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建信信托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家族财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国未来20年将有39万亿财富由第一代创始人传给第二代。而家族慈善基金会作为高净值人群传承家族财富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因此而生的疑问也“扑面而来”：能否通过家族慈善基金会实现“富得过三代”？如果年轻一代无意运营家族慈善基金会怎么办？对家族慈善基金会中的“家族”是否应有所避讳？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善财传承研究部主任魏璞祯看来，判断一个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好坏”，除了要关注理事会构成、治理制度、信息透明度、品牌建设、捐赠收入和支出、执行项目的效率和影响力等，还要关注发起人担任的角色，家族成员参与情况，特别是家族跨代之间的参与情况，以及财富的可持续性和家族慈善文化的传承等。
魏璞祯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家族慈善基金会作为慈善基金会的一种，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一定是它的首要任务。同时，家族慈善基金会解决了什么问题、发挥了什么作用、完成了什么使命，这也是社会公众和基金会本身都最应该关注的本质问题。”
富不过三代？
中国素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然而家族慈善基金会作为家族财富传承的方式之一，风险管理和可持续性本就是其受高净值人群青睐的重要原因。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高净值人群（尤其是超高净值人群）掌握的财富量和做出的捐赠量都比较大，这种传承不仅仅是小家庭的财富问题。尤其是我国第一批先富家族都是从传统制造业起步，家族企业会直接影响地方就业、地方财政收入等，慈善信托资深专家高传捷在公开演讲时指出：“关注富裕家庭的传承是私事，也是公事。”
因此，引导富裕家庭的向善价值观、财富观很重要，据魏璞祯分析，通常超高净值家族的慈善行为也更具战略性、创新性、长远性和追求共赢。
但无论是家族慈善基金会还是家族信托等其他形式的家族慈善，都无法保证一定可以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魏璞祯告诉记者：“像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虽然基金会成立主要来自家族财富，但目前并非主要由家族成员在管理。”可以说，家族慈善基金会并不能完全确保家族财富传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家族慈善基金会本身的可持续性也有多种选择。魏璞祯介绍称，比起永世长存，部分基金会也会选择止于当止。“在国外有一种家族慈善基金会是‘日落基金会’，比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等，他们会对基金会的关闭时间做出规定，以求让基金会完全坚决地执行创始人的公益想法，避免出现当创始人无法管理机构时，基金会战略发生偏移。”
据记者了解，比尔·盖茨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其基金会将在创始人去世后的20年内关闭。而中国的家族慈善基金会目前的关注重点仍放在如何做好家族慈善基金会的传承和运营方面。魏璞祯认为，无论是“日落基金会”，还是像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这种传承百年的家族慈善基金会，都只是基金会据其战略定位做出的模式选择而已，并无优劣之分。
而中国的家族慈善基金会若想保持持续的良性发展，则要“内外兼顾”。“最重要的是制度保障，从国家提倡第三次分配、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而言，目前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具备的。另一方面就是公益人才的培养，要提升家族慈善基金会运行的专业性。”魏璞祯也指出，稳定的资金注入是影响家族慈善基金会可持续的重要因素，但就现实条件而言，新冠疫情可能会让一些家族企业运行产生波动，从而对家族慈善基金会的稳定发展产生实际影响。
“尴尬”处境
“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旷照，千里通明。”家族慈善其本质是自利与利他相平衡的善财传承，家族善财传承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财富传承。尽管如此，家族慈善基金会仍免不了一些“尴尬”处境，如子女不愿意或不擅长运营基金会、社会公众对其不予关注或关注但产生过度联想等。
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南开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柏高原看来：“一方面，可以通过家族几代人之间的培养、磨合，让年轻一代对家族慈善产生兴趣。另外，从治理架构的角度来看，可以参考德国的罗伯特·博世基金会（下称‘博世基金会’）的做法。博世基金会持有企业（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92%的股份，而博世家族信托持股1%。从持股比例上，两者之间极为悬殊，按照常规，基金会作为绝对第一大股东对企业经营管理等能进行充分决策，但实际上，持股1%的家族信托却享有93%的表决权。同时，家族信托的人员构成又包含三个群体：家族成员代表、企业退休高管、行业专家。通过多元化方式，辅助家族企业的发展和防止家族成员出现因管理兴趣、管理能力欠缺不参与经营管理的问题。”
相较于其他慈善基金会，家族慈善基金会由于设立门槛较高等原因显得更加“小众”，与社会公众的距离感更强，这种距离感让部分公众存在误解。实际上，相较于其他基金会，家族慈善基金会似乎更显“低调”，整体而言媒体曝光率不高，且不乏家族慈善基金会自身对“家族”二字同样有所避讳。
在魏璞祯看来，家族慈善基金会“低调”行事与否、对外界的公开程度，是从其决定做慈善开始就要考虑和规划问题，“而家族慈善基金会不太希望公开，可能考虑到‘家族慈善基金会’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且政府文件中通常对家庭和企业社会责任提的更多。但实际上，如果是把原本要传承给下一代的财富用于慈善，本身就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且，我们国家的宗族慈善文化、同一姓氏里的帮扶传统、义庄义学等有悠久的历史。”
“另一方面，这也与国内公益慈善的整体舆论环境相关，舆论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家族慈善基金会发声。实际上，我们在进行调研时，一些家族慈善基金会如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北京老牛兄妹基金会、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东润公益基金会等是不避讳‘家族’这一说法的。我们也在考虑通过案例形式让公众了解家族慈善基金会的故事，让公众知道他们如何参与公益、家族成员的分工和架构等，以此破除误解。”魏璞祯说道。
另外，社会公众关注家族慈善基金会能起到监督等作用。魏璞祯表示：“从第三方的角度而言，我们会起到倡导作用，中国现有八千多家基金会，而家族慈善基金会只有大概三百家，我们希望引导更多高净值人群将私人财富用于社会目的。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家族慈善基金会存在的问题和收集其建议、经验等，并向政策制定部门进行反馈，推动改革、进步，更好地促进高净值人群参与慈善事业，实现公共利益。”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