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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华: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变迁——以“奴隶主权势”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杜华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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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8月27日,林肯在与斯蒂芬·道格拉斯(Steven Douglass)的第二场辩论中宣称:“在我们的国家,奴隶制持续不断的入侵,已经对一个自由民族最珍视的权利带来了毁灭性影响……美国公民应该团结起来,以和平、合宪、有效的措施来抵制奴隶主权势的入侵。”这是林肯首次公开使用“奴隶主权势”(Slave Power)一词。在他之前,萨蒙·蔡斯(Salmon Chase)等共和党领袖曾多次公开阐释“奴隶主权势”观念:一个由南部奴隶主组成的权力集团,试图扩张奴隶制,颠覆美国的共和体制。在19世纪50年代,“奴隶主权势”观念是共和党意识形态和话语策略的关键内容,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共和党的“主导性象征”(master symbol)。
“奴隶主权势”观念作为内战前美国主流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对南北之间地区性冲突的加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美国学术界对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关于共和党的“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核心内涵,美国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基础是对奴隶制的道德批判,即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违背上帝意志的巨大罪恶;该观念的核心是政治权力,即南部奴隶主集团对联邦政府的控制权和对北部州的政治影响力;“奴隶主权势”的成员是南部的奴隶主集团;“奴隶主权势”是自由和民主之敌,它不仅是南部的奴隶主集团垄断权力、维持寡头统治的工具,还试图将奴隶制扩张到全国,最终颠覆共和制度,建立奴隶主集团的专制政府。
但是,在“奴隶主权势”观念的起源和演变方面,美国学术界尚存争议。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废奴运动与“奴隶主权势”观念之间的关系。其一,“奴隶主权势”观念是由谁提出来的?部分学者认为,该观念最初是由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有些学者则认为,该观念的发明者是政党体系内部的北部州政治精英,包括19世纪初的联邦党人和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党人,废奴主义者只是将其作为反奴隶制工具加以宣传。其二,谁是推动“奴隶主权势”观念进入主流政治话语的最重要力量?大多数学者认为,共和党在1854年兴起之后,将反“奴隶主权势”观念作为其重要的宣传策略,使其进入主流政治话语。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大多强调北部州的主要政党对“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影响,对废奴主义者在此观念演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评价不高。这其实是废奴运动在内战前政治史中“尴尬”地位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大部分美国学者都将废奴主义者视为对政治影响甚微的边缘人士和狂热分子,并将其排除在主流政治史叙事之外。近年来,以埃里克·方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指出,这种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废奴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废奴主义者虽处于政党体制之外,但可以通过改变公众意见的方式来影响全国政治。这些研究为我们思考废奴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和奴隶制政治演变的动力提供了新思路,但均未涉及“奴隶制权势”问题。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权势”观念之间的关系,探究废奴主义者的边缘性意见对美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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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世纪初的描述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
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美国北部自由州出现了多种描述南部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比如“蓄奴势力”(slaveholding power)、“奴隶制利益集团”(slave interest)、“蓄奴利益集团”(slaveholding interest)。有学者认为,这些观念就是最初的“奴隶主权势”观念。但是,通过考察其源流和内涵,我们会发现,这些观念与“奴隶主权势”观念存在本质的差异。
在美国建国初期,描述南部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尚未出现。一方面,北部地区弥漫着奴隶制很快就将自动消亡的乐观情绪,所以未将南部蓄奴州视为一股需要反对的特殊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内,奴隶制尚未成为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的工具。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党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需要在南部蓄奴州争取到一定的选票。而且,联邦党之所以能在18世纪90年代长期控制联邦政府,凭借的就是联邦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它显然不愿因攻击奴隶制而激发南部的地方主义。
19世纪初期,因政党斗争的原因,联邦党提出了描述南部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在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不仅以失败告终,还失去了除北卡罗来纳州之外全体南部州的选举人票,完全变成北部的地区性政党。这促使联邦党人开始利用奴隶制攻击竞争对手。他们宣称,民主共和党虽然打着自由平等的口号,但本质上是奴隶制的代言人和获利者;杰斐逊之所以能就任总统,主要是因为南部蓄奴州凭借宪法“五分之三条款”占据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此后几年内,随着其在全国影响力的进一步下降,联邦党更加频繁地利用奴隶制攻击民主—共和党,形成了最初的“奴隶制利益集团”(slave interest)观念:民主—共和党其实是一个由南部的奴隶主构成的权力集团,利用宪法“五分之三条款”获得的政治优势控制了联邦政府。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认为,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不过是民主—共和党人试图扩张奴隶制以增加“奴隶选票”的阴谋。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联邦党进一步发展奴隶制利益集团观念,以此来猛烈攻击积极参战的民主—共和党。很多联邦党人则集中批评宪法“五分之三条款”,认为其所确定的“奴隶代表制”使得南部奴隶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的“奴隶利益集团”。
1819年密苏里危机时,联邦首次因奴隶制问题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描述南部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再次兴起。少数几位激进的北部议员谴责奴隶制“是一种巨大的罪恶”,最终会危害北部州的自由传统,使美国的政治偏离1776年的自由原则。这是北部政治家首次将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与南部蓄奴州政治权力的批判联系起来。但是,绝大多数北部人士仍是从权力争夺的角度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认为南部因共同的奴隶利益形成了一个权力利益集团,并试图通过扩展奴隶制来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进而控制联邦政府,制定并推行对奴隶制发展有利的公共政策,威胁北部自由州和联邦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纽约州参议员鲁弗斯·金(Rufus King)曾在议会中强烈反对密苏里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但是纽约市的一位报纸编辑敏锐地指出,金之所以持这种激进观点,主要不是反对奴隶制,而是担心南部因“同质性的奴隶利益”联合起来,进而彻底控制联邦政府。
总体而言,与共和党的“奴隶主权势”观念相比,19世纪初期出现的描述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有两个明显不同。第一,联邦党人和北部的反对奴隶制扩张者在使用“奴隶制利益”观念时,并未对奴隶制进行道德上的严厉谴责,而只是批判南部州凭借奴隶制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第二,联邦党人和北部的反对奴隶制扩张者没有强调“奴隶制利益”会对北部州的自由带来危险,只是宣称其对北部州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描述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只是政党和地域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的工具,不具备“奴隶主权势”观念中所蕴含的从道德和权利层面上反对奴隶制的因素。这种描述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在此后的政党和地域争议时常出现。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反对联邦关税法,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有北部州议员就指出,“蓄奴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机器,控制了国会,使自由州的反对奴隶制的措施无法施行。
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经常将“奴隶制利益集团”与“蓄奴势力”和“蓄奴利益集团”交替使用,其内涵基本一致,但是“奴隶主权势”一词几乎没有被提及。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1830年罗得岛州的《波塔基记事报》(Pawtucket Chronicle)首次使用了“slave power”一词,但指的是奴隶主所享有的剥夺奴隶的劳动果实、囚禁和虐待奴隶、随意处理奴隶等权力,也就是时人普遍所说的“蓄奴者的权力”(slaveholder's power)。这与“奴隶主权势”观念无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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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期废奴运动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缘起
1832年12月,北部州的废奴主义者在费城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激进废奴组织——美国废奴协会(American Abolition Society),标志着废奴运动的全面兴起。从此时到30年代末,是废奴运动发展的前期,废奴主义者的核心策略是不直接参与政治,只对美国民众进行道德说服,使其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对于前期废奴运动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关系,美国学者往往语焉不详。即便认为“奴隶主权势”观念是由废奴主义者所提出的学者,也并未对该观念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做出清晰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奴隶主权势”观念是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应对反废奴暴力事件时提出来的,强调的是奴隶主阶层对北部州公民自由权的侵犯。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确切。事实上,反废奴暴力事件只是激发废奴主义者提出了“奴隶主权势”观念的雏形,且该观念并非一蹴而就,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之中。
北部州的反废奴暴力事件是废奴主义者提出“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开端。从1833年开始,北部自由州接连发生多起针对废奴主义者的暴力事件,暴徒们骚扰和打断废奴主义者的会议,捣毁废奴主义者的印刷厂,并对废奴主义者进行人身攻击。据美国学者研究,这些暴力事件的发动者并不是南部奴隶主,而是北部州“有财产有地位的绅士”,他们不仅担心废奴运动会诱发奴隶叛乱和种族战争,导致联邦解体,也害怕废奴主义者诉诸妇女、黑人等社边缘群体的行为和具有平等色彩的福音派宗教思想会颠覆他们在地方的权威。其实,废奴主义者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废奴运动的精神领袖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就曾明确指出,参与反废奴暴动的主要是五类人:认为废奴主义者威胁到北部的和平和秩序的人;担心废奴运动会到影响到其与南部商业往来的人;将废奴主义者视为异教徒的人;害怕黑白种族融合的人;担心奴隶制争议可能会导致联邦解体的人。但是,废奴主义者意识到,暴乱事件侵犯了美国公民重要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权,作为受害者的他们自然也就成了捍卫公民自由权的斗士,这必然会引起普通民众对废奴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他们将废奴主义者与北部州反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描述为公民自由权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将废奴运动等同于捍卫公民自由权利的伟大事业。这其实就是“奴隶主权势”观念的雏形。
在“奴隶主权势”观念的诞生过程中,有两起反废奴暴力事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第一起发生在1835年10月21日,威廉·加里森在波士顿被暴徒捆绑起来游街。这是新英格兰地区发生的第一起重要的反废奴暴力事件,激起了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应。他们指出,南部州的奴隶主才是真凶,北部州的暴乱分子和不作为的官员只不过是其工具附庸,这表明奴隶主及其在北部的附庸会不惜侵犯公民自由权,以捍卫奴隶制的利益。另一起是1837年12月废奴主义者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ah P.Lovejoy)在反废奴暴乱中遇袭身亡。这起事件像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支持废奴主义者言论自由权的热潮。废奴主义者借机进一步阐明了“奴隶主权势”观念。他们宣称,这起暴动事件以“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追逐利益和繁荣的南部的奴隶制利益集团”和他们在北部的帮凶,正在“肆无忌惮地剥夺北部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人身自由权、拥有良知的权利”。
总之,在应对北部州发生的反废奴暴力事件的过程中,废奴主义者逐渐提出了“奴隶主权势”观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奴隶制与自由体制水火不容,南部奴隶主集团为了捍卫自身利益会不惜侵犯和摧毁北部公民的自由权。
国家权力的镇压是激发废奴主义者提出“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另一个动因。1835年,在美国废奴协会的呼吁下,废奴主义者将至少34,000份请愿书递交到国会,要求联邦政府终止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这让很多南部蓄奴州的议员非常不安。在他们的提议下,众议院在1836年5月26日通过了所谓的“钳口律”(gag rule):即国会搁置一切与奴隶制问题或与废奴有任何关系的请愿书或文件,禁止议员在国会开会时宣读或讨论任何与奴隶制问题或与废奴有关的提案。
“钳口律”的通过引发了废奴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促使他们提出了“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南部的奴隶主权力集团已经控制了联邦政府。艾伦·斯图尔特(Alan Stewart)认为,“钳口律”是国会中的南部“奴隶制利益集团”(slave interest)的“邪恶成果”,这个“可怕的怪兽”(a dreadful monster)不仅劫掠了奴隶的劳动成果,还试图吞噬北部的自由。”女性废奴主义者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演讲时宣称,“钳口律”表明“蓄奴势力”(slaveholding power)已经控制了联邦政府,而且准备发动一场“针对所有自由人的权利和利益的战争”。美国废奴协会在183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钳口律”事件表明,少数南部蓄奴州议员利用政治手腕联合了部分北部州议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蓄奴利益集团”(Slaveholding interest),控制了联邦国会;奴隶主试图将奴隶主的专制精神带入国会,对北部同胞进行“合法镇压”,使美国变成“一个专制国家、践踏弱者的权利的国家、出卖自己不幸公民的国家。”有些废奴主义者还认为,“钳口律”的通过表明南部的奴隶主集团试图颠覆美国的民主体制。1836年7月9日,美国废奴协会在波士顿举行公开演讲时宣称,“钳口律”的通过意味着“强大的奴隶主少数群体”正试图通过剥夺公民的请愿权来切断选民与议员的关系,使联邦政府成为“只为少数人服务的专制政府”。
简言之,“钳口律”激发废奴主义者提出了“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奴隶主及其在北部州的同盟形成的“蓄奴势力”控制了国会,它不仅试图剥夺废奴主义者的请愿权,还对所有北部公民的自由构成威胁。
最终促使废奴主义者明确提出“奴隶主权势”一词并更为系统阐释其内涵的是兼并得克萨斯事件。1836年,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地区发生叛乱,并要求加入美国。联邦政府因担心新州的加入会导致南北之间的争执,暂时将此议题搁置。废奴主义者趁机大做文章,进一步发展出“奴隶主权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南部奴隶主试图扩展政治权力,以加强对联邦政府的控制,进而扩展奴隶制。
美国废奴协会指出,得克萨斯的叛乱是在南部奴隶主的支持下发动的,他们希望“这片2000,000平方英里的肥沃土地向奴隶制开放,这片土地完全可以划分成六个蓄奴州”,这样奴隶主就可以“控制全国的多数州和多数白人”,从而“永远控制全国政府”。新英格兰废奴协会宣称,南部奴隶主之所以兼并得克萨斯,是“为了给美国的奴隶制贸易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使蓄奴势力(slaveholding interest)在国会中获得无可比拟的优势。对这一问题阐释得最清楚的是贵格派废奴主义者本杰明·伦迪。他在1836年出版的小册子《得克萨斯的战争》在北部广为流传,将所谓的“蓄奴派”(Slaveholding Party)阴谋论传播开来。兰迪认为,在得克萨斯叛乱事件中有几个“明显的事实”:叛乱是南部的奴隶主和部分土地投机商及奴隶贩子共同设计的阴谋,其“直接原因和主要目的是从墨西哥共和国中夺取大片值钱的土地,以重建奴隶制,开辟一个有利可图的巨大的奴隶市场,最终将其并入美国”;“叛乱分子主要是美国公民”,他们“在物力和财力方面都依赖美国”,他们的“目的是在墨西哥发动革命”,以实现上述的阴谋;这起“具有严重的压迫性和专横性的方案在执行时得到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大力支持”,表明“蓄奴利益集团(slave interest)已经完全控制了联邦政府的行政分支”。
美国废奴协会的成员、最高法院首位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之子威廉·杰伊(William Jay)在1837年出版的《从奴隶制的角度论联邦政府的行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奴隶主权势”一词。杰伊指出,1793年联邦逃奴法的制定、镇压废奴主义者、维持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得克萨斯叛乱,所有这些联邦政府的政策,都是国会中的奴隶主形成的强大的“奴隶主权势”所主导的,它还准备进一步控制联邦政府,摧毁共和国的自由体制。杰伊还分析了南部奴隶主形成“奴隶主权势”的三个原因:由于对“捍卫和保护奴隶制的焦虑”,南部奴隶主可以联合起来;奴隶主可以通过分裂联邦恐吓北部人;奴隶主可以与试图获取政治利益的北部政客进行合作。
综上所述,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废奴主义者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了“奴隶主权势”一词,还构建出“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核心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废奴主义者提出的“奴隶主权势”观念包含两个层面。它首先是一种激进的权利话语,即认为奴隶制是自由的死敌,南部的奴隶主必然会将奴隶制扩张到全国,吞噬北部州公民的自由权。对此,美国学者已经所有察觉,但是他们大多忽略了另一个层面,即这一时期的“奴隶主权势”观念也是政治权力话语。废奴主义者多次指出,奴隶主权势是一股切实的政治势力,它已经控制了国会,并试图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政府的控制,最终颠覆共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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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由党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发展和传播
19世纪30年代末,废奴运动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以威廉·加里森为首的一批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坚持远离现实政治,认为道德说服是唯一可行的废奴策略。但大多数相对温和的废奴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利用选举和投票等政治手段,才能真正废除奴隶制。政治废奴主义者还组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反对奴隶制为宗旨的政党——自由党(Liberty Party)。不少学者均指出,自由党是推动“奴隶主权势”观念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有值得讨探之处。
埃里克·方纳认为,自由党领袖主要是将“奴隶主权势”观念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削弱废奴主义者极端狂热的公众形象。19世纪40年代,自由党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关系的确如此。但在自由党建立之初,对不少政治废奴主义者而言,“奴隶主权势”观念不完全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政治信念。一些政治废奴主义者认为,辉格党和民主党已经被“奴隶主权势”牢牢控制,只有成立新的政党,才能让真正反对奴隶制的人士进入美国政治体系。1839年7月31日,政治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Albany)举行商讨组党事宜的全国大会时,明确指出,“奴隶主权势”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如果剥去其政治权力,奴隶制就会轰然倒下,自取灭亡”,因而对付“奴隶主权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政治层面对其发动直接攻击,最佳方案是成立政党。
1840年4月1日,政治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聚会,正式成立自由党。从建党伊始,自由党就明确将反对“奴隶主权势”作为最基本的政党诉求和话语策略。自由党之所以作此选择,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自由党宣称其宗旨是抵制“奴隶主权势”对公民自由的侵犯,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废奴主义政党的形象,对废奴阵营之外的人具有了吸引力。纽约市的一位自由党人指出,在美国这样一个“将自由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和最高目标的国家”,一个以推翻“奴隶主权势”这个自由的侵犯者为宗旨的政党,必然“对所有真心热爱自由之人具有吸引力”。其次,“奴隶主权势”观念可以有效弥合废奴阵营内部的分歧,让很多原本不支持建立第三党的废奴主义者成为自由党的支持者。著名女性废奴主义者莉迪亚·玛莉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就是典型的例子。蔡尔德早年被加里森的演讲和写作打动,成为其忠实的追随者。但是在40年代初,她逐渐接受了自由党的“奴隶主权势”观念,成为政治废奴主义者。她曾告诉那些温和派废奴主义者,“你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投票给支持奴隶制的候选人,要么参加自由党!”
1840年至1844年,自由党不断宣传反“奴隶主势力”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1837年以来,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进入了所谓的“艰难时期”。有些自由党人认为,“奴隶主权势”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制定了不利于北部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到来。一个自由党的小册子指出,“奴隶主权势”为了保护南部的棉花出口,主导制定了保护性关税政策,致使北部州的工业发展遭受重创。乔舒亚·莱维特(Joshua Leavitt)则认为,“奴隶主权势”主导制定的“波动性金融政策”,直接导致了全国经济的不稳定和北部资本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1840年,自由党作为第三党参加总统选举,首次将“奴隶主权势”观念推上全国政治舞台。自由党最主要的宣传策略是强调“奴隶主权势”控制了民主党和辉格党这两大政党,并主导了全国政策的制定,使联邦政府成为奴隶利益的代言人和保护伞。一本自由党的小册子指出,“奴隶主权势已经利用他们的权力控制了联邦政府”,并确保所有的“联邦政策都有利于奴隶主的利益的稳定和发展”;辉格党和民主党已经“沦为奴隶主权势的傀儡”,它们在“制定政策所依据的不是正当性原则,而是如何确保奴隶主权势”。纽约州的自由党人詹姆斯·C.杰克逊在则在竞选册子中批判两大政党“是奴隶主权势的代言人”,“为了维持奴隶主权势的政治优势”,他们可以“牺牲原则、良政、道德、北部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和上帝之法”。
在1844年总统大选中,自由党提名詹姆斯·伯尼(James G.Birney)为总统候选人,将反对“奴隶主势力”观念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再次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充分阐释和传播了“奴隶主权势”观念。在其核心的竞选材料中,自由党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充分“证明”联邦政府已经被所谓“奴隶主权势”长期控制,成为保护奴隶制的工具。
首先,“奴隶主权势”一直控制着联邦政府。在行政机构中,蓄奴州诞生了6位总统,对总统职位的控制长达43年11个月;自由州只诞生了4位总统,任职时间共21年10个月。联邦成立以来的16位国务卿中,蓄奴州有12人,自由州仅有两人。在司法系统中,蓄奴州曾产生过10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18名司法部长,自由州仅有7位大法官和3名司法部长。在立法机构中,蓄奴州代表曾21次当选为众议院的议长、76次当选为参议院议长,而自由州代表当选的次数分别只有9次和6次。
其次,“奴隶主权势”控制了国家的重要利益部门。“奴隶主权势”控制了美国海军。在海军部的43名官员中,31名来自蓄奴州,12名来自自由州。“奴隶主权势”还控制了联邦邮政体系。自1835年以来,蓄奴州的邮局公开扣押和烧毁了大量废奴主义者的邮件,但联邦邮政官员公开支持这种非法暴行。邮政体系在自由州的年盈利为552,066美元,而蓄奴州邮政部门每年亏损542,262美元,这意味着北部人每年还在给南部的奴隶主支付邮费。在分配公共土地(public land)和联邦盈余收入(surplus revenue)方面,蓄奴州所获得的份额也要远超自由州。
最后,“奴隶主权势”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政策,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初,自由州生产的小麦和面粉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但是“奴隶主权势”逐渐控制了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只对奴隶劳动有利的商业协议,使南部生产的棉花、烟草和稻谷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奴隶主权势”操纵的外交官与欧洲国家签订协议,让其降低或取消棉花和烟草的进口关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奴隶主权势”还控制了美国国内的商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奴隶主权势”还不断吞噬北部自由州的资本,使北部的商业、银行家遭受严重损失。据保守估计,蓄奴州欠自由州的债务已经高达30亿美元。
总之,自由党明确提出,奴隶制只是南部的地方性制度,只能局限在南部蓄奴州,而自由制度是全国性的,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只有“把联邦政府从奴隶主权势中拯救出来”,“无条件地、彻底地切断联邦政府与奴隶制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联邦政府可以“促进公共福祉,保护公民自由”。这一观念在此后成为反奴隶制政治的核心理念,并在1848年成立的自由土地党(Free Soil Party)和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那里得到继承。
在1844年选举中,自由党除了宣扬上述反“奴隶主权势”话语之外,还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竞选策略:集中火力攻击辉格党候选人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此次大选中,辉格党明确反对兼并得克萨斯。但是自由党人宣称,亨利·克莱和辉格党都是“奴隶主权势”的傀儡,他们试图以反对奴隶制扩张为借口,来骗取奴隶制反对者的选票,一旦当选,他们会继续屈从于“奴隶主权势”。
从选举的结果来看,自由党仍然难以撼动两大政党的地位。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获得了170张选举人票和49.6%的普选票(1,338,363),辉格党候选人亨利·克莱则获得了105张选举人票和48.1%的普选票(1,300,097),以微弱劣势落选。而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伯尼仅仅获得了2.3%的普选票(61,999)。但是辉格党人普遍认为,自由党在纽约州抢走了15,814张选票,致使辉格党在该州以微弱劣势败与民主党,直接导致了辉格党在全国竞选中的失利。后世的很多学者也赞同辉格党这一判断。有学者认为,这个结果对此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如果善于妥协的亨利·克莱当选,美墨战争可能会避免、南北之间的地区性冲突会减缓,乃至内战都可能避免。这些虽然是反事实假设,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至少在1844年选举时,“奴隶主权势”观念已经对美国的全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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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尔莫特附文”之争中的“奴隶主权势”话语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普遍认为,19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南北之间冲突的加剧和共和党的大力宣传,“奴隶主权势”话语才进入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对此,科里·布鲁克斯提出质疑,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奴隶主权势”观念就已经被政党体系内的少数政客所接受。仔细考察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布鲁克斯的观点更具说服力。而且,在更早的时候,即1846年至1848年美国国会就“威尔莫特附文”展开大辩论之时,“奴隶主权势”话语就已经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
“威尔莫特附文”之争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发生的有关奴隶制问题的最大规模政治辩论。1848年8月,波尔克总统请求国会拨款200万美元,以与墨西哥就兼并德克萨斯进行谈判。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戴维·威尔莫特(David Proviso)提议,国会在通过拨款法案时,必须要加入一个限制性条件:在使用这笔拨款而使美国获得的土地上,“禁止实行奴隶制和强制性劳动(除了惩治犯罪行为之外)”。这就是所谓的“威尔莫特附文”(Wilmot Proviso)。此后两年多时间内,北部州议员不断提出与“威尔莫特附文”类似的提案,它们无一例外地在众议院通过,但又在参议院被驳回。
在旷日持久的国会辩论中,“奴隶主权势”观念被很多北部州议员所采用,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北部州几位激进的反奴隶制议员直接使用废奴主义者的“奴隶主权势”观念来支持“威尔莫特附文”。
俄亥俄州的辉格党众议员乔舒亚·吉丁斯(Joshua Giddings)率先将“奴隶主权势”观念引入国会辩论。吉丁斯是辉格党中的异类,一直以激进反对奴隶制著称,与废奴主义者关系密切。从1842年开始,吉丁斯曾多次在国会中指责“奴隶主权势”试图控制国会,操纵联邦政府的政策。1847年2月13日,吉丁斯在众议院演讲中指出:“国会中南部议员数量的急剧增长”,使得“北部的权利和宪法的真正原则屈服于奴隶主权势”;“奴隶主权势”为了“吞并墨西哥的自由土地”,操纵联邦政府发动了“非正义的战争”;在威尔莫特附文争论中,两大政党的北部成员终于开始摆脱“奴隶主权势”的控制,在反对奴隶制扩展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南部双方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因为“奴隶制和自由是敌对的,二者之间必有一战”,这意味着“奴隶主权势”与北部自由体制之间的冲突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正义和真理战胜错误和压迫”。
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阿莫斯·塔克(Amos Tuck)也是将“奴隶主权势”观念引入国会的关键人物。塔克也以反奴隶制立场著称,在1845年曾公然宣称兼并得克萨斯是南部奴隶主集团发动的旨在扩展奴隶制的阴谋。在“威尔莫特附文”之争中,塔克引用了自由党的“奴隶主权势”观念。首先,“奴隶主权势”垄断了“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重要职务的任免权和联邦政府的职位”,使得“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全部精力都被用于加强和维持奴隶制”;其次,“奴隶主权势”已经控制了联邦军队,并将其作为发展奴隶制的工具;再次,“奴隶主权势”还控制了联邦的法律体系,制定了只保护奴隶主利益的逃奴法。最后,“奴隶制是一个贬损人的尊严、违背上帝之法的体制”,它必须不断扩展,才能维持生存和繁荣;因此,北部州必须尽快“切断奴隶制与联邦政府的一切联系”,把“宪法和国家从奴隶主权势中解放出来”。
刚刚入选国会的马萨诸塞州辉格党众议员约翰·波尔弗里(John Palfrey)也明确使用“奴隶主权势”一词支持“威尔莫特附文”。在进入国会之前,帕弗瑞经常发表反对奴隶制的言论,还与加里森等废奴主义者有交往。这也是他能从深受废奴运动影响的马萨诸塞州第四选区入选国会的重要原因。在帕弗瑞看来,“奴隶主权势”的强大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宪法的五分之三条款使得蓄奴州获得了更多的议会席位;“无与伦比的共同利益意识让奴隶主团结一致”。帕弗瑞还借用了自由党人的统计数据,证明自建国以来,南部奴隶主长期把持了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内阁成员、军队首领等重要职位。与塔克一样,帕弗瑞也认为,处理奴隶制问题的唯一出路是破除“奴隶主权势”凭借联邦政府对奴隶制施加的保护,让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地方性体制。
这几位激进的反奴隶制议员本身就与废奴主义者有密切联系,在思想观念上与他们有相似之处。而且,他们都是从深受废奴运动影响的选区当选为议员,需要在议会中替选民发声。所以,他们使用“奴隶主权势”话语来支持“威尔莫尔附文”,反对奴隶制扩张,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大多数北部州议员对“狂热的”废奴主义者非常反感。有学者据此认为,美国的主流政治家们因反对激进的废奴思想,故而也排斥“奴隶主权势”观念。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奴隶主权势”观念是废奴思想中道德色彩最弱的部分,最有可能被废奴阵营之外的人所接受。而且,主流政治家即便不真正认同“奴隶主权势”观念,也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反对奴隶制扩张的话语策略。在“威尔莫特附文之争”中,很多议员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奴隶主权势”一词,但他们所使用的修辞和话语与“奴隶主权势”观念如出一辙。
不少北部州议员认为,美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南部奴隶主试图吞并墨西哥领土,以扩张奴隶制,这表明联邦政府已经被南部奴隶主集团所控制,沦为其发展和保持奴隶制的工具。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议员詹姆斯·迪克逊(James Dixon)指出,美墨战争是“傲慢的、有侵略性的蓄奴寡头集团所煽动的”,其目的是“让奴隶制的发展超出现有的限制,并使其永久保持下去”。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科林(John F.Collin)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墨西哥是正义的一方,美国是错误的一方”,问题的根源在于以波尔克总统为首的南部奴隶主“控制了国会”,试图“让整个国家都为维持奴隶制服务”。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杰贝兹·亨廷顿(Jabez W.Huntington)则宣称战争的挑起者是墨西哥,这在北部州议员中十分罕见。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为南部奴隶主“开脱”的意图。亨廷顿指出,在战争伊始,美国是防御方,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南部奴隶主发现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来“打破奴隶制的地域限制”,他们就操纵国会,以扩展自由土地为名,不断增加战争拨款,试图将“军队、联邦政府、国会都当作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工具”。
很多南部州议员指责北部议员反对奴隶制扩张的行为有导致联邦分裂的危险。但是部分北部州议员指出,真正威胁联邦生存的是奴隶制。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马丁·格罗弗(Martin Grover)认为,根据联邦宪法和密苏里妥协,南北双方在联邦政府的权力分配和奴隶制的地域范围方面达成了契约;但南部奴隶主不断违背契约,不仅控制了联邦行政部门的重要职位和国会中的多数席位,还试图“利用联邦政府将自由土地变成奴役之所”;如果北部捍卫自由体制,阻止联邦政府沦为保护和扩展奴隶制的工具,那么南部就会“退出联邦”,如果北部袖手旁观,南部就会让奴隶制发展到全国,进而“摧毁联邦”。詹姆斯·迪克逊直接指出,南部的奴隶主集团正在“试图颠覆我们的自由体制”;并“利用共和国的力量来实现其邪恶目的——扩展和保持奴隶制”,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引发“狂热的战争”。这种奴隶制企图颠覆自由体制的话语与废奴主义者的“奴隶主权势”观念如出一辙。
有学者将北部州议员的上述“奴隶主权势”话语归因于民主党的推崇民主、反对专制的理念。这些解释显然忽略了这些议员的话语和修辞中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
其一,不少议员对奴隶制进行了道德批判。宾夕法尼亚州的辉格党议员科尼利厄斯·达拉戈(Cornelius Darragh)宣称,奴隶制是“十三世纪的封建制度的产物”和“整个国家的耻辱”,因为“它是被基督教世界所谴责的”。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议员乔治·弗里斯(George Fires)也认为奴隶制“已经被整个文化和基督教世界所摈弃”,“违背了权利、正义和基督教原则”。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议员雅克布·布雷克霍夫(Jacob Brinkerhoff)呼吁议员们要“诉诸自己的良知”,去发现奴隶制“在道德上的绝对错误”。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议员詹姆斯·迪克逊(James Dickson)指出,奴隶制是“最具压迫性、最不正义的体制”,“不仅让国家蒙羞,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耻辱”,因为“我们也对其持续存在负责”。这种对奴隶制的严厉道德批判几乎是废奴主义者反奴隶制理念的直接引用,在此前的国会辩论中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前文已经指出,对奴隶制的道德批判是废奴主义者的“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基础,也是这一观念与其他各种反南部奴隶主集团观念的根本区别。这表明了北部议员的“奴隶主权势”话语与废奴主义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其二,不少北部议员认为,南北双方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已经没有任何妥协空间,自由州将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张。威斯康星州的辉格党议员路德·赛弗伦斯(Luther Severance)指出,墨西哥原本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南部的奴隶主现在又要在其土地上恢复奴隶制,“这种导致文明后退的行为是全国性的灾难”,“我们北部州不能在此问题上做任何让步”。俄亥俄州的辉格党议员哥伦布·德拉诺(Columbus Delano)警告南部奴隶主,西部将“永远不会成为奴隶领地”,因为北部人们奉行的是正义原则,“永远不会允许奴隶制从当前的限制区域内向外扩张一英尺”,如果南部继续“进行这场旨在兼并土地的血腥征服战”,那么北部人民会“建立一道由自由组成的困扰蓄奴州的警戒线”,将“把在南部的每一个地方都点燃自由之火,直到熔化你们的枷锁,解放你们的人民”。这种超越党派的反奴隶制立场,在密苏里危机以来的国会辩论中几乎从未出现,显然也与废奴主义者有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废奴主义者仍被视为狂热煽动分子的化身,因而不少南部议员坚信附文的支持者受到了废奴主义者的影响。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托马斯·贝利(Thomas Bayley)认为,“威尔莫特附文”发起了一场“国会中的废奴运动”。另一位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谢尔登·利克(Shelton Leaker)则抱怨“国会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奴协会”。印第安纳州民主党议员威廉·威克(William Wick)是少数几位反对“威尔莫特附文”的北部议员之一。他宣称“威尔莫特附文”是“一场源自北部州的废奴主义者的反奴隶制运动”,这表明废奴主义已经“强大到可以让政治家表达其利益的程度”。这些言论的主要目的虽然是攻击“威尔莫特附文”支持者的“狂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部州议员的观念和话语与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昭然若揭。
总之,无论是宣称奴隶主控制了联邦政府,还是强调奴隶制与美国的自由体制水火不容,抑或是从道德层面上对奴隶制进行猛烈抨击,北部州议员的这些修辞和话语无不具有“奴隶主权势”话语的明显特征。这充分表明,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所宣扬的“奴隶主权势”观念已经进入国会辩论中,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奴隶主权势”话语并未完全占据“威尔莫特附文”之争,种族主义话语和自由劳动话语也是北部州议员反对奴隶制扩张的重要话语策略。
当然,“奴隶主权势”观念之所以能进入主流政治不完全是废奴主义者的功劳,也与内战前美国复杂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19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在经济、社会和思想领域的剧烈变革,导致北部州民众普遍陷入自我认识的困惑,“奴隶主权势”观念其实是一种阴谋论,但它给美国民众提供了一个界定自我价值和角色的象征物,反对“奴隶主权势”和捍卫自由体制,就成为他们缓解焦虑的主要方式。也有学者认为,内战前的确存在一个把持联邦政府的“奴隶主权势”集团,随着奴隶制的扩张和南北冲突的加剧,北部民众逐渐发现了这一事实。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废奴主义者的大力宣传和充分阐释,“奴隶主权势”观念很难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就广为人知,更遑论进入主流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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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纵观“奴隶主权势”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废奴主义者的重要影响。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者构建出最初的“奴隶主权势”理论,认为南部的奴隶主权势集团是邪恶、专制的,试图颠覆美国的自由体制,将专制的奴役制度蔓延到全国。自由党在30年代末期兴起后,进一步强化“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政治色彩,强调所谓的“奴隶主权势”控制了联邦政府和两大政党,使其沦为扩张和维持奴隶制的工具。自由党虽然在全国性的政治竞争中成就惨淡,但因其将“奴隶主权势”观念作为政治纲领的中心,使得这一理念在州和全国政治舞台上得到广泛传播。在“威尔莫特附文”之争中,“奴隶主权势”观念最终进入美国主流政治,成为国会中北部州议员的重要话语和修辞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威尔莫特附文”的支持者对“奴隶主权势”话语的使用,不仅表明反对奴隶制的政治家已经登上了全国政治舞台,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北部政治家开始接受自由党所大力鼓吹的“奴隶主权势”控制两大政党的说法,准备放弃原有的政党团结理念,将奴隶制问题作为考虑的重点。他们不仅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还通过大力谴责奴隶制的政治影响力和非道德性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意味美国政治的整体图景将发生重要转变:民主党和辉格党这两大全国性政党开始因奴隶制问题发生分裂,政治竞争的核心剧目将由政党之争转变为南北之间关于奴隶制问题的地域之争。简言之,早在共和党兴起前的十年,废奴主义者不仅提出了完整的“奴隶主权势”观念,而且使其进入主流话语之中,并成为政党体系瓦解的“第一推动力”。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废奴运动的性质和影响。废奴运动的兴起与第二次宗教觉醒运动密切相关,很多废奴主义者是福音派宗教的信徒,这决定了废奴运动始终具有强烈的道德纯粹主义色彩。而且,以加里森为首的一批激进废奴主义者始终坚持以道德说服为唯一的废奴方案,反对以选举、立法等方式废奴。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废奴运动的道德至上主义印象。这种印象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废奴运动研究中得以“合法化”。很多美国学者受黑人民权运动和新左派思想的影响,将加里森为首的道德废奴主义者视为废奴运动的主力,把废奴运动定义为一场“反政治的”道德改革运动。这些研究极大地发掘了废奴运动的道德遗产,加深了我们对废奴运动与美国激进主义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但是,这也使得废奴运动研究长期处于“加里森阴影”之下,众多的政治废奴主义者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美国学者开始研究废奴对内战前政治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仍属传统政治史的范畴,大多聚焦于考察废奴主义者所成立的政党在选举、立法、公职竞选等领域的表现。如果突破这种研究视野的局限,从政治文化和政治话语的角度入手,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发掘废奴运动的政治影响力,更全面地思考这场社会改革运动的性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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