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和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五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等级的奖项，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今年已91岁高龄的顾诵芬先生生，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开拓者，作为我国第一代战机的主要设计者，第二代战机研发的领军者，第三代战机核心关键技术研究的引领者，舰载机研发的推动者，第四代战机研制的探索者，顾诵芬先生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望。
顾诵芬先生是江苏苏州人，他的名字取自于晋代文豪陆机《文赋》：“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自古人文荟萃的江南沃土孕育出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望族，“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苏州唯亭顾氏、“天下无第二家”——苏州“贵潘”，就是其中声名煊赫的两个，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先生和母亲潘承圭女士便出身自这两个家族。
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先生，是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顾诵芬的族兄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潘承圭女士的家族，则出现过潘世恩、潘祖荫、潘承厚、潘景郑、潘静淑等文化名人。顾、潘两家不仅时代交好，而且与吴中其他名门望族如吴氏家族（吴大澂、吴湖帆等）、王（王同愈）等代有姻亲。
今天群学书院转载上观新闻记者于2018年对顾诵芬先生的专访，顾院士深情回顾了父亲的家风垂教，今天的读者也定能从中获得教益。
顾诵芬忆念
父亲顾廷龙家风垂教
文 | 郭泉真
来源 | 上观新闻2018年8月31日
顾诵芬先生开门，光影中，记者刹那间恍惚：眼前仿若俨然是顾廷龙老先生。
虽然未曾见过顾老，虽然进屋细看，诵芬先生脸庞还是比顾老瘦些，但此刻门开人立，神情气度，着实酷似乃父，和老照片里让人过目不忘的顾老一模一样。
1980年，顾廷龙与顾诵芬全家
父子情深。1940年6月11日，10岁的顾诵芬偶发寒热，36岁的顾廷龙便在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的日记里，每日仔细记下“诵芬热度退净”，“退后复升，午后又退，但未净”，“又升，同往医治”，“退又升”，直到16日“稍愈”。一夜热度“甚高”，顾廷龙“彻夜未睡”，连日“心绪皆不定”，直至“诵芬渐愈”。第二年7月2日，顾诵芬拿回毕业文凭、品学兼优奖状那天，顾廷龙又高兴写下：“可喜何如。”1951年8月，顾诵芬北上工作，顾廷龙和夫人到车站送行，当日写下“舐犊之情，何能自已”，连日想念不已，9月依然“念儿殷切，心绪不宁”……
父子双双各在一方领域贡献卓著，均成大家，已属佳话。而父慈子孝，两人此生68年亲情之真之深、家风垂教，亦成一景。
1998年5月，顾廷龙与儿子顾诵芬摄于北京蒋家胡同三号顾颉刚旧居
“父亲对我教育，从不去娱乐场所，只去博物馆和工厂”
范文澜先生有一名言，做学问要下“二冷”决心，一是坐冷板凳，二是吃冷猪肉。范老的治学精神，被另一位史学大家写成名联：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这是广为流传的一段故事。写联者叫韩儒林，元史权威，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历史系名誉主任。
1937年7月28日，日寇飞机轰炸西苑兵营，炸弹爆炸震动了全院，大家都不知所措。正是这位韩儒林先生，向顾诵芬大喊：千万别出来，赶紧躲在桌子下！
7岁顾诵芬，便赶紧躲进屋内桌底下。
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晰记得，那天一早七八点钟，北京蒋家胡同3号四合院那方天空上，日寇的战机，排着队，往西飞。
半世纪后，顾诵芬陪父亲旧地重游，在蒋家胡同合了个影。这是顾廷龙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时的校舍。当时同在燕京大学就职、同住这方四合院的韩儒林1937年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懂得如何防空避险。
第一次见真飞机，又如此“国难当头”，7岁幼小心灵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顾诵芬的哥哥，当时在北平城里读崇德中学，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有纸做的航模，带回来教弟弟。就这样，渐渐地，顾诵芬对飞机产生了浓厚而持久的兴趣，直至几十年后，成为我国航空工业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
热爱，是顾老非常看重的一点。爱好文科的他，也曾培养顾诵芬的文史功底，但从没横加干涉过儿子对飞机、对理工制造的热爱。相反，正如诵芬先生在采访结束后，又特地发来短信说：“父亲对我教育，从不去娱乐场所，只去博物馆和工厂。对我喜欢的航模，则带我去上海仅有的航模店，很少带我去商店。”
顾诵芬从小热爱机械玩具
博物馆，有震旦博物馆、亚洲文会。工厂，有华中墨水厂、仙鹤草素药厂。顾廷龙还特地从开明书店，为儿子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有专业书籍指导，去工厂看过制造，少年顾诵芬自己动手做飞机模型，又恰好在顾廷龙南下专务的合众图书馆有一院子可以放飞……兴趣日隆。
集中精力，沿着热爱，向价值和意义钻下去、深下去，是顾氏父子在事业与人生的共同点。
顾廷龙先生（1904-1998）
顾廷龙最有研究的，其实不是广为人知的图书馆学和版本目录。也不是为世公认，办过特展，被王元化先生称之为“雅量之美”“融厚植之学养、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著之干才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显，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的书法。而是古文字学。
顾老自己曾排序：一，小学；二，书法；三，版本研究。
顾廷龙书法
诵芬先生也说：“我父亲在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论文，就是《说文废字废义考》，那时是研究文字学的，还出了一本《古匋文孴录》。我们在家也偶然说起过，如果不搞图书馆吧，他在文字学上，肯定还有很大成就。”
复旦教授裘锡圭亦云，顾廷龙以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书法广为人知，“其实他在古文字学上的成绩也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热爱，让顾廷龙很早就在精通国学、书法的父亲顾元昌启蒙下，沉潜精进。诵芬先生笑忆：“我爷爷字写得好，后来在苏州一些学校当过书法老师。他偶尔身体不好时，会让我父亲去代课，还在振华女校教过杨绛她们。”
顾廷龙书法
也是这份热爱，让顾廷龙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机械系后，转学去了刚刚成立的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只因校长是国学大师章炳麟，教授有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进校在读经济系，却选修多门文科课程。再后来，干脆转入国文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顾老还孜孜以求，要完成好顾颉刚先生的托付：《尚书文字合编》。
压倒如此热爱的，是爱国。
“七七事变”后，战火中，江南一带文物古籍流散，日美等国多方掠夺搜罗。叶景葵、张元济等为此倡办的上海合众图书馆特邀顾廷龙南来主持此事，当时举步维艰，“空无一人，空无一物”，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总干事，共擎义举。
这是对一同南下的顾诵芬，最大的言传身教。
1935年冬，全家在燕京校园合影
“我受父亲教育，最深刻的就是，不能‘拆烂污’。”
而且，顾老在《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自立规矩：
“专事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
他的弟子、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去年还向记者熟稔背出，顾老的另一句名言：
“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也可谓不负其平生。”
“我受父亲的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做什么事情，不能‘拆烂污’。”88岁顾诵芬，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拆烂污”，是上海话，大意是苟且马虎、不负责任。
父子同心，对做事，都极认真对待。
1933年，在北京顾颉刚家，坐者为顾颉刚， 左一为顾廷龙
“虽然1938年日本人在北平的势力，没完全进入燕京大学范围，但我父亲在‘七七事变’前，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抗日宣传，有专门的信件，好多教授签名，我父亲也签了。”诵芬先生回忆，宋哲元告知顾颉刚，日本人要抓他，于是他赶紧只身离开北平，走得急，所有存留在寓所的书籍、稿件、信札，都是顾廷龙安置的。
烽火连天。顾廷龙竭尽所能，最后在侯仁之协助下，将重要藏书和文稿放入燕京司徒雷登校长住所的地下室。
在上海，为合众图书馆在长乐路的新址，顾老又一丝不苟，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自当起了建筑设计师。“叶景葵老先生来信相约，我父亲便急忙南下，主要就是怕我们国家名贵的古籍，都给外国人买掉了。”念兹在兹，所以不苟，珍贵文存需妥善安置，顾诵芬记得，“长乐路那是全新的房子，专门请了上海著名设计师陈植先生，他设计过各种房子都很好，但对图书馆怎么设计，还不是太明白。我父亲就从图书馆的角度，要求这么改那么改，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就此，顾廷龙和工程项目的监工、浙江兴业银行基建主管李英年，熟悉起来。李英年爱好文物尤其书画，觉得孩子们应该懂中国文化。1948年，顾廷龙应李英年之请，为其子开讲了一个夏天的《孟子》，当时顾诵芬也一起旁听，“父亲正儿八经给我讲授国学，就这么一次”。
合众图书馆旧影
房子造好后，运营维护、书籍保管，也十分精心。顾廷龙多次找了上海的化工专家，请教灭虫方法。没空调，父子常一起人工开窗通风，拉起窗帘防晒，开关两层楼近百扇窗户。回首往事，先生感慨：虽然合众图书馆经济拮据，设施简陋，但14年来还没出现过蛀虫事故，也渐渐博得各界人士关注认可，最突出是上海南洋中学创办人王培孙先生，要捐出他收藏40年的中文古籍时，认为合众图书馆最合适。
“那是爱国心很重的一位老先生。1941年后，日本人进了法租界，上海所有学校都要学日文。大家都有抵制情绪。老校长非常好，想尽办法避免日本人来教日文，请了一位女华侨来教。学生也很调皮，闹，不好好学日文。”
顾诵芬一直记得，
“那时上学也不容易。我进中学读初一时，临时加了一个班，学校没房子，只好租一个大别墅，把我们放在汽车间里上课。吴耕辛老先生还特地勉励说，你们这些人，虽然进的是汽车间，我希望你们将来能造汽车！果然，我们那个班后来好几位同学留苏学汽车制造。”
查资料可见：东洋文库，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专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1959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我父亲花了很大功夫，一定要做一部比日本东洋文库更好的丛书目录。确实花了很大劲。他和出版单位的胡道静先生，两人流水作业。时间很短，质量很高。”说到“不能拆烂污”，诵芬先生表示，自己受父亲教育，一辈子都是这样，“一件件事情延续过来，没有什么事情做一半扔掉，一定要做到底。”
顾诵芬在操纵系统实验室
1980年4月13日，顾诵芬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办公室里摔了一跤。
“我当时已经是所里的总设计师，各个情况都得管。那天正领着一队人，在讨论歼8Ⅰ怎么改进，来了一个电话。当时办公室是炮校的教室，屋子不小，但摆放比较凌乱，我走得又急，一下子被教室里的黑板架绊住，脸向前摔倒了。当时觉得很难受，自己下意识想站起来，赶紧要去接电话，但站起来以后，就失去了知觉，身体往后一倒，又一次摔倒，头部重重地碰在水泥墙壁上。”
那年50岁的顾诵芬，在急救车上，不时呕吐，到医院抢救才终于醒来。
刚醒，眼看爱人就在身边，却一句话都未及说，先抓紧和同事交代工作，说完就再一次昏迷过去。
医院诊治的病因是：长时间、超负荷紧张工作，造成疲劳过度，摔倒又造成脑震荡。
顾诵芬采访歼8机试飞员鹿鸣东同志
相比这次，他的另一次冒险，似乎更广为人知。
歼8试飞时，在跨越音速前，机身有抖动问题。顾诵芬花费极大心血，不断攻坚克难。到最后关头，面对当时没有先进观测设备，顾诵芬想出绝招，找票买来凭票供应的毛线，粘贴在试飞机的后机身上，又瞒着爱人，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乘坐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用望远镜观察毛线被分离气流扰动的情况。两架飞机最近时，仅隔5米。
如此不懈，执着探索，终于彻底排除这一难题。
现在有些人，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没有好的试验设备，没有先进计算手段，
“甚至想方设法，拿来别人在苏联航空学院做作业的参考资料。我在上海交大学习时的助教陈士橹，后来去了西北工业大学，被派出国学习，一回来，我立刻去要资料。可苏联材料上，只有曲线、坐标点，只有图形，没具体数字。我像猜谜一样，总算勉强设计出一个超音速飞机的外形。”
顾诵芬一直难忘，真正的难题在后面，
“外形有了，还必须试验出空气动力的数据，才能进一步研究结构。我没人帮忙，调来的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好不容易凑出一个方案，第二天找到新的材料，我一看，前一天的不对，得改。一次两次三次，做结构的同志自然就火了，满墙都是关于我的大字报。说实话，压力确实很大。这时是设计室主任黄志千跟我说，你知道是错的，就还得改，不要怕那些大字报，摔了飞机，比大字报还可怕。”
在顾诵芬看来，歼8成功的最大意义，是从此我们能自己造战斗机了。
顾诵芬（后座）与鹿鸣东在歼教-6飞机上
记者一长段提问中，顺带提了句“顾诵芬被赞为‘歼8之父’”，他回答正题前首先强调：“叫我‘歼8之父’是不合适的。”
他也毫不回避，毫不掩饰地，坦然回答了记者问及的一些网传热议：“歼8第一批交给的是当时空军最年轻的团长。飞机确实有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飞机滑行时，空速管摆动大。还有，尾翼容易震，老得紧那个尾翼的螺丝。我们没有把这个责任推给飞行员，也根本没有在上级领导面前拍桌子，这些说法，大概都是网上来的。网上把我骂得够呛。这是不了解情况。当时我们有大概十几个人的队伍在第一线，保驾歼8能飞。空速管为什么颤呢，主要是我们的同志听了一些意见，改动了前轮减摆器的阻尼筒，结果原来设计是合适的，一改就不对了。但是后来我们改好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网上一些说法与事实不符，不用放在心上。”
实事求是。不“拆烂污”。包括歼8定型，大飞机、支线飞机项目等，在许许多多关键时刻，诚如一位战友所说，“他不畏人言、不唯上，以对国家事业负责的大无畏精神，坦诚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为高层决策“起到了重大作用”——身为顾廷龙之子的顾诵芬，当然如是。
图为歼8Ⅱ飞机
“对年轻人，您最希望的会是什么？”“多读书。”
顾诵芬小时也会淘气。
一次在家请客吃饭，顾廷龙拿出一些藏品展出，房内布置有所改变。客人走后，放学回家的顾诵芬一时无处可去，闹了起来，一屁股坐在屋角三脚木架的底层，结果木架一下子倒了，架上摆放的藏品，砸了。
“特别珍贵的，应该是放在木架顶上，我五舅送给我父亲的一个紫砂茶壶，这是吴大澂定做的。”
诵芬先生深情忆念，
“那次，我父亲很火，很火。那是我父亲对我最严厉的一件事。”
打你了么？记者问。
“打了。”88岁老先生，一下显出孩子自知有错、理解父亲发火的模样。
少年顾诵芬与父母
吴大澂，吴湖帆祖父，顾廷龙外叔祖王同愈曾随其出关抗日。王同愈，前清进士，国学大家，顾诵芬的名字便是他所取。任职合众图书馆前，顾廷龙曾专门写成《吴愙斋先生年谱》，严谨、全面、客观介绍吴大澂毕生治黄河、反侵略、争国权事迹。和许多父亲一样，那天眼见壶碎，顾老一时发急。和许多父亲不同，顾老平时并不会对顾诵芬管头管脚，更罕见板起面孔。
“他比较主张我独立自主学习。我读小学，他还管管我的学习，刚去上海华龙小学时，我考得也不太好，后来就考得比较好。”诵芬先生铭记，“我父亲觉得要管的，一是写字，从小要求我描红。稍大一些，我读高小，就看他写的字，我照着写。这个抓得紧。再大也不管了，只要求寒暑假必须临帖。中楷临法帖，小楷临清朝考中举人以上那些人的考卷，用工笔小楷抄录的诗词。每天过问一下，字写得怎么样。”
另外，
“一些基本的、中文的东西，必须要我看，水浒、三国、西游记。又怕我看坏眼睛，特地从图书馆里，拿了大字的木刻版，并规定我不能躺在床上看”。
再就是
“读小学时，特别到了寒暑假，父亲会督促我看《纲鉴易知录》，以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有个概貌”。
此外要说认真教授什么，只有那年讲《孟子》。
“那时我父亲最欣赏的是孟子，叫我旁听。所以父亲真正教我的国学研究，是孟子。讲了两三个月，也不是天天讲。孟子说的怎么做人，他是十分欣赏的。”
顾廷龙故居的堂楼与大厅间有一座完整的砖雕门楼，上面是“四朝元老”潘世恩题写的字牌“恭俭庄敬”
除了如何热爱，如何做事，在如何学习上，顾廷龙对儿子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书。
“我父亲给我打基础，买过不全的一套《小学生文库》。里面也讲怎么做航模，我也看过。”
诵芬先生在央视节目曾提及，
“干什么事情，念书还是很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学会自己干。我小时喜欢航模，可许多材料很贵，我们家没什么钱。我就是从《小学生文库》里看到，竹条也可以替代。当时没有快干胶，就自己配制。办法，要自己想。”
自制胶水的办法，是拿电影胶片，用丙酮溶解了，去粘接修补。丙酮，是当时女人们用来洗指甲油的，很容易搞到。而在长乐路上的合众图书馆，原址是一家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院子里总能挖出很多电影胶片头。诵芬先生慨叹：“合众图书馆是私人办的。叶景葵老先生投入10万法币，以为每年的利息就可以养活，但珍珠港事变一起，他在南洋买的橡胶园全没了，只能向浙江兴业银行借钱。那段时间，我父亲苦苦支撑，能卖的都卖了。我母亲负责供饭，全家和工人、办事的人一起吃。最困难时，我的学费也缴不出，还是叶老先生知道了以后给的。当然我们还没困难到像当时上海真正的贫穷家庭，一天三顿饭还是有，粗茶淡饭，不能大鱼大肉，日子过得去。”
在《顾廷龙年谱》中，有这样一些当年景况：1944年10月10日，赴静安商场，阅书店。先生日来精神不佳，不耐伏案，闻物价飞涨之声，即窘迫之束日紧。22日赴四马路阅肆，书价昂而不敢问津……“生活维艰，年况愈下，思之凄然”。2月7日，夫人斥金饰度岁。“绝不愿谋分文不义之财。于是自束至一无乘隙处，此忧患亦无愧无怍矣。”
也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亲影响下，“多读书，靠自己”，在顾诵芬从小到大的许多事里，都看得见深远影响的影子。
读中学时，学到三角，顾诵芬在合众图书馆里，发现了徐光启翻译的三角原著。
读大学时，馆藏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大学丛书，没地方放，堆在了顾诵芬房里，“这正是大学一二年级基础课可以借鉴的好参考书”。还有一套水利资料，其中一本汪胡桢编的《水利工程计算手册》，让正学材料力学的顾诵芬，每次课后大量习题所需的原始数据，在手册一下就能查到，不用到处查找，大大节省时间……
刚工作时，“我们建航空工业，好多都缺。当时苏联都是计划经济，预先有了计划，才会给你生产，一来二去也总要很长时间。加上往往给了成套图纸，却不告诉你怎么设计。这些事，终归都得自己干。当时号召‘向科学进军’，上级决定让我参与建飞机设计室，资料奇缺。虽然我们也跟踪人家怎么设计，但当时我们学的那一套，都是英美上世纪40年代的教科书，而且都是螺旋桨飞机。搞喷气式飞机，你得自己学。记得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给我一个特权，每次去北京出差，都可到王府井八面槽的外文书店买书籍期刊，凭工作证进去，主要是影印，原版绝对买不起。”回想起来，诵芬先生感慨，什么事最终都要靠自己干。
许多年以后，顾诵芬买回的书籍，还在发挥作用。
……
顾诵芬老骥伏枥
1930年出生的顾诵芬，真正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除了5岁到北平后、21岁离开上海前那16年，就是1992年父亲胃癌开刀后接到北京，1998年顾老逝世前那6年。父子68年，相聚22年。顾老晚年在北京，顾诵芬奉养至孝，精心照料，“那时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书看，老想回上海”。1998年5月上旬，顾老在儿媳妇陪同下，在王府井中国书店见到了不少珍贵图书，久久不愿离去。
历经岁月，而今“米寿”之年的顾诵芬，被问到对年轻人，最希望说点什么时，脱口而出是读书：“要念书。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要不断学习，多看书。”
如今的他，还住在宿舍楼，离办公室很近。网上搜索可见媒体报道他去办公室的一个细节：“耄耋之年的顾诵芬每天8点准时出现在这里。”
诵芬先生听闻，立即下意识地说：“也不都是准时8点。”
顾诵芬获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