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司法部成立不久，在官场连连失意的曹汝霖，因曾在东京法学院学习法律，且符合“执业律师免试标准”，第一时间顺利拿到了律师证书。
这个金灿灿的“律师证”不仅给曹汝霖带来了每月几千元的收入，还让他迅速成为了民国“天字第一号律师”。
让曹汝霖拿下这“天字第一号”的，是三个民国顶有名的官司，其中一个是死刑铁案，他在这个案子中，因将死刑犯辩到无罪释放而名声大噪；另外两个案子都和女人有关，这两个案子还都成了民国轰动一时的“大案”。
曹汝霖
让曹汝霖声名鹊起的第一桩与女人有关的的“大案”，是一桩看似普通的离婚诉讼案。
这桩离婚案后来引发了整个民国的震动，而它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离婚案的被告和原告身份非常特殊：原告叫程月贞，是红极一时的江淮名妓；被告叫张静轩，是紫禁城里走出来的太监。
拿到这个案子后，曾出任过前清外务部副大臣的曹汝霖有些懵：这不是妓女和太监打离婚官司吗？这怎么打？
曹汝霖刚刚从事律师职业几个月，就接到如此奇葩的官司，他心里有些发虚。而为了请他为自己打官司，作为本案原告的程月贞花了100大洋巨资。
程月贞肯花巨资聘请曹汝霖，是得了高人“指点”，她早已对他的背景做过了解，她知道“他曾经将一桩死刑铁案，辩到了无罪释放”。她确信：这个曾留学日本的律师，能让她摆脱这桩婚姻。
见到曹汝霖之后，程月贞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她面前的“大律师”器宇不凡，谈吐出众。曹汝霖见到的程月贞虽年已中年，却风韵犹存。
八大胡同风尘女子照片
交谈后曹汝霖才知道：眼前这个曾在八大胡同卖笑的女子，这次竟是离家出走继而提起诉讼。
程月贞告诉曹汝霖，自己的丈夫张静轩虽是太监却也是个“有能耐”的人，民国成立后，他离开紫禁城做了商人。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他开了一家球馆。球馆盈利后，他又买了几处房产做起了房东。
为了“装点门面”，他决定找个女人“结菜户”（俗称对食）。因为张静轩是个净身的太监，所以良家妇女都不愿意跟他，无奈之下，他才前往八大胡同并挑中了程月贞。
程月贞本就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年老色衰的危机感让她爽快应承了婚事。
婚后，程月贞发现自己的丈夫绝对不止是“没有性能力”这么简单，首先，他骗了她，嫁过来后，她才发现自己不是正室，只是一个小妾。其次，她还发现“有生理缺陷的丈夫是个虐待狂”。
张静轩没事就呵斥程月贞，稍有不顺还会对她拳脚相加，度日如年的她悔不当初。
“这日子，还不如在大大胡同呢？”说到这儿，程月贞竟嘤嘤地在曹汝霖面前哭了起来。
谈到自己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时，程月贞哭得更凶了，她边哭边说：
“那天，我们起了争执，客人上门后，我也没给他面子，跟他吵了一气。没想到，客人刚走，他就顺手拿起一根木棍就朝我狠狠打过来，直打到我跪地求饶，他才罢休。”
曹汝霖听到这儿后沉默了，他知道，多数太监都会因为生理缺陷，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心理问题，但他没想到张静轩的心理竟会如此“变态”。
前清做官时的曹汝霖
程月贞告诉曹汝霖，因为气不过，离家出走时，她把丈夫张静轩的金银细软一并带出来了。“我想离婚，钱我不打算退回去了。”程月贞一边抹泪一边咬着牙对曹汝霖道。
听完程月贞这席话后，曹汝霖只轻声道：“你这个离婚案子，不是那么容易办，有一定的难度。”
曹汝霖顾及的“难”是：程月贞当时的做法可以被界定为“背信弃义”、“卷款而逃”，在道义上，她站不住。既然她的做法与当时主流社会舆论相悖，要赢得民众和法庭的支持，就很难了。
程月贞和曹汝霖准备诉讼案时，张静轩正在满大街地找人。相比程月贞这个人，他更着急的是自己那些被卷走的金银细软。
张静轩想不到的是，人没找到，自己却意外等来了一张法院的传票。更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女人，竟然要和自己离婚。
民国时期的律师证书（与曹汝霖律师证属同一版本）
张静轩拿到传票后不久，这桩特殊的离婚官司就成了京城茶余饭后的“最热话题”了。一时间，街上到处都在传他们这桩离婚案。曹汝霖偷偷去听过，多数民众都希望程月贞败诉。民间舆论认为：妇道人家要守本分，张静轩虽是太监，毕竟帮她赎身了。
开庭当日，曹汝霖提出离婚起诉的三个理由：第一，被告是太监；第二，被告原有妻子，有重婚嫌疑；第三，被告对原告实施虐待。
庭审法官听完申诉后当即表态：不支持离婚。理由是，第一条、第二条离婚原因已超过一年，不得起诉；第三条“遭受虐待”，证据不足予以驳回。
眼看着婚可能离不成了，程月贞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可曹汝霖却一脸淡定。程月贞并不知道，曹汝霖打官司总喜欢先“让”对方一些，这是他的策略，这样做可以让对方得意忘形，进而露出破绽。
果然，张静轩眼见自己就要赢了，他竟向法庭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条就是：不反对离婚，但要求返还赎身的三百元，同时要求法庭追缴程月贞带走的财产。
曹汝霖听到他提的这第一点要求后，眼睛立马亮了一下，他的专业素养告诉他：他的机会来了。
待张静轩得意洋洋地讲完后，曹汝霖施展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张静轩口中的“赎身”和拐卖人口两个词产生了关联性。张静轩无意中暴露的这个漏洞，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走势。
不论是在前清还是民国，都严厉禁止人口买卖，所有涉及人口买卖的婚姻，都会被判无效。
张静轩自知说话让人抓住了把柄，他当庭改口，说“那三百元不是赎身费，是程月贞所欠的债务”。他还出示了一张写有张静轩代程月贞偿还债务三百元的收款字据。
民国年间的太监
曹汝霖看了看字据后，提出了申辩理由：
“根据《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婚前有特定契约按特定契约执行，否则婚姻成立之时，债权债务之主体合并，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
法庭上的张静轩意识到自己将人财两空，立马改口道：“若程月贞不将300元和随身财物归还，他将不同意离婚。”
张静轩毕竟不懂法，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当庭要挟”的行为已经涉嫌“藐视公堂”了。曹汝霖趁机明确指出：“离婚涉及人身，属于公益范畴，钱债只涉及财产，属于私益范畴，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陈述完这些后，曹汝霖看了看张静轩接着道：“如果因为钱财的原因，而约束离婚的自由，与法理大相径庭。”
最终，京师审判庭的判决结果是：准予离婚，张静轩为程月贞赎身属于自愿行为，不需归还钱款，程月贞带走的其他财物可“不予返还”。
曹汝霖办的这桩离婚案，彰显了婚姻自由、离婚自由的法律精神，因为它是公开审判，所以，它还顺带普及了相关法律常识。这场官司，在民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
相比这桩案子，曹汝霖办的另外一桩与女人有关的案子，也极具轰动效应。
曹汝霖（右站立者）与家人
1913年初，曹汝霖在与朋友相约上海吴淞游玩时，竟偶然听到邻桌食客在谈论“两女子强奸一男子致死案”。
凭借着职业的敏感，曹汝霖感觉这个事有蹊跷。于是，他便径直走到邻桌和他们聊了起来。
原来，上海宝山有一户姓周的人家，有一双待字闺中的姐妹花，一个叫周凤宝，一个叫周蓉宝。这两位姑娘都生的花容月貌，且天性风骚，她们素来不与其他村姑一起玩儿，而总喜欢和周边的无赖厮混。
有一年秋初，两姐妹正在田间劳作，休息间隙，恰有一个叫李甲的槽坊学徒经过。两姐妹和李甲席地“偷欢”后，李甲竟“力竭而亡”了。两姐妹见了，顿时手足无措。恰在这时，一个巡警路过，他见出了人命便将两姐妹送到了“县衙”。
因为当时是民国初年，中国绝大多数县仍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县长监理司法。县长以事实确凿为由，认定李甲系因被两姐妹轮奸丧命。但考虑到李甲因贪欢被误杀，周氏姐妹被减刑入狱。
听完叙述后，曹汝霖问：“你们当地有没有懂法律的人啊？”大家一听顿时愣了，曹汝霖随即告诉他们：“周氏姐妹是被冤枉的。”
曹汝霖
曹汝霖在饭店“问案”的消息不胫而走，周家的亲戚沈某特地赶来，请曹汝霖代笔为周氏姐妹辩白。曹汝霖想都没想便挥笔写下了诉状，并上诉到了江苏省高等法庭。他还特别提出：自己将分文不取。
江苏省高等审判厅的法官很快收到了周家人送来的状纸，打开一看，状纸洋洋洒洒几百言，直将周氏姐妹的冤屈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状纸上，曹汝霖特别强调：“控诉人系弱质少女，既无强迫求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地之要素。设李甲不愿和诱也，控诉人焉能相强，何致毙命？”
曹汝霖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甲而情甘相欢也，贪欲丧身，虽死奚怼？咎由自取，报有应受！”
法官看到这纸漂亮的状纸后，料定背后定有高人操刀。但这起不同寻常的命案，并无成案可参考，法官自然不敢决断。无奈之下，他只得将案子用电报上报京师，请最高法院定夺。
曹汝霖书法
最高法院回电简单明了：“此案法律无明文，不为罪。”
就这样，周氏姐妹被“无罪释放”了。这桩奇案和曹汝霖的义举，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惜的是，曹汝霖竟在不久后再次回到了官场，从此以后，律师界便也再没有了关于他的诉讼传奇。更可惜的是，在律师界留下“侠名”的曹汝霖，竟在重入官场后，因参与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而被打上了“卖国贼”的烙印。
“二十一条”签字现场（左一为曹汝霖）
这结局，不得不让人感叹：“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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