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中国家庭关系主轴：夫妻还是代际？

撰文：赵凤、计迎春、陈绯念

责编：钱岳

早在1948年，人类学家许烺光在《祖荫之下》概括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特征：父子关系的中心价值、多代同堂的大家庭理想、两性之间的疏远以及对于父母权威的强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传统中国家庭的主轴在亲子之间，夫妇关系作为配轴。“血浓于水”就是对传统中国重视亲子血缘关系的生动写照。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出现在宏观结构层面，也发生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根据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家庭结构将从传统扩展家庭转变为核心化家庭。传统的扩展家庭逐渐被更小、更亲密的夫妻关系和未婚孩子的家庭单位所取代，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一直被看作是家庭现代化的全球趋势。然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界限，两者之间并不是非黑即白、线性发展的，传统与现代常常杂糅、共存；这也就是社会学者计迎春提出的“复杂现代性”或“马赛克现代性”——即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冲突、协商、调和、创新和混搭。

中国人“家”的概念极具弹性，有时指的是三代、甚至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有时是指小家庭。什么才是“家”？可以说，每个人对“家”的定义、对家庭关系、家庭生活的期待和理解都不相同。和西方相比，中国家庭的内部关系也相对复杂和微妙，常常体现为家庭成员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情感。在个体意识凸显、代际关系重要性回归的复杂社会情境下，我们并不清楚横向的夫妻关系是否已经取代了纵向的代际关系成为现代家庭关系的主轴。对此，我们采用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选取了在婚群体样本进行了研究。除关注转型时期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究竟是夫妻轴还是亲子轴之外，我们还着重考察了有哪些因素在影响二者谁为当前家庭关系的主轴。借助于 “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一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横轴（夫妻关系）与纵轴（代际关系）的张力、传统与现代的杂糅交错。

我们的研究发现， CGSS2006在婚群体中仅有56.64%的人认为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有43.36%的被访者认为代际关系排在家庭关系中的第一位（其中认为“与父母的关系”排在第一位的比例为28.52%，“与子女的关系”排在第一位的比例为14.84%）。从这一数据结果来看，夫妻关系并没有完全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而是呈现出双轴并重的格局。

家庭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前者偏重于客观层面，后者偏重于主观层面。近年来中国家庭结构类型呈现更加多样化、核心化趋势，同时三代直系家庭比重持续相对稳定。中国代际同住模式的延续主要是出于代际支持的考虑，它可以确保父母或者子女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充分调动这种代际互惠网络。那么，这种客观的居住安排是否也会影响到主观的家庭关系呢？对此，我们在研究中考察了与父母同住是否会影响到家庭关系主轴的选择。

我们同时注意到在人口流动的时代背景下，夫妻分离流动对家庭关系主轴的影响。根据婚姻资源理论，个人通过婚姻除获得经济资源外，还有情感性支持。然而空间上的分离不仅会使夫妻之间日常的互动更为困难，情感性支持的提供可能会随之减少，关系的亲密度也会降低，婚姻质量也受到影响。因此，夫妻长期分离居住在影响婚姻质量、导致情感疏离的同时，很有可能会导致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下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父母同住的个人更有可能选择将与父母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轴心，代际居住安排中的情感逻辑不容忽视。代际同住安排并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基于理性主义的选择，它也体现了代际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同住与家庭关系轴心的认同之间可能互为因果。但是代际关系在主客观层面的亲密性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夫妻是否同住并不影响对家庭关系轴心的影响并不显著，即没有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个人，与共同居住的个人相比，在家庭关系主轴的选择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我们的推测是，夫妻虽然没有同住作为共同生活的基础，还存在其他纽带以及传统价值规范的力量在维系婚姻关系。在今后的研究里，我们应该认真地发掘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或者说传统和现代如何在同一个婚姻中，在不同的婚姻之间并存、互动、融合？

在传统社会，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纵向的，这种家庭关系模式的存在除经济因素作用外，也有孝道文化伦理作支撑。在孝的观念下，社会鼓励的是亲子尤其母子之间的联结，夫妻之间反而像客人一样“相敬如宾”（费孝通，1998）。相形之下，儒家文化在论及夫妻关系时“只言夫妻有别，从未言夫妻有爱”（冯友兰，1961）。夫妻关系的亲密表达往往被视为违背孝道，也是对亲子关系的潜在威胁（左际平，2012）。传统的中国家庭并不强调夫妻关系的亲密度，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是矜持、有所保留的。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儒家文化规范下被压抑的情感、欲望逐渐具有了合法性。两性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婚姻质量开始被强调。现代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的情感契合基础之上，“感情破裂”已被纳入离婚的必要条件。现代个人越来越重视婚姻关系中的亲密程度，其主要特征在于两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情感依赖，注重自我表达、相互依存和感情上的温暖。由此可见，孝道文化传统与婚姻质量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这两者可能都会影响到家庭关系主轴的选择。

台湾学者叶光辉等人提出孝道具有两个不同面向——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其中，权威性孝道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辈分、等级权威；相互性孝道则突出了亲子间的自然情感和关系中的对等。我们借助这一对概念，在研究中发现传统孝道观念越来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即代际关系中平等、亲密程度的凸显，这也和现代家庭关系中强调私密和亲密性不谋而合。

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CGSS在婚群体样本中，相互性孝道得分为77.51分，权威性孝道得分为62.51分，婚姻质量得分为72.3分。数据结果表明，无论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还是婚姻质量，均会显著影响到家庭关系主轴的选择。具体来说，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观念越强，个体越有可能选择将“与父母的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更不可能选择将“与配偶的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而婚姻质量越高，个体越有可能将“与配偶的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在多重家庭角色之中，其首要考虑的可能是配偶的需求。

由此可见，孝道规范和追求现代浪漫关系和平等亲密的个人情感并行不悖，在价值观念和夫妻质量层面体现了“复杂现代性”、“马赛克家庭主义”所描述的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和杂糅图景。一方面，孝道依然是被延续的重要文化价值规范，活跃在我们的日常观念与行为中，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被逐渐习得、并成为凝聚代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婚姻质量也在上升，表现在个人对两性之间自我表达、情感满足、相互依存的重视，家庭内部个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凸显。

我们在研究中进一步引入了性别视角，来分析家庭关系主轴中的性别差异。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在回答何种关系作为家庭关系主轴这一问题上，选择 “与父母的关系”的已婚男性比例为32.42%，而已婚女性则为25.47 %；与之相反，选择“与子女的关系”的已婚女性比例为17.67%，而已婚男性则为11.22%。推断性统计结果也表明，家庭关系主轴选择中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即男性更加注重与父母的关系，更看重大家庭；而女性更注重与子女的关系，更看重小家庭。可以说，家庭是一个被社会性别化了的领域，男性更为认同父权传统，女性和自己小家庭的关系更为密切。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呈现出夫妻与代际关系双轴并重的格局，家庭结构（与父母同住）、孝道观念、夫妻关系质量、性别均会显著影响到家庭主轴的选择。这种双轴并重的家庭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父权家庭模式，也不同于家庭现代化理论描述的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它既涵盖了子代包括女性在现代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也体现了传统父系家庭和代际关系的强韧性。这些研究发现，从实证层面支持了“复杂现代性”这一理论框架，以及“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关于“家庭再制度化”的思考。

根据 “复杂现代性这一本土化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之间不仅会出现冲撞、反抗，也会产生融合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会被改写并成为一种新的、混合的传统。不容否认的是，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个体的家庭观念和家庭认同存在巨大差异。家庭成员之间不同的家庭态度立场和行为导向会给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带来冲突和风险，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的杂糅交错也构成了复杂的家庭关系动态。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

計迎春. 2020. 馬賽克家庭主義: 從女兒養老看中國家庭制度變遷[J]. 二十一世紀, 2020，（180）.

赵凤、计迎春、陈绯念.夫妻关系还是代际关系？——转型期中国家庭关系主轴及影响因素分析 [J].妇女研究论丛，2021，（4）.

左际平.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J].妇女研究论丛，2012，（3）.

Ji, Y. Asian 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s: A Meeting of East, West,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end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77 (5).

Ji, Y. A Mosaic Temporality: New Dynamics of the Gender and Marriag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emporalités. Revue de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2017, 26.

Yeh, K., & Bedford, O.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6(3).

制版编辑：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