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纯洪1965年获得洪堡大学博士后，被同学们用滑杆抬着游行庆祝。
洋人坐轿、华人抬轿的照片不少见。华人坐轿、洋人抬轿的照片很少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父亲1965年获得德国洪堡大学博士学位，学位授予典礼上，父亲身穿博士服，坐在简易“滑竿”上，由德国同事中的四位壮汉抬着，后面跟着二十多位同事，有举标语牌的，还有两位敲洋鼓的，在院内“游行”一圈，以示庆贺。照片上的德国人笑容灿烂，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当时跨国交往有限，难得有个外国人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个凑热闹的好机会。再者，当时外国人大多不在东德就业定居，不是德国人的竞争对手，所以照片上的德国朋友应该是真高兴。
一
洪堡大学的历史较短，创建于1810年，比欧洲名校的历史要短，甚至比美国名校的历史还要短。但洪堡大学异军突起，率先打出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旗号。欧洲大学传统上专心致志地传承和传播知识。教学科研模式1860年传到英国和美国，经久不衰，今天仍然盛行，是“非升既走”的始作俑者。
洪堡大学以其创立者威廉·冯·洪堡命名。洪堡是位教育家和外交家，办学前是普鲁士驻梵蒂冈的代表。但创立洪堡大学的决策者是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三世，洪堡只是前台的帮办，负责贯彻落实国王的旨意。洪堡大学最初名为柏林大学，改名为洪堡大学，是为了弘扬本国的文化。欧洲有此风气，波兰尤甚。波兰有以居里夫人命名的居里大学。华沙机场又名肖邦机场，格但斯克机场又名瓦文萨机场，纪念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尽管此人当时还活着），克拉科夫机场又名若望·保禄机场，纪念前教皇保禄二世，弗罗茨瓦机场则以哥白尼命名。莫斯科最大的机场也叫普希金机场。
洪堡大学能够开风气之先，也是因为当时德国奋发图强，所以才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威廉三世创建洪堡大学，也是励精图治，启迪民智，一雪败于拿破仑的耻辱。《德国天才》一书的作者、英国作家彼得·沃森就表示，“德国当时需要重塑道德，而其中也包括教育。”拿破仑大军攻克柏林后，威廉三世得到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坚决支持，感动之余愿意有所回报。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的教授们乘机进言，要求将哈勒大学搬迁到柏林，国王不予恩准，但创立了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
二战后，德国分为东西德，洪堡大学文科专业的学者出走西德。西柏林没有叫得响的大学，在美国等西方盟国的帮助下，创建了柏林自由大学。自由大学在郊区，四处花木扶疏，可以说是掩映在绿林之中。洪堡大学则在市中心，大门是虚掩的，推门进去也不见校警把守，并不虚张声势——名校应该是这样的。
父亲进洪堡大学学习比较偶然。1960年-1961年父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拟赴苏联学习，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改赴东德，1961年9月去东莱比锡学习德语，再入洪堡大学学习，1965年获博士学位。
二
父亲是江苏宜兴丁蜀镇人。江南山清水秀，轻寒疏雨，温言细语。但宜兴是一个例外，此地的常用语是“婊子养的”，高兴了说声“婊子养的”，不高兴了也说声“婊子养的”，骂一个人骂“婊子养的”，喜欢一个人则亲昵地叫声“婊子养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说过宜兴方言中的这句常用语。也不奇怪，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人，用词文明也可以损人。但父亲确有宜兴人的强悍，刻苦认真，知难而上。
宜兴民风剽悍，大概是有山的缘故。我以为，渔民和山民因生存环境艰险而强悍：渔民与大海搏斗，山民则爬坡登高，也在险处求生。丁山的全称是丁蜀镇，是两座小山丁山和蜀山的合称。蜀山较高，丁山较低。丁山下还分布着许多人堆小丘，是专烧陶器的砖窑。六七十年代烧的是木柴，全靠工人往上挑。从远处就可以望见，一队队工友，挑着沉重的木柴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父亲因读书好而未在其列。
父亲1956年从江苏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分配到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工作。父亲大学第二年入党，做过校学生会副主席，可谓又红又专。但同班同学中也有留校工作的。通常来说，留校的学生才是校方最为看中的，分到外校的毕业生次之。南师也有自己的毕业生留校，选派出国留学生，通常优先考虑本校的毕业生。父亲居然反客为主，争得当时很少的留学名额。
当时南师的化学系主任是吴懋仪教授（1905-1973），哈佛大学化学博士，1945年回国后在金陵女子大学执教，是当时化学界的学术权威。吴懋仪教授能够认可外校来的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可见并没有门户之见。而作为来自其他山门的人，父亲能够脱颖而出，应该是有些活动能力的，光靠业务难以出头。
但我对父亲专业之外的判断能力大为怀疑。父亲朱纯洪的双名很不错，爷爷是文盲，想来是请人代取的名字。但父亲为我取的名字寓意欠佳，双名“伟一”，赞美大跃进，取“伟大的一年”之意。我对自己的名字虽不满意，但也没有改名字。遥想三国猛将夏侯惇，眼睛中箭后拔矢啖睛，高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姓名是父母所起，同样不可弃也。
三
父亲1965年12月回国，在归国集训部学习到1966年1月才回到南京，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年。但我知道，父亲生前我让他极为失望：识字太慢，贪玩愚钝，而且怕死，没有泳圈死活不敢下水。父亲非认为我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过上了幸福生活。父亲早逝，我当时并不难过，反倒是觉得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被搬走了。对于父亲早逝，我今天仍然不难过，甚至为他感到庆幸。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临终前的痛苦很短，当然也免除了老年后对死亡的恐惧。这样离世应该是修来的，或许是几世才能修来。
我知道，若父亲在世，多半对我仍然很失望。父亲32岁获得博士学位，而我33岁刚刚负笈留学。父亲在东德5年，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上交国家或帮助了同学，总共1600马克，包括他自己得到的100马克奖学金。我是视钱如命，没有稿费不愿动笔。父亲从国外带回好几箱德文图书，我真希望是几箱细软而不是图书——其中一半是细软也好。
但我知道，父亲曾经很爱我。从他留下的照片上看，父亲在国外，书桌上只放着我的照片，没有其他人的照片。可我让他失望了，让父母失望是件很难过的事。
可能的话，缅怀的文章应该由学生来写：即便赞誉过多，那也是出于尊师之心。很遗憾，父亲33岁病故，未及传道授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父亲认真教过的学生，在他的严厉督导下苦苦背语录。因为贪玩，我总是背不全，还因此而受到体罚。或许是出于愧疚，父亲去世后，我自觉认真地背语录。若只问背语录，自认为是个好学生了。
朱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