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的红色因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通讯员 刘建勇 刘建海 王威群

“他们（先辈）所走的路，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影响后辈，后辈们也在按自己选择的路往前走，不拘泥于某种形式。”曾任北京双榆树中心小学校长、党支部书记的曾樾是曾国藩的第六世孙，也是家族中的数十位共产党员之一。在回忆先辈们的影响时，他认为与家族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尽管一路或有坎坷，但证明却是一份骄傲的选择。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坐落在湖南双峰荷叶塘里的故居富厚堂，在青山与翠荷的掩映间，每天来往的游客络绎不绝。虽然其功过饱受争议，但曾氏家族的家风家教备受推崇，优秀的传统文化让这个家族绵延两百年来，在240余个子孙中无一个“败家子”，更有不少人面对党旗庄严许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开国大典时，曾宪植（左四）搀扶宋庆龄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走上天安门城楼。

“要做一个对民族和国家有建设性的贡献（的人）——这不是凭空说说而已，不是要去当什么官，而是要有一定的事业。”现年88岁的曾宪纲是曾国藩的五世孙，退休前担任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建筑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16岁之前，受到家中长辈的影响，立下宏愿。

“最典型的就是曾昭抡，他没有要求去国民政府里做什么大官，他是相对独立的，和国民党有一定的界限。”曾宪纲回忆。

身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的曾昭抡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四世孙，曾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1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时，担任化学系教授。1946年他曾和吴大猷、华罗庚等赴美考察原子弹。1949年3月，和妻子滞留香港时，作为一位早就坚定了要科学救国的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拒绝台湾的邀请，回到大陆和新生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曾昭抡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担任中央常委的民盟却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曾氏家族迎来了巨变，有人南渡、有人北归。少年曾宪纲也面临着“跟谁走”的艰难选择。在此之前，他们家曾为此还开过一个会，最终他和母亲及妹妹选择回长沙。1949年4月，曾宪纲的父亲曾昭楠曾来信要求三人跟着一起走，但被曾宪纲的母亲拒绝。

曾宪纲的母亲方恬静是一位中学教师，有着独立的主见。即便此生有可能再也不能和丈夫相见，她还是选择了带着一双儿女留了下来。曾宪纲坦陈，母亲做出留下来的决定，和徐特立有关。方恬静是徐特立在省立女子师范的学生，有一段时间，徐特立的母亲和夫人都在长沙，他委托学生们照顾她们，彼此之间交往甚密，受到的影响也很大。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曾氏后人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到了台湾。对于这些族人，曾宪纲也表示理解：“他们在旧政权里面，有一定的根基了；在新政权里，根本没什么可谈，留下来就可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是，愿意留下来付出更大努力的更多，有长一辈的曾昭抡、曾昭权、曾昭燏等，有还是少年的曾宪纲以及本身就是共产党员的曾宪植等。

曾宪植是曾国藩胞弟曾国荃的五世孙女，也是家族里最早的共产党员。虽然她和曾宪纲同辈，但年龄却和曾宪纲的母亲相仿，都是省立女子师范的同学，都曾受到过著名教育家、革命家徐特立的教育，爱国、民主、反帝、反封建压迫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早就深植于心中。

1927年1月，曾宪植投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六期）女生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批女兵，她对《共产党宣言》的钻研以及她的革命之路都从这里开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右翼势力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乌云蔽天，大地变色，革命转入低潮，曾宪植没有退缩，反而留在了由叶剑英兼任团长的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并担任准尉文书。后来在枪林弹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8岁的曾宪植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在大革命的最低潮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成为了她最好的成人礼。

即使是后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国统区里共产党员的安全还是很难保证。曾国藩家族中的后人虽然有不少亲戚是国民党员，甚至有姻亲是国民政府要员，但他们对共产党员身份的曾宪植不但没有另眼相看，还保护得非常好，这在曾昭棉（曾国藩四世孙）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1940年有一天我到大夫第去玩，先到大哥（即曾宪植父亲曾昭和——引者注）房中，见有一女人坐在房中，大哥介绍说这是宪植，最近回来的，生了个小孩，因她在外面工作很忙，所以送回来请家里带养。我过去就知道宪植是参加了共产党的，当时虽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但关系还是很紧张的，不便问外出多年的事，只谈了几句家常便和她父亲一起玩牌去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八哥（即曾宪植二叔曾昭义——引者注）说宪植要去桂林，家里怕她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所以送她到衡阳，因此就一路同行……”

1949年的10月1日，中华民族终于从百年战乱中站了起来。这一天，曾宪植搀扶着宋庆龄，走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后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时，曾宪植就站在周恩来的旁边。当时，曾宪植也是人口众多的曾国藩家族中唯一的共产党员。

虽然曾宪植与党和国家的高层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矢志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员，曾宪植本人以及“留下来”的族人都没有把她当成在新政权的“根基”。

1949年，16岁的曾宪纲入读长沙市一中高中部，担任所在班级的学习委员。当时，长沙还没解放，他并不知道学校里存在着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解放后，才知道和自己过从甚密的一位同学和老师是党支部的负责人。这时的曾宪纲已经很明确地在信仰上偏向共产党，老师和同学也给了他加油鼓劲，让他不要背上家族的包袱。1951年，曾宪纲写下加入共青团的志愿书，很快得到了批准，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然而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却没有得到通过。

“我知道入党很难，家族中那么多人去了台湾。那个时候政治审查很严格，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88岁的曾宪纲回忆起高中时想入党而未获批准时的复杂心境，“过一段再说吧。”当时的曾宪纲安慰自己。

入党受挫并未让曾宪纲消极，从高中到大学，他始终保持着努力学习的状态，做好学生工作，不是共产党员的曾宪纲一直用党员的要求规范着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1962年，29岁的他从广州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建筑专业毕业，回到长沙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虽然曾宪纲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并不影响领导和同事对他的信任，也不影响他在设计和领导岗位上的积极进取，更不影响他对党一如既往的向往和热爱。

“我并不憎恨我的家庭出身，当然我也不感激我的家庭出身——即使是解放前，我们生活得好的时候，它也没有给我们更多、更特别的待遇。”曾宪纲说。

1985年，当出身已经彻底不是障碍了，曾宪纲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教授级别的高级工程师，曾宪纲还多次获得优秀工作者称号，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建筑规划设计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了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共产党员后，他主动找到院里的领导，要求把更多地把荣誉给年轻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有多家建筑设计公司以优厚的待遇向曾宪纲发出邀请，均被他拒绝。法定退休年龄到了后，曾宪纲接受院长给他的推后退休的建议还工作了7年。这七年，他每个月的工资仅比之前多了数十块钱。“我就把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工作当成自己唯一的岗位。我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把它作为事业在做。”曾宪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住着的房子，还是女儿的好朋友抽到单位的集资房指标转让给他的。对物质并没有什么欲望的他，家里最多的是书。

曾宪纲的父亲于1992年去世，在去台湾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更觉得，当年和母亲选择“留下来”是正确的。

1985年成为共产党员的曾宪纲，并不是曾国藩家族中第一个在新中国入党的，和他同辈、年长六岁的堂哥曾宪文在1984年11月就成为一位正式的共产党员。

曾宪文的父亲曾昭权是清华大学“史前班”第一批赴美留学生，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后回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担任湖南大学机电学教授、主任。1949年，曾昭权和家人也是选择了“留下来”。

1952年即因意外去世的曾昭权，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儿子、孙辈、曾孙辈都有共产党员，第五子曾宪文即是第一位。鲜为人知的是，曾宪文还是今年广受关注的纪录片《九零后》中的一员。1927年出生的他，虽然没有像《九零后》中的主角那样成为大师，但作为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洛阳医专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数十年来救助过无数患者。

曾宪文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一年，当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时，曾宪文选择了北京大学。就在他绕道上海去北京时，姑姑曾宝菡（医学博士、骨科专家）建议他选择学医。于是，曾宪文转读和医学较近的动物系，1949年又转入协和医学院。加上他短暂读过的浙江大学，曾宪文先后在四所大学共读了10年大学。其中，时间最长的是在协和医学院的5年，他的老师中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张孝骞。

曾宪文记得，父亲曾昭权看似一个纯正的“理工男”，但非常喜欢《诗经》，几乎每次放假都会回祖宅富厚堂看相关藏书。父亲曾对他提过两个要求：一个是“你心里想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遮遮掩掩让别人受不了”；另一个是“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因此，尽管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在建国前的学校里非常活跃，但曾宪文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

1957年7月，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胃肠系进修生结业留影，后排右三为曾宪文。

1952年10月5日，父亲去世三个月后，在协和医学院读书的曾宪文写了入团申请书。至今，曾宪文仍非常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填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登记表”（中国共青团前身）。表格很清晰地显示，当时他住在北京东单新闻路42号，家庭出身是“地主”，入团介绍人叫潘其英（退休前为北京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最为“可乐”的是在“入团动机”一栏中最后写的几句话：“小组同志都入团了，觉得自己不入团，会被孤立。当时革命决心和对党团的认识都是不够的，主要的是从个人出发，求进步也只是希望自己进步而已，根本没想到是加入了革命组织。”这段文字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剖析毫无保留，非常彻底而深刻，曾宪文思想上的单纯也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单纯的曾宪文慢慢认识和理解了剥削阶级、为人民服务等词汇，并真正从心底里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

1958年开始，曾宪文经常下乡，几乎跑遍了洛阳的各个区县，很多的农民朋友便是那时认识的。他尽可能的让农民群众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给病人做人工呼吸、献血给急需用血的病人……

1983年，当曾宪文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后，他所在的洛阳医专附属医院派员到湖南偏僻乡下的富厚堂“外调”了解曾宪文的过往。很快曾宪文这次的入党申请，得到了批准。1985年7月23日，曾宪文作为一名正式共产党员填写了一份“党员登记表”。最重要的一栏“本人在整党中的主要收获及今后努力方向”里，曾宪文再一次深刻剖析了自己，并向党组织做了如实汇报。

“更加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定要做到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只要有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一切行为和事物都有了衡量的标准，荣誉、地位、特权都不应成为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东西……”

接下来，生性单纯的曾宪文再一次坦陈了自己的问题，既承认自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不够”，而且还认为自己“很少向党支部汇报思想”，业务上的“刻苦钻研精神不够”。

曾宪文后来连续当选了三届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于自己曾做过的成绩大多避而不谈。但他的侄子曾樾却记得，1980年代初，有日本医生到洛阳交流，曾在西南联大读过一年外文的曾宪文常被请去做翻译，“有些人外语好，但不懂专业；有些人专业，但不会外语。他刚好又懂专业，又会外语。”

在“新的光明伟大的历史时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曾宪文和家族的其他成员有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曾国藩家族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年近古稀的曾宪植也不例外。1978年9月召开的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68岁的曾宪植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再次担任妇联党组副书记。她依旧强调艰苦朴素、勤俭办事，强调要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她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推行改革开放，直到退居二线。

曾国藩家族中的另一位女性党员，和曾宪文一样做医生的曾宪璋，也被党组织高度认可，不仅是桂阳县第六次党代会代表，还当选为该县第九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获得五星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曾宪璋195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是湖南省桂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如果我吝惜自己的命，那别人就会没命了。”工作狂的她对心疼她的母亲说。

曾樾是曾宪文大哥曾宪森的儿子，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名优秀小学校长，他的入党是在他当了校长之后，然后再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曾樾的记忆里，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教授的父亲曾宪森，迥异于他的叔叔曾宪文。他曾很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要投身到建国后的一些运动中去。“可能是他觉得加入到某一派别或者某个组织，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吧。但是他越活跃，遭的罪也越大”，过了很多年曾樾才有所感悟。

少年时候，曾樾到洛阳去看望叔叔。虽然叔叔经常早出晚归，但他觉得相对于父亲，叔叔的工作和生活是“平静”的，他原本以为叔叔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他喜欢这种平静，曾让叔叔帮他在洛阳的某个大工厂找了份工作，但却被父亲阻止了。父亲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冷硬到连家人用一张单位的信纸都不准，“曾家的人不能走后门。”父亲对曾樾说。

父亲的态度惹恼了曾樾，他干脆赌气和同学去了新疆天山脚下总后勤部的一个军用马场养马。这里的政审原本很严格，是他的高中同学帮着做了些手脚蒙混过关。在这里的几年，曾樾想做得更好，便想入党了，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了这个想法。当时入党必须把家庭背景交代清楚，他只知道自己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人，却并不清楚父亲的经历。然而，当父亲在回信中把自己参加过童子军、曾在远征军做过美军翻译的事情告知后，曾樾一下子觉得非常后怕，赶紧把信撕了，打消了入党的念头。

曾樾小时候还曾过继给独身的姑姑曾宪源，印象中，不管是父亲还是姑姑，都没有在政治信仰上对他有所要求。反倒姑姑教给他的第一首儿歌让他对党有了最初的向往——“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其次，姑姑始终认为她的父亲、曾樾的爷爷曾昭权是非常热爱新中国的，提出要像爷爷一样做一个热爱新中国的人。“我入不了党，我没那种信念和意志，我怕痛，要把我抓起来打几下，我就会受不了。你走什么路，你自己选择。”姑姑对曾樾说过的这句话，始终记忆犹新。

1968年到1979年，曾樾在新疆的马场工作了11年，回到北京后，在双榆树中心小学当老师。时隔不久，叔叔曾宪文已经入党的消息大大激发了曾樾一家子，“觉得党组织的大门是敞开的”。曾樾的父亲受到了鼓舞，在一年多后，如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曾樾及曾宪文的女儿、孙女，也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不完全统计，在曾国藩家族的后人中，共产党员不下于30人。 曾樾在说起入党这件事时，很感谢长辈们没有对后辈强加影响，他很高兴地说：“曾家人不管信仰如何、追求如何，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认认真真地做着各自能够做的事，并且尽可能做好，也许这就是曾家人刻在骨子里的家风传承。”他回忆自己的教书生涯，几乎年年都能取得区级以上的荣誉，他自信的说：“莫说是教书当老师，即便是扫地做清洁工，我相信也能扫出个劳动模范来。”

作为曾国藩嫡系子孙，2006年家乡双峰县举办“第二次曾国藩国际学术研讨会”，“史学界对曾国藩有争议，自己去了会不会太高调？”曾樾不由的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学区的领导劝说：“社会各界都在研究曾国藩、研究曾氏家族、研究曾氏家教，应该回去了解自己的老祖宗。”

2009年，曾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名优秀小学校长”。

2009年，曾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名优秀小学校长，第二年，人民日报在他退休前发文“点赞”：“清代名臣曾国藩的第六代孙曾樾校长，以湖南人的血性精神，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占领教育高地”。这条赞语，让他深感这个时代，是党和国家非常自信、非常开明的时代，作为党员和曾国藩家族的后人，他为自己的信仰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