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参加集会，号召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新华社 雷伊·唐/图）
2021年10月31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出现了4名英国环保组织“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成员，他们在两架飞机准备起飞时大闹。
当天，瑞典境内至少有7座机场遭到环保组织成员的袭扰。瑞典警方称，共有16人因涉嫌破坏航空器在机场被捕。
五天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举行，又有超过10万环保主义者涌向英国格拉斯哥，他们挥舞着横幅、敲着鼓、喊着口号，呼吁各国领导人严肃应对气候危机。
“通贝里狂热症”
在格拉斯哥，10万抗议者中闪现着一张熟悉的面孔——18岁的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
“COP26气候峰会是一场失败，它已变成一场公关活动。”她站在距离会场不到两公里的游行地点大声演讲。
游行队伍中有通贝里成立的青年组织“星期五为了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和环保组织“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等的环保活动家，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向参加COP26的各国领导人施压。
后者成立于2018年，成员遍及全球33个国家的80多座城市，它曾开展过一系列“行为艺术抗议”，如在唐宁街首相府门前泼假血、封堵英国广播公司大楼出口、在议会大厦内半裸游行等。
抗议已稍显“过激”。2021年11月5日当天，格拉斯哥街头，21名“反抗灭绝”组织的气候活动家封锁了市中心主要桥梁——乔治五世国王桥，他们将自己锁在桥上，并举着横幅，“气候革命，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切。”
随后，英国警方被迫关闭大桥，并逮捕了21名抗议者。
“反抗灭绝”组织提出三项诉求，包括要求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讲真话”，在2025年将碳排放量降至零，并建立一个国民大会监督减排进展。
“群众参与及公民抗议能将社会变革最大化。”“反抗灭绝”创始人之一罗杰·哈勒姆（Roger Hallam）鼓吹。
“环保少女”通贝里并没有批评上述种种过激行为。稍早前，她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只要没有人受伤害，有时候必须激怒一些人。”
在通贝里抵达格拉斯哥当天，苏格兰《星期日邮报》在头条上刊文揶揄道，通贝里和她的“粉丝”都得了“通贝里狂热症”（Greta Mania）。
多数民众不接受过激的环保抗议行为。2021年9月，YouGov询问了三千多名英国成年人对环保组织“反抗灭绝”的看法，其中49%的受访者持“相当消极”或“非常消极”态度。
从街头抗议中登堂入室
“激进环保运动回应了主流环保组织在遏制生态衰退问题上的无能。”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政治生态学讲师希瑟·阿尔贝罗认为，抗议者通常采用公民抗议、封锁、树上静坐，甚至拆除机器等行动，以此阻止人类对生态的直接破坏。
不论是环保女孩，还是格拉斯哥活动家，欧洲社会的激进环保运动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埋下了伏笔。当时，战后欧洲学生运动盛行，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不满，希望建立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反核”为中心的环保运动进入高潮。1983年，北约军队在西德开始部署潘兴导弹后，又在卡尔斯鲁厄县（Karlsruhe Landkreis）建成了菲利普斯堡核电厂。
两年后，因为“反核反战”，超过1000万西欧人参加了至少一个以上的环保团体，参与环保运动的人数高达2000万-3000万。
从此，环保运动不再是一群“边缘”且“极端”的小青年，他们开始参与政治选举。1980年1月13日，环保运动者和新社会运动者在西德卡尔斯鲁厄成立绿党（Die Grünen），提倡保护环境，反核、反战、反美驻军。1983年，西德绿党克服了5%的选票障碍，赢得了联邦政府的27个席位，正式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早期，传统政党时常调侃刚进入议会的绿党议员，他们穿着羊毛衫、牛仔裤、运动鞋，部分男性议员留着长头发，与西装革履的政客格格不入。
不可貌相的绿党总能在全球重大环境事件中“借势上升”。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欧洲绿党依赖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赢得了大量选票。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又增加了欧洲绿党的民意基础，助其一举拿下巴登—符腾堡州的第一个联邦州执政权。自此，欧洲绿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议会政党。
“为欧洲打开另一扇窗”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逐渐成为欧洲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之一。2019年4月，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统计显示，超过半数的欧洲人认为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欧洲面临债务危机、恐怖袭击和移民潮等多重问题，新冠疫情加剧了社会震荡和经济衰退，老牌传统政党支持率不断流失。
“面对深陷债务危机和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欧洲，绿色政治为它打开了一扇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德裔美国人亚沙·毛恩克 (Yascha Mounk)认为，一方面，以未来为导向的环保主义成为凝聚欧盟共识的重要价值观。另一方面，绿党也以“改变欧洲”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传统政党的瓦解为“中间左派”打开了发展空间，但绿党并不止步于此。2015年后，大量新移民涌入德国、房屋需求猛增，德国绿党主动推动房屋租赁、买卖市场改革。
2019年6月，在绿党与德国社民党、左翼党联合执政的柏林市，推出5年内限制房租上限、“冷冻”房租等政策。
相比一味削减公共住房投资的德国联合执政党，绿党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和租客的选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在德国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有34%的选民投票给绿党，这一比例在法国是25%。
如今，绿党在13个欧洲国家的选举中增加了选票份额。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多个欧盟国家的绿党异军突起，在751个欧洲议会席位中赢得了63个，增加了约47%。在2021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时隔16年再次进入执政联盟。
在西欧大行其道，在东欧和南欧遇冷
绿党在法德等西欧世界成了“香饽饽”。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绿党（Les Verts）以13.5%的得票率位列第三位，仅落后于玛丽娜·勒庞的极右翼国民联盟（RN）和马克龙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REM），远超过其他法国左右翼政党。
2019年5月，法国民调公司奥多沙（Odoxa）调查发现，法国绿党领袖雅尼克·贾多（Yannick Jadot）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同年风起云涌的“黄背心”运动兴起之际，环保问题成为政府执政优劣的直接考核标准。
“如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政府就会受到惩罚。政府增加汽油税时，民众便会大喊大叫。”欧洲议会法国绿党议员达米安·卡莱姆 (Damien Carême) 说。
法国政客加斯帕德·甘策尔（Gaspard Gantzer）曾经是法国社会党成员，也是前法国总统奥朗德的顾问，他也被这股绿色浪潮吸引。
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他改弦更张支持法国绿党。次年，他在竞选巴黎市长时也更贴近绿色政策，“气候问题至关重要。我的孩子和他朋友们拒绝吃花生酱，因为里面含有棕榈油，这会加剧森林砍伐。”
由于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问题，绿党并未在南欧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在西班牙，绿党（Equo）在议会中仅占有一个席位。在葡萄牙议会，绿党（Os Verdes）也不过两名议员。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兴起的绿党，已经被西班牙传统左翼政党吸收了。”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政治学家巴勃罗·西蒙认为。
同样，以煤炭能源为主的中东欧对绿色政治更消极。以波兰为例，该国是欧洲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拥有最大数量的欧盟煤炭工人，煤炭行业及协会对波兰议会影响力大，若主推绿色政治，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作为匈牙利唯一的绿党市长、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盖尔盖伊（Karácsony Gergely）一直被视为另类。
“绿色经济”与“碳保护主义”
“2021年欧盟将面临的三大挑战中，其一便是能否成功复苏经济。”2020年年末，法国《世界报》曾作出这样的预测。
“绿色政治”在欧洲政坛崛起，“绿色欧洲”也成为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出“欧洲绿色协议”，将绿色、数字转型列为经济增长的双支柱，并于2021年6月通过《欧洲气候法》，将2030年减排55%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合法化。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要将法国从生态角度重新转为工业强国。法国政府一度启动国家“复兴计划”，拟投入300亿欧元用于生态转型项目。
在2019年《欧洲绿色新政》下，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也被迫引入天然气作为过渡。
“绿色联盟是欧洲的新叙事。因此，欧洲气候政治议程必须是全球性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皮埃尔凯勒客座教授娜塔莉·托西 (Nathalie Tocci)认为，欧洲需鼓励世界各国参与碳中和协议，以确保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工业基础，不会因转变经济结构而脱轨。
从《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到《欧洲气候法》，欧洲国家普遍致力于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愈发坚定，气候政策也成为欧洲地缘政治的重要一环。
2021年7月，欧盟提出了一揽子环保提案，其中“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备受争议，即欧盟将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钢铁、水泥、铝和化肥等商品征收“碳关税”。
“碳边界调整机制是变相为欧盟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观察家网发表文章呼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则进一步指责“碳保护主义”。
“世界最不需要的是额外的保护主义政策。”丹·特汉进一步批评。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顾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