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北京人力车夫，吃得比乡下地主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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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国内和平、保卫人民和国家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通过考察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体的政治经历，史谦德揭示出时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长的政治成熟度。令人惊讶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变。经过动荡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众政治的基础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将行会和士绅精英的传统世界与社团主义和干部的现代世界连在了一起。

文 ／ 史谦德

按照收入和人数情况划分，1920年代北京人口的阶层分布呈金字塔形。根据一项1926年的警方普查，富有家庭仅占城市总人口的5％。富商、银行家和政府要员占领了尖顶部分。在此之下，铺垫着一个相对庞大、殷实的“中产阶级”（22％）和一个更加巨大的“下层阶级”（47％）。在下层阶级之下，还挣扎着少数“贫困人口”（9％）和更大的一块“赤贫家庭”（17％）。

乘客主要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如店主、教师还有小官员。而车夫则来自工人阶级的底层，他们的身份不如技术工匠、现代设施工人以及某些店员，只比普通劳工稍好一些。车夫们一个月挣10到12元，和警察、学徒工、佣人以及大部分店员差不多。如果拼命工作，且家眷负担较轻或者根本没有，一般车夫不必像乞丐“到粥厂喝粥”或“吃不饱穿不暖的贫民”那样遭罪。如果大多数乘客只能算小康而不富有，那么大多数车夫只能算贫穷而非一贫如洗。

北京车夫中有相当数量（几乎四分之一）的人从前是农民。老舍笔下的祥子，就是禁不起城里机遇的诱惑而进城干起这份行当的。“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因为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所以就算像拉车这样下贱的工作，也能满足一个农民改善生活的雄心壮志。

1930年，一个地主家庭为了躲避土匪到城里逃难，他们对穷人们通过工作争取来的相对有所改善的生活感到惊讶。地主在一座四合院租了间房子，院子里还住着三户人家，他们的一家之主分别是洋车夫、听差和卖水的。农村来的难民起先瞧不起他们的邻居：“你想人若不穷，谁干卖水、车夫、厮役之类的事？”但是地主家最终惊奇地发现，他们之前所习惯的生活还不如他们的邻居。地主老婆曾略带惊讶地说：“咱街刘财主家有十几顷地，才终年吃白的（指麦子面馒头），他们（指卖水的、洋车夫、听差）没一亩、没一陇的，到一年一年吃白的。哼！”去掉车厂老板的租金和上工时的餐费，他们的车夫邻居，每个月可带回15元给妻子和两个孩子以补贴家用。

除了包子以外，家里每天还能吃到用油炒过的蔬菜或者用醋、芝麻油拌的泡菜来调口味。地主抱怨，在乡村时自然不缺少青菜，但都是拿来腌着食用。食用油很紧缺，炒煎是稀罕的事。腌菜虽然不缺，然而因为盐放得太少，发酸臭味，让人难以下咽。车夫家每个月能开两到三次荤，孩子们每天还能得到几个铜板去买瓜果零食。通过每个月挣的15元，车夫的家境正在稳步改善，按照社会学家李景汉的说法，就是从“对付着过”变为那些每月赚15到20元之间的人过的“舒适生活”。在这一收入水平上的大多数北京下层阶级，包括足足一半的工人和劳工以及混得较好的人力车夫，都能享受略微像样的食物、穿着和居所，甚至可能留些闲钱看戏或者参加其他娱乐活动。

北京人力车夫中农民的比例在冬季会有所上升，因为这时数以千计的人会进城务工以补贴农作收入。而到了夏天，正值农耕高峰，这些车夫又会回到田里务农。北京车夫在冬天要比夏天多出6％。但就总体而言，这里来自农村的流动工相对其他有大量车夫的城市来说，要少得多。上海有7万人力车夫，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长江以北的农村地区。在1920年代，武汉3万车夫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不带家属，孑然一身而来，住在城郊私搭的小棚中。

上海和武汉都有许多工厂和作坊招收城市贫民和失业者。北京的现代设施和工业水平要差得多，但这里依旧生活着大量贫民和收入比车夫还要低的人。因此，当像祥子这样的农村外来人员到北京并以拉车谋生时，他们所加入的阶级并不是由清一色被迫进城的农民组成的，而是一个由城里人、郊区人和农民所构成的大杂烩。当地的工业化程度如此之低，以至于城里人和农村进城务工者连拉车也得竞争上岗。在成都，也有一个像北京这样管理和营运联合体的小翻版，城里几乎所有7.8万名人力车夫都来自郊区的失业者。

在拉车这一行当里，有城市背景的人主要是旗人。直到1920年代，八旗身份仍旧算作一种职业，在1924年的调查中，足足四分之一的车夫填写他们以前的职业是旗人。北京满人的存在、旗人的粮饷，再加上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促进了北京工商业及服务业的发展。这一市场吸引了北方乃至全国的商人和劳工，他们利用同乡人脉做起了生意，建立起行会。北京的许多行业被各个省、县来的人各自垄断。有时候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挑粪工都是山东人，裁缝都是宁波人，做糖糕的都是南京人。满人一失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政治地位和关系，就立刻发现，原本对其有利的未工业化的社会，现在却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的粮饷减少了，所以只要有工作，哪怕拉车他们也干。

满人的不幸只是北京城里人沦为车夫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正如老舍所言，许多车夫是“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在李景汉的调查中，他列了车夫们之前的职业，包括“鞋匠、木匠、巡警、厨子、刺绣工、园丁、渔夫、音乐家、做肥皂的、排字工、学生、玉匠、银器匠、裁缝、抄写员、演员、报童、织工、店掌柜、做地毯的、酿酒工、矿工、洗衣工、国营造币厂工人、佣人、当兵的、勤杂工。”

城市经济，不仅以行会、生意兴隆的商铺和企业为核心，还包括诸多外围的略欠稳定的投机。大量商铺开张歇业也是经济生活的常态。例如，市政府公报表明，1930年有2278家商号歇业，2838家开业；118家老茶馆关门，而有132家新茶馆开门；106家煤行关门，119家开门，等等。为数不多的资本不断地分拆、整合，小部分员工、手艺人总是在失业和就业之间徘徊。根据一份官方研究，每年有上千名北京工人因失业而沦为人力车夫。另外，作为行会招工的主要制度，学徒工出师之后也未必能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某些行业，如地毯业，业主和经理通常从农村招募大量学徒，试用期三年，仅提供食宿和少量工资，一旦学徒满师有资格成为正式工人时，就将他们解雇。其中许多人就只能去拉车了。

虽然人们似乎偏向在有行会管理的工商业谋一份稳定的差事，但对工人而言，通过季节性工作和临时工来补贴家用的情况却并不罕见。例如，在夏季，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北京居民会搭起凉棚遮阳，店铺前和开放的院子里都有这种凉棚。北京有200多家商号做这一行，除了商号经营者和一些学徒工，其他都是临时工。工人们聚集在城里各区的几家特定茶馆，和中间人谈妥就立刻上工。到夏末秋初，数以千计的工人干起了滚煤球的工作，为冬季供暖做准备。在冬天，临时工们从北京的湖里切下冰块，拉到冰窖保存起来，以待夏季提供给餐馆、水果铺、火车餐车使用，或者作为私人住宅消暑的奢侈品。这些把冰块从河里拉到冰窖的人都是从乞丐、老人和失业者中招来的。就连已经组织起很有实力的行会的建筑业，在春夏用工高峰期也会雇用临时工。高流动性的劳工市场和一个依赖同乡关系与行会成员资格的严格体系并存，人力车行业从前者汲取劳动力，形成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称的“劳工之逋逃薮”，“各种失业之工人，无论有无技能，莫不以之为栖身之所”。

如果说人力车为农村移民和城市贫民提供了向上或横向的发展途径，那么它同时也是落魄市民谋生之路上的一根救命稻草。随着北京作为行政中心的地位不断下降，破产的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官员和职员的全额工资。一些部门和公办学校办不下去了，只能让员工们在当地自谋出路。

人们能在车夫中发现小学教师、政府职员甚至清朝将军们的身影，他们通过拉车来赚外快，或仅仅是因为早已耗尽积蓄而不得不赖此为生。某位北京的评论家，写过关于人力车问题的文章，他提醒读者，“北平的洋车夫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出身低贱，全是不识字和由乡下进到城里来的；有的是北京时代的政客，与前清的秀才举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儿，为生活所迫，干起这一行的”。当然，这些昔日的天潢贵胄，在一般车夫群体中并不典型，通常情况下车夫都是些农民、普通旗人或是手艺人。但是他们的存在，却体现了车夫作为一个阶层所拥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前清的皇亲国戚、“大人、老爷”或者大学教授穷困到去拉车，总让人觉得可怜可惨。陈西滢在决定离家赴京时，曾描写过他内心的顾虑。一位亲戚曾建议他不要这么做，就算去，别当读书人。“我曾在报上看见北京的教员有的穷到晚上拉街车。在远地方拿不到钱不是玩的。拉车我们又没那力气。”

车夫们让知识分子良心不安，因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太落后，太不人道。然而他们的存在却无情地提醒着人们，民国时期个人地位变幻莫测的程度。

【美】史谦德 著

袁剑、周书垚、周育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

史谦德（David Strand），美国狄金森学院查尔斯·A.德纳（Charles A. Dana）政治学教授。197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著有《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未竟的共和：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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