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古称台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代表皇帝监察各级官吏（监官）；对皇帝及大臣的过失进行直言规劝（谏官）。明代的言官由都察院御史（道官）和六科给事中（科官）组成，其中都察院各级御史有140人，六科给事中60人（南北两京合计），也被称为科道言官。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言官们官微权轻，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实际上言官的品级没有想象的那么低，实际权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而且他们确实膨胀到能左右朝廷的地步，而且其遗毒祸害至今
我们先来看都察院，它的前身是传承了千年的御史台。在朱元璋裁撤大都督府、中书省之后将御史台一并裁撤。裁撤的目的倒不是觉得御史台权力太大，而是嫌御史台权力太小。
因为朱元璋大权独揽后首先发现的一个问题是，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监察天下官员，所以改组御史台为都察院，简单说就是扩编（官职数扩编了一倍）。
都察院的官品设置和六部是一样的，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 、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末级为外派巡查地方的七品巡查御史等。所以说言官的官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
都察院的主要职责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六科给事中也是个传统官职，但是朱元璋对这个官职做了颠覆性的调整。明朝的给事中不隶属于其它任何衙司，六部中每部对应设一科给事中，实质上来说他们没有领导（给事中们也不认为他们隶属于皇帝），而且给予他们原属于门下省的“封驳权”。
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
朱元璋为什么设这么个官职？他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廷政令文书流转的准确性（抄录错误或者故意歪曲圣旨）并监督政令的具体执行情况。这项权力当然不能给六部，也不能给都察院（权力太大），所以他选择把给事中独立出来。
可能是朱元璋也意识到封驳权、独立性，会让这些给事中不好控制，所以他将给事中的官品设置得非常低。每科掌印长官都给事中不过是正七品，希望双方互相压制，但是实际上没有用，后面会详细说明。
都察院的主要职责纠劾百司（监督弹劾），辨明冤枉（监督司法，有名的就是三司会审），这些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电视剧里相关的故事也非常多）。这里主要说说“提督各道”。
明朝把全国划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广、贵州等十三道，都察院在各道各设有十名左右巡查御史（正七品）。这些御史日常就在地方上转悠，了解地方官员的工作情况、清查冤情并向中央汇报。
细心的朋友可能就发现了，这不还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么，跟提督有什么关系。原本的设定确实是这样，但是朱元璋的一个操作让这些御史拥有了提督大权。
朱元璋是一个热衷于分权的皇帝，消灭丞相后他觉得地方官员们权力太大，于是他把地方各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是管民政的承宣布政使司、管刑狱的提刑按察使司和主管地方军事的都指挥使司。
这三司是平级关系，互不统属。日常三司是可以各自只顾自己，但是有些事儿（战争、盐政马政、清查地方账目等）发生时就需要三司配合才能应对。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朝廷派人来领导管理他们（直接提拔地方官员会破坏地方的组织结构），不然光是谁说了算三司长官就能争个天荒地老。
朝廷派谁呢？首选的就是负责当地的巡查御史。首先御史本身就可以直接向朝廷汇报，不需要层层汇报耽搁时间；其次因为其工作就是在地方巡查，所以他对当地的情况也是最了解的。
御史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朝廷其他部门官员不具备的。御史天生的就可以跨部门工作（其它部门的官员如果有这个想法，皇帝第一反应就是擅权乱政）。
宣德年间外差加衔巡抚的制度就这么诞生了，起初只是临时派遣，事毕之后去衔返回本职。后来为了便于地方管理（实际上稍微大一些的事情都需要三司协调），巡抚成了地方常职。
虽然不是所有的巡抚都是御史，但是所有的巡抚都会加御史衔，以强调巡抚与都察院之间的隶属关系（后期的总督也是一样）。也就是说，都察院的御史们掌握着明朝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言官集团的实际权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说明：通过上图我们也能看出，巡抚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按照省（布政使司）来划分的。而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设置的，例如沿边墙的巡抚划分的小而细，是为了防御蒙古；南赣巡抚辖区跨四个布政使司，是因为那个地区常发生叛乱。
那么六科给事中呢？他们虽然有封驳权，但是“封还执奏”这种事情，一旦做起来搞不好就要人头落地，所以日常给事中们是基本不会去碰的。那给事中们是不是就没有御史们那么张扬了？
不是，他们比御史们还要张扬。因为他们日常“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具体来说各部日常事务处理的最后一步就是报于各科给事中核查，给事中检查通过后才算真正完成。另外各部上呈内阁或者御前的奏疏，批复下来之后，还不能执行，得先等给事中核准（他不同意就得退回重来）。
这些过程中给事中如果想折腾某事或者整治某人，你觉得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么？出于个人目的，给事中完全可以利用职权把某项事务卡住不放，相关人等为了自身绩效、利益的考虑，那就得满足这个给事中的条件。
朱元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么？我个人觉得他就是没有意识到。没有超出常人的能力和眼光，朱元璋是没法从放牛娃成为皇帝。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神话他，说到底他不是圣人，也一样有注意不到，意识不到的地方。
另一个原因是朱元璋自己造成的。在他治下官员们每日小心翼翼，生怕一个疏忽就小命不保，谁还敢玩出花头来？所以为数不多的给事中们，在朱元璋看来个个都是恪尽职守。朱元璋当然不会认为是这些给事中们人品俱佳，他认为是自己以小制大、互相制衡的设定产生的效果，规则完美。
但是官职的品级只有在与职权对等时才有实际作用。官员之间的互相压制，撇开其所代表的势力，就只与其掌握的职权能否约束对方有关。给事中虽然才七品，其职权就是约束各部官员。各部官员就算是二品的尚书也没有任何约束给事中的职权。
你能管他，他却不能管你，你会觉得差他五六级是啥问题么？对于给事中们不要说各部的尚书，连内阁的阁臣都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举一个简单例子，古人宴请时座次是很讲究的，一般都是长辈或者权重者坐上席。看看明朝官员宴请的记录，你就能发现有给事中的情况下，他们都坐上席。
最后我们来聊聊言官们最大的一项权力，这项权力是隐性的，是“道义”主导权。因为言官的工作是纠察风纪、弹劾不法、指正不端，千年来的积累让他们成为了道义卫士的象征。当言官们发声时，人们天然的认为被他们弹劾的人很有可能是品行有问题的“坏人”。
在此基础上，风闻言事的特权将言官们的这项优势进一步加强。风闻言事指的是皇帝们为了广开言路、整顿朝纲、肃清吏治而采用的特殊手段，为官者可以凭风闻（谣言）上奏，互相弹劾，查实属实者嘉奖，不实者不罚。
本来风闻言事只是特定时期、皇帝临时使用的一种手段。但是时间长了言官们就把这项特权当作了自己的常规手段。不让风闻言事他们不会辩论这项措施好坏，而是从道义制高点来攻击“堵塞言路、奸佞斥朝、蒙蔽圣听、不纳忠言”等等，让反对者很难辩驳。
那么风闻言事坏在什么地方？坏在攻击者不需要真凭实据。简单来说就是给你扣帽子， 而且不会跟你去争论罪名成立不成立，只需要让其他人认为你有罪即可。
而且由于“道义”的加持，他们在攻击中会不断地裹挟朝廷的其他官员一起加入。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你“道义”有损时，就算是拿出证据自证无此事实又能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虽无此事，然其心中有谋，其心可诛”。
说明：明末王化贞和熊廷弼广宁大败后，虽然熊廷弼被王化贞架空的事实举朝皆知，他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最终熊廷弼被判的比王化贞重的多。其中原因之一是，广宁大败王化贞是没有能力，熊廷弼是有能力但故意不作为，其心可诛。
很多人虽然很痛恨“莫须有”，但是他们只是不希望“莫须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罢了。至于自己之外的人，他们更愿意使用“莫须有”这个武器。这实际上就是言官们遗留千年的余毒。
对于言官们来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多少人还关心自己的本职应该是什么了，完全是为了自己或者团体的目的而攻击，为了攻击而裹挟朝廷去攻击。他们具体的过程黄仁宇描述的非常精彩：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言官们凶猛到什么程度？只要被他们集火，没有官员可以抵挡，内阁也不例外。高拱、申时行、王锡爵等阁臣都被言官搞得被迫致仕。就连活太师张居正也差点栽于言官手中，皇权的强力介入才让他勉强自保。
这也是高拱、张居正改革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将言官纳入自己手下管理的原因，不然他们的改革很容易被这群言官给搅黄了。
对于明朝来说，最大的害处就是官员为了自保就被迫结党。因为应对“道义”的攻击，最佳的防守就是用“道义”来反击。当被某些言官弹劾的时候，不用去收集证据自证清白。上表请辞，众官员联名挽留以示信任，“道义”的力量自然会让言官们明白事不可为，就此偃旗息鼓或者等待时机再战。
最终是不是有罪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有没有人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