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杭州创业的台湾青年游智彬，是一名金融讲师，在大陆事业爱情双丰收，有了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身上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标签，那就是——“台籍老兵第三代”。
何为“台籍老兵”?游智彬说，“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
指的是，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从台湾征去当兵的台湾人。他们大多被派往中国大陆作战，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进入台湾后，大量台湾籍国军部队滞留在中国大陆。直到1987年底蒋经国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开始有人推动让这些“台籍老兵”返台落叶归根。
1989年，台湾“政府”发出了第一张“返台定居”的入境证，给滞留大陆的台籍老兵。据大陆“台湾老兵返乡协进会”调查，在大陆的台籍老兵大概有1000多人，已有近900人返台定居(包括家属应有4000多人)，留在大陆生活的老兵大概100来人，但多数年事已高或已经离世了。
游智彬的外公游亚庆先生，便是这返台定居900人之一。
（你怎么跟外公一个姓啊？面对记者的疑问，游智彬说，“我和妈妈一个姓，弟弟和爸爸一个姓”。那个年代，这个比较不常见。“可能因为妈妈比较厉害。”）
回到正题。
从外公年少离开台湾，到外公的兄弟姐妹，1989年来大陆看他，“已经整整过了40个寒暑”。
“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外公，在挤满人群的客厅，哭得像个泪人，也许40年的思念和委屈，需要在这短暂一刻，一股脑儿宣泄出来吧。”
其实这40年，外公在大陆生活还算顺遂。
游智彬说，外公在大陆被共军俘虏以后，军队经过改编，融入共产党的军队，其后靠着个人的才华，一路服务于公务体系，退休前是福建省漳浦盐场的食堂财务，退休后享受县一级的老干部待遇。
游智彬外公游亚庆在大陆工作40年的离休干部证明。由受访者提供
外公在大陆与外婆结缡，生育了四男二女，凭着微薄的薪水，培养了外婆的几个弟妹受教育，和养活自己的一大家子，在外婆家族中扮演“家长的脚色”。
值得一提的是，外公在大陆的整风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被修理过，“这大概与他个性谨小慎微和行事作风与人无争有关”。
1990年，外公在台湾老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召唤中，带着外婆还有两个未婚的子女回到他的“生身之地”，也就是现在的台湾桃园市龙潭区铜锣圈，开始清苦而奋斗的人生晚年。
外公的祖辈，曾经是台湾桃园市龙潭地区的地主，拥有广大的茶园，但是外公兄弟五人，各自分家立业，土地已经各自平分掉了，他的兄弟们协商给他买了一栋小楼，同时合力给了他八十万台币生活费。
外公在家财万贯的兄弟们之间，“我想尴尬是有的，但总是不卑不亢”。
90年代，大陆的工薪阶级，和台湾在薪水方面具有巨大的落差。我的母亲一位专业药师在当地卫生所任职，月薪不足人民币百元。
而外婆在台湾餐厅洗碗，薪水有一万八千台币(约当人民币4000元)。而那时在我们所在的大陆县城，一座透天的四合院，也只要人民币三万元。
当时两岸之间的人均财富落差巨大。
外公的另外四个已婚子女留在了大陆，虽然他们各有收入，外公外婆仍然在台湾继续工作。回大陆的时候，会给大陆子女带来额外补贴，所以外公回大陆看我们，都变成“村里大事”。
“记得有一年他们回大陆，还在乡下戏台，播放了几个晚上的电影，反馈乡亲”。
1994年，两个舅舅去台湾探亲，三个月后回来似乎变成了“暴发户”。
当时母亲已经从卫生所辞职下海，开了一间妇产科诊所，算是个名闻遐迩的产婆，以当时的环境，我妈妈算得上高收入者。但是两个舅舅的归来，在家里掀起了“赴台定居潮”。
一年中，我们全家便搬迁到台湾。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外公4个子女家庭一共28个人，也都陆陆续续搬到了台湾。
图为游亚庆夫妇。离台40年后，外公游亚庆老先生陆续带着28口家人回台定居。由受访者提供
20年过去了，外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走完了他的晚年。
“我的父母辈们，在台湾的这20年，经历过经济危机的裁员风暴，也体验过地下金融的倒会风波，终究靠着勤奋的双手和智慧，成了‘有产阶级’，现在也准备进入退休生活。”
也是这20年，大陆的GDP，从台湾的2倍多，飞升到今天的20多倍，“他们有失有得“。
“错失了大陆经济起飞的黄金20年，有点可惜”。但他们在台湾的下一代，也崭露头角，有工程师、教师、商人，“当然也有像我一样的，回到大陆发展”。
“两岸的分合，情系万千家庭，台籍老兵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值得我们后人书写。”游智彬这样说。
责任编辑：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