多了。
总之，人们对腾讯、阿里都有很高的期待，期待他们为互联网企业怎么参与共同富裕、参与第三分配，发挥创新示范作用。
1000亿是一个很大的体量，对于企业而言，怎么花好这笔钱，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完成的，企业也需要时间进行顶层设计、调研论证，所以舆论也不宜轻易下结论，不宜轻易就认定是作秀。
南都：互联网企业所具备的技术和流量工具应该怎样赋能共同富裕？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具体案例？
邓国胜：技术肯定是未来最重要的促进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工具了，科技的作用会越来越凸显。我们以前最大的问题是公众参与程度比较低，但技术可以较好促进公众参与。例如，蚂蚁森林通过它的互联网技术，吸引了6亿人次的参与，充分发挥了企业的技术和流量促进公众参与公益慈善和第三次分配；99公益日，是腾讯发起的公益活动，每年也吸引数千万人次参与，额度也越来越高；还有字节跳动，利用抖音帮助一些相对贫困地区带货，开展消费扶贫。这些都是很好的案例，即企业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他们的技术、流量促进公众参与公益慈善。
培育成熟的现代公益慈善文化
南都：今年的河南水灾，和去年暴发的疫情，带来了一些公众对慈善基金的质疑，还有对明星的“逼捐”、名人明星去现场作秀的质疑，你怎么看这现象？
邓国胜：我们要培育一个成熟的现代公益慈善文化。明星的公益慈善，本身需要更透明、更专业化，否则这种问题总会发生。
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相应人才，怎么跟公众沟通，怎么开展专业化的公益慈善，这方面其实还是刚起步。在国外一些公益慈善机构，专业化程度很高，会有专门的团队进行跟公众进行宣传沟通。
另外一点是，救灾的时候，什么类型的公益慈善组织应该参与，什么时候参与，都是很有讲究的。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慈善模式，救急不救穷，紧急救灾的时候热情高涨，日常捐赠的参与积极性就不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紧急救灾阶段其实还是专业性的机构参与效果会更好，而非专业的人在紧急救灾阶段参与过多，反而会妨碍救灾的效率，所以紧急救灾阶段不宜名人、明星过度去现场参与，反而是在灾后重建阶段，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需要名人、明星的参与。
在紧急救灾阶段，大家都去，特别是个别名人、明星也去蹭流量，在日常真正需要大家参与的时候，反而没有什么人参与，这个就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需要培养现代慈善文化，让大家把慈善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
出品：南都共同富裕研究课题组
采写：南都记者 汪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