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国家的转型

文 / 马国川

战后是日本企业家群体崛起的时代，松下幸之助因为拥有深刻的思想愿景和深厚的人类关怀，而成为日本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

战争一结束，聚集在避暑胜地轻井泽的企业家们就打开香槟酒，举杯庆祝。他们兴奋而骄傲地说：“我们实业家的时代来临了！”

然而，对于身处大阪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来说，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起，他的企业就陷入了困境。经过37年的奋斗，松下电器在国内外已经拥有67家工厂，员工超过2.6万人。可是战争一结束，国内工厂突然都停工了，位于朝鲜、中国台湾地区的工厂也全部被当地政府接收，企业背负上亿日元的债务。未来该怎么办呢？

松下幸之助把公司的领导层召集起来，宣布企业立即由生产军需品转变为生产民生必需品。他说：“面临20世纪最大的变革时期，我们松下电器要迅速恢复和平产业，勇敢地跨出建设日本的第一步。”由此，松下电器开始了艰难转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松下幸之助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重生的缩影。

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松下幸之助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那场战争让日本国势大增，为了促进经济进步，全国掀起经营企业的热潮。松下幸之助的父亲想赶上潮流，参与米谷交易所的投机生意，结果赔光家产，只好开木屐店谋生。后来木屐店也关了门，年仅9岁的松下幸之助被送到大阪市当学徒。

结束7年的学徒生涯之后，松下幸之助又做了7年公司员工。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阻隔了欧洲贸易商与亚洲的联系，给日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工业生产连续保持每年30%的高速增长率，出口也大幅增加，日本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

与高压、沉闷的明治晚期不同，大正时代的社会氛围宽松而活跃，整个国家焕发出积极向上的气氛。电动机取代蒸汽机，电灯从城市普及到农村，电气化的浪潮遍及国民生活。26岁的松下幸之助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辞职创业，开办“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

创业维艰，作为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创业者，松下幸之助面对的挑战更多、更艰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经济就陷入不景气，1923年又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许多企业纷纷倒闭。松下幸之助身体瘦弱多病，但是意志坚强，具有“石头上坐三年”的韧性。他不仅热爱钻研技术问题，勇于不断革新产品，还深入研究经营方法，进行销售方式创新。

有人形象地说：“敲击松下幸之助这个人的任何部位，弹回来的都是经营的响声。”经历过研发失败、营销不利、负债、金融恐慌等各种磨难，他的企业不断壮大，生产的电灯、电池畅销全日本，成为产业界的一颗新星。

与中国一样，日本历史上也是等级森严的，在“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中，武士排在首位，商人排在末位。虽然经过明治维新，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仍然被社会排斥。可是，松下幸之助逐渐领悟到，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在他看来，生产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就是消除贫困、创造财富的事业。由此，他总结出独特的“自来水哲学”：

生产者的使命，就是要把物质生活变得如自来水一般无限丰富。无论多贵重的东西，只要把量增多，价格便会低到几乎等于免费。只有做到这样的地步，贫困才可以消除，因贫困而产生的烦恼，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生活的苦闷，更会减少到零。以物质作为中心的乐园，再加上宗教的力量，获得精神的寄托，人生就可以无忧无虑、逍遥自在了。

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只要确立崇高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踏实前进，就会取得成功。到1935年，“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正式更名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此时该公司旗下已经有九个子公司，员工达数千人。即使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产品仍然供不应求，只好不断地建设新工厂。

当欧美各国还在经济大萧条的阴影里挣扎时，日本已经从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1931—1934年，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82%，对外输出也增长了近一倍。日本不仅是世界主要棉产品出口国，同时还出口各种各样其他的产品，包括玩具、轮胎、自行车等，此外一些简单的电器产品也大举进入美国和亚洲市场。因此，经济学家有泽广巳认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表现简直是“奇迹”。

高速发展给松下电器带来了机遇，但是日益猖獗的军国主义也让松下幸之助的前进道路笼罩了一层阴影。作为一个新崛起的企业家，他越来越感受到国家的压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劳动力、资金、原料、生产设备等被集中，形成了军需产业动员的体制。家用电器中，电热器、电风扇等被列为奢侈品而禁止生产，收音机、电灯泡、干电池等也受到种种限制。

1939年开始实行从业人员的雇佣限制、物价统制，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因此受到强烈影响。本来松下电器研制的电视机已经试验成功，原计划在1940年召开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投放，却由于奥运会取消而不得不停止生产。

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色彩。为了生存，松下幸之助也不得不一边极力维持民需生产，一边协助军需生产，接受武器组件的订单。珍珠港事件后，以前生产电灯泡、插座的工厂陆续转向军需生产。除了军用无线电设备和特殊电池外，松下电器甚至参与制造船只和飞机。战争也制造了虚假繁荣，松下电器变成了一个拥有67家工厂的军需公司。

松下幸之助并没有把军部当作自己的客户，而是认为自己在为国家服务，产业报国。当战争突然停止时，松下幸之助发现，国已不国，自己面临“20世纪最大的变革时期”。

战后的危机远比松下幸之助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转型的艰难也远超他的想象。

美国占领政策的目标是，彻底瓦解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实现非军事化，那些虽然不属于军方但支持战争的企业也在打击范围之内。所有超过一个完全的非军事化国家所需要的剩余工业生产能力，都被宣布用于赔偿日本曾经掠夺的国家。因此，日本相当一部分工业设备遭到拆迁，被装载上船，运往亚洲那些受害国。

松下电器则收到一道禁止进行生产活动的强硬命令，因为盟军总司令部担心它继续生产军用飞机和炮弹。因此，松下幸之助尽快重开民用品生产的希望落空，公司员工纷纷离去。虽然两个多月后，松下电器终于被允许制造收音机、电视机、烤箱、灯泡等少量的民用品，但是由于原材料和设备不足、效率低下，所以产量无法如期恢复。

艰难之时，松下幸之助却立下了豪迈的发展目标：“即使仅生产一种产品，也要将知识、技术、经营打造为世界第一，产量则以供给全世界十分之一的需求为目标。”

松下幸之助还下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制度，支持建立工会。这些措施合乎时代要求，因为“鼓励组织工会”是盟军总司令部提出的“五大改革”指令之一。1945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工会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保了工人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等三项劳动基本权。然而，随后盟军总司令部发布的解散财阀的命令，让松下幸之助狼狈不堪。

在盟军总司令部看来，财阀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邪路的推动力量，必须清除财阀对产业的控制力，实现经济民主化，才能避免军国主义复活。1945年11月，盟军总司令部颁布《财阀解散指令》，冻结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大财阀的资产。那些在轻井泽喝香槟酒庆祝战争结束的企业家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几乎都成为制裁对象。

让松下幸之助没有想到的是，松下电器在第二年也被指定为财阀，成为“限制公司”，一切和公司有关的资产都被冻结。松下幸之助本人的资产也遭到冻结，生活费被限制为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买米的钱必须精打细算，所雇厨师的薪水也必须上报，“一社之长”的体面生活无法维持，只好被迫向朋友借钱维持日常生活。

晚年在写自传时，松下幸之助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我认为这项指控莫名其妙。我并不是财阀，虽然在战争期间我有股份的公司有30多家，但就规模而言，把这些子公司全部加起来还不及其他财阀的一家子公司。”因此，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松下幸之助50多次去东京盟军总司令部，不断提出抗议。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松下电器是我这一代人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不过20多年的历史。

换句话说，等于一家扩大的普通电器厂而已，跟经过几代的大财阀的情形不同。平时的营业项目，属于和平用途的家电产品。过去在军方的要求下参加军需工业，但也为此举债，成为战争受害人。被指定为财阀完全错误，必须加以纠正。”

其他财阀公司的负责人按照规定陆续辞职，只有松下幸之助坚持不辞职。盟军总司令部命令驱逐以他为首的常务董事以上的重要干部，理由是松下电器以前是军需工厂，领导层要被追究责任，不允许他们再插手公司的经营。新成立的松下电器工会挺身而出，派代表到东京向盟军总司令部递交请愿书，要求解除这一指令。在那个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工会与企业家关系紧张是常态，工会为经营者请愿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驱逐令解除，不过作为“限制公司”，松下电器旗下的32个子公司必须分离独立，公司员工从战后的1.5万人降到8000人，就连当初一起创业的松下幸之助的妻弟也离开了。

由于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但是产品却要按规定的价格出售，生产越多，赤字越大，工厂被迫实行半日生产。松下幸之助不得不卖掉部分厂房和土地，苦苦支撑。后来，工人的工资改为分期支付，奖金也没有了。但松下幸之助仍然咬紧牙关，绞尽脑汁地坚持着。

在艰难困苦中，松下电器迎来了1949年，也迎来了“道奇路线”。为了抑制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日本摆脱物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日本政府根据美国专家道奇的建议，实行严格的经济紧缩政策，使获取维持企业生产的资金更加困难，电器行业的工厂纷纷倒闭。已经负债超过10亿日元的松下电器，产品卖不出去，经营上陷入了困境。

有一天，松下幸之助打开自己生产的收音机，收音机正好播送着一条消息：“松下电器不缴产品税，已成为日本最大的拖欠税款大王。”第二天的报纸上也都以大字标题登出了“拖欠税款大王”的消息。一筹莫展的松下幸之助平生第一次气馁了。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他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最好解散松下电器？”

就在公司艰难求生之际，松下幸之助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1946年11月，公司成立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的缩写，意思是“让繁荣带来和平与幸福”）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通过推动经济繁荣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幸福。

一个每天都在为企业生死而发愁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与企业没有什么关系的研究机构呢？但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松下幸之助认真反思的结果。战前，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进行经营活动要把为国家效力和造福全体国民联系在一起。在战争开始后，他不认为自己是在为军部服务，而是在为国家服务。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时，作为国民应当抛弃私利为国效劳，作为企业家应把开展企业活动当作报国的责任。战后松下幸之助痛定思痛，常常扪心自问：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一贯坚持的“产业报国精神”难道真的不对吗？

松下幸之助不得不承认，自己所提倡的“产业报国精神”在客观上起了帮助国家扩大战争的作用，给国民带来巨大灾难。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那样的战争呢？松下幸之助思考的结论是：无论企业怎样为国家效力，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心术不正，国家就不可能走向繁荣。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政治家、企业家等领导者没有受过良好的精神教育。今后，为了日本的复兴，精神教育刻不容缓。

松下幸之助表示：“作为人类与社会的一员，我必须思考和探索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松下幸之助开始推动PHP运动，热情地鼓励国民振作精神。他希望通过这一运动，从根本上矫正社会的不良现象，立足于从人性和诚实正直的角度来思考良好社会应有的制度。其实这种思想很早就在这位企业家的头脑里萌芽了。

1932年，松下幸之助在为企业员工演讲时，曾经描绘了一个以250年为期限的使命：把250年分成10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的25年分成3期，第一期的10年致力于建设，称为“建设时代”；第二期的10年继续建设，并努力开展活动，称为“活动时代”；第三期的5年，一边继续开展活动，一边把这些建设和活动的成果贡献于社会，称为“贡献时代”。

第一个时间段以后的每25年，是下一代继续努力建设、活动、贡献的时代。如此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第10个时间段之后，也就是250年以后，世间将不再有贫穷，而是变成一片“繁荣富庶的乐土”。

这个规划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在企业界未有先例，就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没有这样宏伟的规划。这场战争导致松下幸之助的价值观转变，也让他早年的思想更加成熟，促使他加快行动。遗憾的是，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1947年4月，PHP研究所发行了第一期杂志，刊名就是《PHP》。那时，日本处于占领军的管理之下，纸张奇缺，松下幸之助仍想方设法筹借，共印了10万册。结果几乎都没卖出去，因为读者不理解这是什么杂志。因此有人提议，将PHP改为日语的“繁荣”。但是，松下幸之助却非常固执，寸步不让，坚持叫PHP这个名字。他说：“不行，PHP是世界通用语言，而日语的‘繁荣’一词怎么能在世界上通用呢？”

松下幸之助亲自担任PHP研究所的所长，参加讨论，每月在研究所发表一次演讲。他还在车站前散发广告传单，竖起写有“来参加PHP运动”标语的牌子，但是他的演讲难以吸引大众的关注。彼时人们还在为生活而奔波，抱怨说“今天吃饭都有问题，还管什么PHP”。

松下幸之助仍然热情地坚持下去。他还接受各地的工商协会、银行、公司、政府、大学、法院等机构的邀请，以孜孜不倦的热情发表演讲。仅在1947年这一年里，他就进行了107次演讲活动，平均每三天一次。难怪有人说，与其说松下幸之助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一个专门进行精神教育的讲师。

战后一些“进步知识人”倡导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在日本社会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启蒙运动。企业家很少参与，松下幸之助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异数。他像一个民间思想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人们阐述走向繁荣的根本之道。

他指出：“作为民主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是培养国民符合民主主义的健全见识。否则社会将陷入无政府主义，说不定会发生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因此，大家对社会和人生要形成良好见识。有了良好见识，民主主义的鲜花才能怒放。”尽管他和知识阶层来往很少，但是在社会启蒙上却与这一阶层不谋而合，共同推动日本向着现代民主国家转型。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当其他财阀的领头人被解除公职、从一线销声匿迹之时，唯有松下幸之助没有茫然失措，而是积极行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思想启蒙，堪称有“大勇”者。一个人的思想深度，决定事业的长度。战后是日本企业家群体崛起的时代，松下幸之助因为拥有深刻的思想愿景和深厚的人类关怀，而成为日本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

坚持耕耘，必有收获。到1969年，《PHP》杂志销量突破100万册，成为日本月刊中的第一名，翌年还出版英文版。松下幸之助的思想开始走向世界。

“朝鲜的风暴已在我们身边呼啸，”松下幸之助说，“我们又可以得到勤奋工作的欢欣了。”

1950年7月，松下幸之助向职工发表演讲，介绍国际形势。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在此前的一年里，日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变。由于冷战，美国对日经济政策发生转变，将当初严格的限制方针改为促进经济复兴和自立。“解散财阀”与“限制公司”的指令相继被解除，松下电器终于能够自由地开展企业活动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方向日本订购大量物资，沉在谷底的日本企业突然恢复了生机。松下电器接到了蜂拥而来的订单，刚刚生产出来的产品马上就被提走，工人从原来只上半天班变为不得不加班。

1950年上半年，松下电器的产品销售额为9.8亿日元，到了下半年增至17.2亿日元，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公司摆脱了过去的赤字状况，不仅补缴了拖欠的产品税，还进行了战后的首次股票分红。

有人说，假如没有朝鲜战争，日本经济就不可能恢复和起飞。其实，战后的民主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才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以松下电器来说，此前它已经完成机构改革，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组织，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只是让它的起飞时刻提前到来而已。事实上，朝鲜战争开始后的一年里，松下电器的战争特需收入约达4亿日元，只占当年总销售额的十分之一。假如没有这场战争，松下电器也会起飞。

战后的五年犹如一条黑暗的隧道，现在，穿过这条隧道，展现在松下幸之助眼前的是一个无限光明的新天地。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战争引发的需求终归是特殊需求，不能只满足于眼前的利益。他开始着眼于世界，在公司的经营方针发布会上，他指出：

在这令人苦恼的五年里，最大的收获是日本人人性的觉醒。我们日本人的视野开阔了，大门向世界打开了，终于感到了作为世界人的正义感，注意到了要谋求世界的新秩序。现在我们作为世界的经济人，除了要继续发扬日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外，还必须进行世界的经济活动。既然从事世界性的工作，作为世界人类的一员，就要认清人类的使命，把握人生的真谛，在这种自我觉醒的基础上，期望重新讨论研究我们公司经营的问题。

1951年1月，松下幸之助第一次出访美国，他目睹了美国的富裕与强大，特别是亲眼看到了充满活力的繁荣社会。最宝贵的是，他理解了“只有少数人有钱的国家是不行的。只有那些大众都成了有钱人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繁荣”。由此，松下幸之助发现了一种新的经营哲学：工人收入增加，消费就要增加，工人获得的利益最终会变成企业和全社会的利益。

松下电器的员工发现，从美国考察归来的松下幸之助变了。以前，他平时并不注意仪表，发型一直是战争期间的小平头，现在却把头发留长了，梳理整齐，颇为潇洒。松下幸之助将自己的心得告诉公司员工，他表示，“引进美国的长处，活用其优点，日本必将变得十分进步和繁荣”。

随着经济复苏，日本迎来了家庭电气化时代，松下电器再次成为时代的先锋。它生产的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被称为“三大神器”，成为普通家庭追求的必备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松下幸之助建设了具有世界水准的工厂群，大量生产各种新产品。

1956年日本正式加入联合国，从而为日本企业打开了走向世界的通道。松下电器一方面为国内生产者提供消费品，另一方面全面输出自己的产品。但是松下幸之助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绝不为了贪图扩大海外市场而以不合理的价格进行“流血外销”。同时，他也反对政府搞贸易保护政策，主张自由贸易。就这样，松下电器在与全世界的同行业制造商的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

1964年9月，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美国的《生活》杂志制作了松下幸之助与其事业的专集。这本蜚声世界的杂志给予松下幸之助五个头衔：企业家、改革者、思想家、杂志发行者、畅销书作者。它如此评价道：

松下的企业帝国，从电视机到电热毯，几乎所有电器产品都制造。由于松下把自动炊具和冰箱送到了以前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人手中，所以成为日本新的富足的象征，成为国民的偶像。

他确实是“国民的偶像”。《每日新闻》在年轻人中进行“谁是你最尊敬的人”的民意调查，松下幸之助获得最多票数，超过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汤川秀树。

1962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现在又被《生活》杂志专集报道，松下幸之助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企业家。按照惯例，松下幸之助出席了《生活》杂志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当主持人介绍到他时，2000多人的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是尊敬、赞赏和激励的掌声。68岁的松下幸之助站起来，谦虚地点头致意。在他背后，松下电器作为一个世界品牌，是一个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日元、职工达25000人的电器王国。而在松下电器背后，则是一个正在起飞的新国家，一个拥有全新价值观的新国家。

华文好书选读

马国川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8月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几乎整个国家都沦为废墟，民生凋敝，生产能力退回到了1931年的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创造了被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日本奇迹”。在经济起飞的同时，日本的政治、经济、企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个与旧日本帝国完全不同的新国家。

本书描写了1945—1973年日本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28年间日本国家重生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腾飞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