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王璞｜“戴口罩”如何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的普及史

◆ ◆ ◆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 ◆ ◆ ◆

陈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王璞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感谢原刊授权推送

原标题为《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流行与波折》，为阅读方便有删节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口罩成了每个人必不可少的随身物。原本只是卫生防护形式的“戴口罩”，已经成为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状态。疫情爆发初期，其他国家民众对戴口罩的消极态度，曾令不少人感到不解。然而，口罩在近代中国又是如何普及的，中国人是从一开始就坦然接受“戴口罩”的吗？本文指出，口罩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使用，是现代卫生防疫知识、观念和制度生成的重要侧面，同样也经历了一些波折。 我们特推出本文，以供读者思考，并期盼疫情早日彻底结束。

清末民国时期，西方现代医疗卫生新知的输入和普及，有力推动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观念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发展。其中，作为现代细菌学、卫生学产物的防疫口罩在中国的早期传入与使用，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卫生现代性建立的历史过程。口罩推广所遭遇的一些波折，有助于今人从一个微观视角审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据学者研究，人类借助遮蔽口鼻的丝、绢织品以保持人际交流中的清洁卫生，最早可追溯至古代欧亚大陆，波斯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类口罩物”将不洁之物遮挡起来，古希腊、古罗马亦有类似抵御“恶气”的做法。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用丝巾做成简易“口罩”的记录，13世纪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元代宫廷已要求太监、宫女向皇帝献食时用绢布蒙住口鼻。不过，这些“类口罩物”与现代意义上的口罩相差甚远，不仅缺乏现代卫生学、细菌学的理论支撑，所用丝、绢材料也不能有效抵御病菌传染，且多用于某些特定场合和人群，没有广泛应用于传染病预防实践。

作为防止灰尘、病菌等侵入的卫生用品，现代防疫口罩是随着近代医学特别是细菌学的发展而出现的。1849年，美国人刘易斯·哈斯莱特（Lewis P.Haslett）发明了一种“防尘口罩”，专门给矿工用来过滤灰尘。伴随着基础医学和显微镜技术的改进，细菌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得根本性突破，逐步取代此前占主导地位的瘴秽之气致病说，传染病防治观念和举措也由此迈入新阶段，高度重视预防，成为现代卫生防疫观念体系的关键内容。1897年，受细菌学家巴斯德（Pasteur）研究的启发，德国医学家米库里兹氏创制了用消毒纱布蒙口鼻的口罩（Mikulicz’s mask），它被公认为首款现代意义上的医用口罩。此后十余年间，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提倡医生和病人在医用场合佩戴口罩以防交叉感染，并逐渐增加了绑带、细铁丝支架以方便佩戴，逐渐确定了现代卫生口罩的基本形制。

20世纪初年，卫生防疫口罩开始零星出现于中国社会。据清末立宪派主办的《中华报》1904年报道，北京城内因开挖沟渠，不仅臭气熏天，且有“无限奇状之微生物”经口鼻进入腹部而致疾，因此“西人行者均带鼻罩”。显然，“鼻罩”的运用已有现代卫生学、细菌学理论的指导。不过现代意义的口罩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引介和使用仍相当有限。一个明显的例证即英文Muzzle尽管已被翻译为“口套”，但多指用于马犬嘴上的套子，并未与卫生防疫口罩联系起来。《字林西报》1902 年的一篇报道就提及，上海人非常厌恶不戴口套的狗（Unmuzzled dogs）。1908年，颜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辞典》也只是将 Muzzle 解释为“套于马犬等嘴上以阻其噬咬”。

口罩在近代中国的最初兴起，与发生于1910年冬的东北鼠疫关系至深。参与防疫的各国细菌学家使用了类似口罩的呼吸器，方擎等一批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中国医师集体设计并积极推广纱布口罩。只不过此种防疫装备当时并未被冠以“口罩”的称谓，而是有“口套”“鼻罩”“面罩”“覆口物”“避疫面具”“呼吸器”等多种对应词。据史料记载，当时配发给防疫人员的口罩不仅样式五花八门，“大小长短阔狭不相等”，而且数量严重不足，防疫组织不得不动员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出数千个简易纱布口罩。在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主持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上，与会的各国专家对“防疫面罩”展开过研讨。意大利海军外科医生迪·吉尤拉（Di Giura）等人建议为“卫生工作人员提供统一型号的面罩，并指导他们适当地使用”，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中国鼠疫俄国调查委员会主任扎博罗特尼（Zabolotny）等人还呼吁将佩戴面罩的人群范围从医护人员扩展至“鼠疫患者、疑似患者和接触者”。这些提议得到专家们的充分肯定，“应该给鼠疫患者和疑似患者戴上特制的面罩”被写入大会决议。同时，1911年奉天防疫事务所医官也通过实验证实，对于鼠疫患者“用覆口物能抑制或减消病菌之飞散”，且其材质“以棉纱为最多”，能够减少治疗检诊或看护人被感染的风险。尽管此一结论在当时仍存在争议，但有助于推动防疫口罩在更广地域和更多人群的使用，也成为中国成功遏制鼠疫肆虐的关键原因之一。

经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有关卫生口罩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在20世纪头十年取得积极进展。据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介绍，当时已有医学家主动向民众讲演“避疫面具”的使用方法，还绘图送登上海的各家报刊，借助媒体加以鼓吹。1918年，毕业于天津海军医学院的谭其濂在《鼠疫》一书中总结和继承了清末应对东北鼠疫的成功经验，特别强调鼠疫传染多由吸气所致，故“卫生员役宜令一律带用同样口鼻罩，并教其如何带用，方为合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源自美国并蔓延全球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也在客观上助推了有关防疫口罩的知识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传播。中国驻美国使馆外交官王一之于1919年出版的《旅美观察谈》就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应对此次大流感的有效手段之一即是佩戴“防疫口套”，并提醒公众与常人接触时“自宜常护口鼻”，若与病人接近则需“戴寻常防疫用之口套”。此一时期，来华西人所办英文报纸的一些文章还从细菌学角度揭示佩戴口罩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给中国读者做了一次知识普及。《大陆报》一篇题为《流感口罩如何阻挡病菌》的科普论文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口罩可有效阻隔细菌感染，指出大部分病菌是附着于灰尘颗粒或小液滴的。如果口罩阻挡了灰尘颗粒或小液滴，也就能够阻隔病菌。《北华捷报》一篇介绍流感在上海传播情况的文章还阐明了口罩具有预防肺鼠疫、结核、脑脊髓炎、猩红热、白喉、百日咳、麻疹和重感冒等细菌与病毒性传染病的作用。

同样是在1918年，留美公共卫生学博士、中华医学会发起人俞凤宾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法》一文，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系统介绍防疫口罩的专文。该文是在概括与总结国际社会抵御西班牙大流感，以及中国应对东北、华北鼠疫之经验基础上写就的，对口罩的规格形制、佩戴方法、防护效果等进行了细致说明，一经刊出，即被著名的《东方杂志》转载，足见卫生防疫口罩在当时已成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俞氏在文中介绍了外科和防疫两种类型的口罩，前者主要配备给外科手术医师，“常以纱布二三层折叠而成，以免口气外冲，与伤口接”，后者则用于阻止外来病菌吸入口鼻，“宜略厚，而口与鼻必须俱遮”。为确保防护效果，作者特别强调“避疫面具”需上、中、下三个小布条，上条绕过两耳之上，缚于枕骨之上部，中条缚于头顶，下条绕过两耳之下，缚于枕骨之下，必要时塞棉花以便周密。他还提醒公众，当必须与病人接触时，仅靠“避疫面具”防护口鼻还远远不够，“须备戴大号眼罩”。该文对于卫生防疫口罩的推介已较为全面和深入，体现出相当的前沿性，对于口罩的早期兴起和规范使用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此一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再次面临鼠疫侵扰，涉疫地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始采取戴口罩的措施阻隔病毒的人际扩散。人员密集、流动性强的铁路系统是当时的防疫重点，京绥铁路车务处就于 1918年明确要求列车工作人员必须“各带护口罩”，若有违此项规定，将对相关人员及主管官员从严惩罚。同年，山东济南防疫总所在鼠疫流行期间郑重提醒市民：“若是一个人得了病，服侍他的人可带一个口罩......不论何人不得已出门时，亦可着口罩。”这是目前所见较早正式、明确使用“口罩”语词的例子。而在南方苏沪一带，脑膜炎、流感等传染病的快速传播，也使得口罩的需求迅速增加。1918年，沪宁铁路开始在列车上向乘客发售“面罩”；江苏无锡的普仁、大同两家医院也储备了充足的“口罩”，供民众购买；上海颇具实力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还特意置备了“防疫面罩”，免费赠予客户。延至1919年，上海的卫生部门还特意从海外进口1000个口罩，作为推广示范的标准样本。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的初兴之势，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总体而言，口罩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并未真正流行和普及开来。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卫生事业刚刚起步，面临政局动荡、人才匮乏、财政困顿、职权不明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连负责全国公共卫生事务的内政部卫生司都一度降格为卫生科。晚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诸多卫生防疫措施常常呈现临时性、应急性特点，往往疫情扑灭之后便束之高阁，因此口罩这一新生事物也就迟迟未被纳入中央层面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如北京政府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豫防条例》虽明确标示断绝交通、隔离病人、尸体消毒等防疫措施，却只字未提佩戴口罩事宜。因此，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处长的史旦莱深恐国人很快便忘却了“避疫面具”的防疫经验，不无忧虑地指出：“倘不加省察，不事预防，轻而忽之，他日或 有更甚于此者。”另一方面，卫生学家虽然也在不同场合倡导使用防疫口罩，但有关口罩的知识在当时国民卫生教育体系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甚至是被忽略的地位。20世纪初期出版的很多生理学、卫生学教科书，如杜亚泉的《中学生理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华文祺的《中华中学生理教科书》（中华书局1916年版），反复宣传清洁卫生、注射疫苗等预防传染病的措施，但罕有与口罩相关的内容。由此不难推测，卫生防疫口罩在民间社会的普及和运用，都还相当有限。实际上，当时口罩的使用也仅限于一些大城市，或是医院、铁路等特定场所，占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平民以及广大的乡村社会，对其还较为陌生。

20世纪20年代，细菌学知识在中国社会得到更为深入的传播，余云岫、胡先骕、高士其等名家撰写的专著《细菌》《微生物》《细菌与人》先后问世，使得病菌与传染病的关系、病菌的传播途径及防护方法，得到更加系统、明晰的阐释。也正因如此，通过佩戴口罩防止细菌、病毒的人际传播，便有了更为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与此同时，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对鼠疫、白喉、脑膜炎等各类流行性传染病的实践经验也在日渐丰富和成熟，卫生口罩逐渐被纳入各级公共卫生防疫制度。

20世纪20年代初，山西省政府开始重视总结 1918年应对鼠疫的成功经验，特别将阎锡山讲演中提出的“口鼻罩防护之严密”一条编入《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使之成为官方认定的切断疫情传播的重要手段。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鼠疫时，哈尔滨地方当局在此前防疫经验的基础上，将“着面具以盖护口鼻”提升为卫生防务命令首条，凸显了口罩在公共卫生防疫制度中的极端重要性。1926年，致力于新文化建设的何崧龄等人在《日用百科全书》中指出，“避疫面具”实为肺炎流行之地“所不可忽者”。可见，口罩知识已成为国民日常生活中应该掌握的基本常识。

在近代中国卫生口罩的发展史上，1929年无疑是值得格外注意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脑膜炎在上海地区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开来，口罩成为全市上下阻隔疫情的重要卫生用品。3月，市卫生局在公开发布的一份疫情调查报告中，用细菌学原理阐释了佩戴口罩的必要性，指出脑膜炎“是感受一种微生物所生的。这种微生物，常由患者口鼻喷出，浮荡于空气中，人们吸了，就即生病”，因此预防实比治疗重要，“陪侍病人的人，及染病的家族，都要戴口罩”。为此，卫生局特将“出外时可带纱布口罩”列于防疫通告首条，并在《申报》连续刊载，有效推动了卫生口罩的普及和脑膜炎的预防。这一防疫要求也得到邻省浙江一些县级政府和医疗机构的积极响应。4月，平湖县政府要求辖区医院赶制防疫口罩，分发各界民众备用。短短一个多月后，上海疫情就基本得到控制，卫生防疫口罩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建设现代国家标榜的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便积极整理卫生行政，上海等地的防疫实践自然也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29年4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在颁行的《预防脑膜炎办法》中专门附加了《口罩须知》一项，正式将防疫口罩纳入中央层面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用于推动、指导和规范全国各地卫生口罩的制作和使用，这在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史上无疑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该文件由薛笃弼部长亲自签发，总计八条，不仅强调了佩戴口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纠正了一些公众常见的认识误区和错误做法。比如戴口罩时要“认明内外面”，“须连鼻部一同掩护”；摘下口罩时“须注意向内叠折，放置清洁地方或日光下曝晒，切不可随意叠折，藏于衣袋内”；口罩须保持清洁，“切不可与人共用”。这些由中央卫生部发布的权威指南，有助于提升口罩在传染病预防方面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推动其在大众层面的推广和流行。

相对于此前的初步兴起，卫生口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呈现出新的普及、传播之势。口罩不再仅仅使用于医院、铁路等少数特定场所，还逐渐扩散到其他领域或行业。银行因室内人员密集，钱币上沾有细菌，往往是病菌传染的高发地。据南开中学1929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报告，天津银行业已提醒“数现钱的人最好戴上口罩和手套，以免传染疾病”。1931年，刚从英国人手中接管威海卫的地方公署还规定工人“遵章戴口罩”。与此同时，口罩的使用也不再限于个别大城市。据《申报》所载，苏沪地区一些乡村学校的师生在20年代末也已动手制作口罩，“每个人嘴上都有白绵绵的东西了”。

进入20世纪30年代，口罩知识的宣传不再囿于疫情期间，而是被纳入国民常规教育体系之中，得到更为持续、广泛的宣传和普及。此一时期发行的中小学卫生课、常识课教材及教学指导用书多充分吸收了有关口罩的防疫知识，将其作为必修课程的重要内容，这与此前的同类教科书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如中华书局1934年版《小学常识课本教学法》明确要求教师将“佩戴口罩”的内容纳入传染病预防的树状知识图，便于小学生记忆。而许多出自名家之手的中学教科书中，口罩知识的叙述更为专业、系统。1930年沪上名医庄畏仲等撰写的《初中生理卫生学》，借助细菌学原理清楚阐释了鼠疫“大都从呼吸侵入，甚难预防，且现在尚无特效的药，故偶有发现，宜戴口罩隔离消毒，慎防传染”。留德医学博士、曾任南京特别市卫生局局长的胡定安等编撰的高级中学《新中华健康教育》，还进一步将“戴口罩”延伸应用到日常卫生防护，告知师范科学生“校役在打扫房屋，或在尘埃飞扬的地方工作时”必须戴上口罩。由此可以想见，通过课堂教育这一主流渠道，有关防疫口罩的科学知识在当时已经为中国青年学子所了解和熟知。

也正是在政府、知识界、新闻媒体、学校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口罩及其承载的卫生知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基本实现了社会化普及，主动佩戴口罩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据《申报》所载，30年代初上海南京路华英药房的防疫口罩销量颇巨，甚至成为上海商会慰劳企业的重要物资。至30年代中后期，各项佩戴口罩的要求大体得到遵守和落实。在医疗场所，中央防疫委员会规定隔离病室病人家属探视时，必须“着用本所制备之消毒帽口罩探视衣鞋套”。据《立报》报道，1936年蔡元培因病住院期间，前往探视的亲友为避免带进伤风等病菌，“进去多要带了口罩”。在各省市的小学，学生在洒扫时也应遵照教育部要求，“各备口罩，并须随时保持口罩之清洁”。在军队系统，Mask（口罩）列为必备消耗品，以确保军士在疫病流行时“加覆面”。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要求佩戴口罩”成为北平、上海、南京、广州、苏州等城市理发业防止疾病传染，维护公众健康的一项重点工作。现存 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警察局、卫生局的档案记录了数十起与之相关的案件。例如1935年4月，宽街南大街80号奇园澡堂理发匠于银汉在铺内为人理发时未戴口罩，因违背管理规则被警察带署讯问，罚洋一元后开释。同年5月，闹市口东兴永理发馆学徒张国喜因工作屡次不带口罩，卫生局依《取缔理发馆规则》第8条之规定罚洋二元，因无力缴纳由公安局改为拘留处罚，其获释后表示“不敢再犯”。卫生行政部门的严格管制在短时间内的确取得了明显成效。据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统计，1933年辖区内80家理发馆的理发师工作时戴口罩比例仅为6.3%，而1934年竟直线攀升为100%。抗战胜利后，市卫生局仍高度重视“理发业加戴口罩”的督查，下发稽查队的训令特别强调不遵章办理乃是“漠视大众健康”的表现，凸显了戴口罩与维护公共卫生的紧密关联。此外，当时全国其他城市也很重视理发行业的口罩佩戴工作。在南京，市卫生所为推广口罩，特于1936年从上海订购口罩1000枚，每家理发店分送一枚。在广州，卫生运动委员会于1937年发动商店卫生劝导队等民间力量，加大对从业人员使用口罩的劝导和监督力度。1940年的市政会议还将“须加用消毒口罩”增补进《广州市理发业取缔规则》。可以说，口罩已融入国人日常生活，从应急性、临时性的防疫物品，逐渐成为公众十分熟悉、日常使用的普通卫生用品。

最后还应提及，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和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卫生防疫口罩也成为民众常备的防护用品。据1939年王世杰、徐永昌等政要的日记所载，重庆等地受到日寇飞机轰炸后，被难者尸身大多来不及清理，腐臭熏天，“市中行人多带卫生口罩”“经街市者咸戴口罩或掩鼻急行”。而细菌战爆发后，一方面防毒用具逐渐从普通防疫口罩提升为专业防毒面具或面罩。据1936年空军防空学校《防空》杂志报道，当时已出现“由口罩进步至防毒面具”为主题的防毒用具展览。这就进一步从材料、形制、功能各方面明确区分了防毒面具与防疫口罩，“口罩”也逐渐与“面具”“面罩”等早期并行、混用的概念相区别，成为英文Muzzle、Mask更为通行和稳定的对应词。另一方面，当时能够配备和使用专业防毒面具的人极少，多数民众不得不自制简易防毒面具。有杂志刊文介绍，此种面具多由纱布制作，除去需浸泡消毒溶液外，与防疫口罩并无多少出入。尽管其防毒效果稍差，但也从客观上增强了民众对于卫生防疫口罩的了解和接受度，助推了口罩的社会化普及。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广和运用，也因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遭遇一定的波折，从中可见卫生现代性的建立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

首先，作为卫生防疫物资的口罩，同时也具备正常的商品属性，其生产和销售要受到原料、价格、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口罩初兴阶段，成本高昂与供需不足的问题便暴露出来，成为制约口罩推广的障碍。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国际会议上，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道格拉斯·格雷（Douglas Gray）、英国医学博士雷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ar）考虑到口罩制作成本，表示医护人员也只能佩戴简易的“三条带子的纱布绷带”。至1918年，防疫口罩的供需矛盾仍未缓解。医学家俞凤宾就表示一方面“避疫面具”所需甚巨，“一人所用之面具，断非仅备一二个所可了事”；另一方面则是国外纱布成本过高，且供不敷求。他主张采用民族工业家聂云台恒丰纱厂“价廉易备”的纱布，以实现“可人人用之”。但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很多底层民众收入微薄，基本生活都缺乏保障，根本无力购置口罩，于是便出现两种变通之法。一种是使用廉价替代品，如1919年上海大同制药公司开始出售内含药水的“避疫手帕”，每条仅售二角，购者颇多。另一种则是倡导公众自制简易口罩。1918年，山东济南防疫总所就动员、指导市民自制口罩，在两层布当中夹上棉花，“把布的两头各撕成三条带子”。显然，上述方案都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口罩供应不足、价格昂贵的难题，但实际上是以削弱其防疫功效为代价的。此外，一些奸商的不法行为也加剧了口罩市场的乱象。如1940年长春出现鼠疫之时，竟有不法商人趁火打劫，恶意哄抬口罩价格。

其次，卫生防疫口罩及其依据的西方医学知识，在当时一度受到中医学界的质疑和批评，而普通民众因缺乏基本的卫生学、细菌学常识，对口罩的防护效用存在诸多偏见和误解，这些都对口罩的社会化普及构成一定挑战。

1930年，旨在弘扬中医文化的《上海医报》发表唐芸中《谈谈防疫口罩》一文，对已在沪上渐趋流行的防疫口罩予以尖锐批评。唐文先是模糊口罩的现代起源，否定其在西方广泛运用的基本事实，声称此前各类疫病肆虐期间“未闻有用口罩”，“不知此种口罩是何人所发明”，“或谓此风被自欧美，然细察途中所见，外人多未用之”。接着其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空气中杂有微菌至众”的医学常识，反诘“人们能片刻脱离空气，不呼吸否”？以此论证通过佩戴口罩来隔绝空气和病菌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恰恰反映出唐芸中对现代细菌学的一知半解，不仅对“微生物”“细菌”和“致病细菌”等概念不做科学区分，也将阻隔病菌与隔绝空气混为一谈。再次，唐氏抓住口罩涂有消毒药水的不当做法，指出这些药品含有毒质，“人们旦夕御之，安然不中药毒”。由此，文章的最终结论为“用口罩以防疫，收效值得于零，庸人自扰，徒自苦耳”。1929年余云岫等人公开提出“废止中医案”，此种论调一时甚嚣尘上，唐文否定口罩的防疫功效，体现了身处弱势地位的中医人士回击西医的某种特殊努力，其有关口罩涂抹药水容易中毒的批评也的确不无道理——早在1911年东北鼠疫期间，伍连德就发现有人在口罩上涂抹灭菌剂，导致嘴角和鼻尖被烧灼。但唐氏总体结论之武断、具体论证之粗糙，更多暴露了中医界现代卫生防疫知识的短板，对于现代防疫口罩的由来缺乏基本了解，对于病菌传染与预防的理解也存在明显的错误。

医学界尚且存在认知误区，普通大众对防疫口罩也更容易产生种种误解。1931 年，上海著名宗教团体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的《老实话》一书，就讥讽街上佩戴口罩者“嘴吧生了毛病”，并公开质疑口罩的效力，称若果真有用，岂不是人们天天所食的鸡鸭鹅，都要用“口套套起来么”。更有甚者将卫生口罩与用于马犬的口套联系起来，调侃戴口罩者可“喻之曰租界狗”，让人戴口罩“是防他咬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戴口罩是为了赶时髦或遮丑，认为口罩功用不显，却受到盲目追捧，“久之翻成时髦”，便宜了“缺嘴与花柳病而烂鼻者”，造成了“西子蒙着半面缘，皂白不分平等贵”。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联想和表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屡屡见诸报端，说明时人对于卫生防疫口罩的误解决非个别现象，其推广和流行也就自然会经历一定的波折。

再次，作为一项新的卫生防疫举措，戴口罩与中国社会传统习惯多有抵牾，遮掩口鼻也的确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束缚和不便，容易导致抵触心理和情绪，加之当时卫生部门一些不合理的、运动式的强制干预，引起市民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抵制，反而使口罩的推广遇到一些波折。

20世纪20年代，已有杂志刊文揭示戴口罩的种种不便。据1920年《时报》报道，美国有烟癖者因戴口罩不便于吸烟而拒绝佩戴，科学家不得不改造口罩，“下开二穴，可吸纸烟”。1929年，上海都市小报《晶报》刊载的《口套赋》也表示戴口罩“不方便于进餐，而大障碍夫亲嘴”。延至1939年，《申报》记者还发现在木屑和灰尘飞扬的玩具厂里，男工友们大半都没有戴口罩，“女工们更一个都没有”，她们向记者抱怨：“戴不惯！套上了闷着鼻孔，很不自在！”

大众基于生活习惯而形成的抵触口罩的社会氛围，往往给主动佩戴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也直接限制了口罩的进一步使用。1944年，《文潮》杂志刊载徐之良的翻译小说《口套》，讲述了日本一位体弱多病者在流感爆发时与普通人一样，外出均佩戴卫生口罩。但在流感结束后，格外重视卫生和传染病防护的他仍继续佩戴，就被身边亲友嘲笑为胆小，屡屡发生争辩，加以天气转热，他不得不摘下口罩，由此感慨那些可以坚持自主佩戴口罩者，“有着比我更强的勇气”。这一细节描写实际上映射出社会普遍心理和行为对于个体的施压和干扰，民众虽已认可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做法，但对日常卫生防护特别是重点人群的预防措施，尚未充分理解，甚至不乏深深的偏见。类似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仍不时见诸报端。1946年，光复不久的安徽某偏僻小县竟将佩戴卫生口罩视为日本人遗留的习惯，以“奇装异服”为由强制取缔。1947年，漫画艺术大师丰子恺创作了一幅“儿子戴着口罩回家，老子请教尊姓大名”的作品，辛辣揭示出民众视戴口罩为怪异、甚至引发家庭伦理关系畸形的社会现象。这显然会对佩戴口罩者的心理造成微妙而又切实的影响。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述20世纪30年代新生活运动中官方强推理发师戴口罩的规定，一度引发从业者的抗议和抵制，体现出国家权力、公共卫生与个人权益间的矛盾冲突。1937年，广州很多理发师对强制佩戴口罩大为不满，他们通过新闻媒体提出抗议，如强调“终日戴上口罩，谈话工作均感不便”“只限男理发师戴用”也有失公允。为此，市卫生运动委员会及时回应，就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解释，如表示并非限令理发师全日戴上口罩，只是修面时戴用，且男女理发师均一律执行，至于顾客则无须佩戴，“一方配戴口罩，已足以隔绝双方传染，且事实上顾客戴上口罩，亦无法修面”。不过，实际执行情况仍不容乐观。据沪上都市小报《金刚钻》记者1936年的实地探访，上海各家理发店多阳奉阴违，“戴者绝少，大都高悬壁间，备而不用”。这种对于官方身体控制的软抵抗姿态也提示，此前1934年北平卫生部门宣称理发师口罩佩戴率已达100%，恐怕很不准确。由此可见，当追求生活便利与维护公共卫生发生抵牾时，一般民众往往更倾向于优先选择前者，卫生现代性的建立决非靠官方一纸命令或是严厉处罚即可一蹴而就。同时也应指出，此种非疫情流行期间，过于机械、僵化的卫生口罩推广运动，的确存在脱离理发师卫生认知水平、现实工作环境以及行政干预过于苛细的问题，口罩最终在理发行业被束之高阁也就不可避免。要求理发师严格统一地佩戴口罩，究竟有无必要，实际上也还值得商榷。1943年，北平卫生行政学院余贻倜教授在一份传染病预防报告中提出，对于理发匠应施行“定期健康检查”的特别筛查，但没有采纳和主张佩戴口罩的措施。这显然代表了一部分传染病学专家的看法和意见。

尽管遇到种种波折，卫生防疫口罩的进一步普及和运用，在20世纪40年代依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1944年，著名的《三六九画报》刊文郑重强调“应该戴口罩”，文章不仅肯定了口罩在防灰尘、防风吹、增加面部美等方面的实用性功能，更着重指出戴口罩者乃是“‘知道卫生’阶级的人物”。可见佩戴口罩已不是单纯的防疫行为，而成为国人现代卫生观念养成和自觉的重要标识，更进一步说，佩戴口罩也同其他卫生防疫行为一样，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隐喻。

与此同时，亦有学者从整体的现代卫生防疫体系去思考口罩的功能与地位，这同样是现代卫生观念走向成熟的体现。从应对病菌侵入的路径来看，戴口罩属于“消极”而非“积极”的防御手段，只能被动阻挡病原体传播，而无法主动进行抵抗或消杀。1940年，西医华鸿志即指出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将身体容易侵入致病菌的各门路闭塞起来，相对而言，利用杀菌的药物与干燥、煮沸、蒸汽的灭菌方法，或是注射血清、疫苗，能够更加直接、迅速地杀灭或抵抗各种致病菌体。就传染病的类型来说，对于不同类型的传染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防疫措施，口罩并不普遍适用。1944年出版的《卫生概要》一书指出，对于通过飞沫传播的“呼吸系类”传染病，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预防，而“接触类”“消化系类”“接种类”传染病则主要依靠“不与患者接触”“慎重饮食”“灭蝇”“扑灭蚊虱及鼠”等方法防治。以上认知均有助于国人科学、理性地认知和运用卫生防疫口罩。

清末民国时期兴起和流行的口罩，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阻隔病菌传播、维护公共卫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口罩推广普及过程中遭遇的一些波折，则说明卫生现代性的建立不仅是单向度的医学问题，还是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折射出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个人权利与公共卫生之间的碰撞、冲突与调适。

从更深层次的生态关系而言，诚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深刻指出的，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经过长期互相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而“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的确，人类面对不断变异和进化的各种病毒，也只能在永恒的挑战和应战中不断成长。像口罩材质的优化、工艺的进步、成本的降低等问题，在民国时期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口罩也需要不断改进提升，更好地服务人类的卫生防疫事业。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当下，这些问题无疑更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审视和反思。

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术

聚焦中国问题

秉持人文立场

人文社科学者的平台

欢迎一起“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