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崇明，长于崇明；书写崇明，重构崇明。关于这座岛屿，作家龚怡涵有太多渴望诉说与传达的事情。
不久前，龚怡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致电蜃景岛》入围首届凤凰文学奖，这位来自崇明的“90后”也成为所有获奖、入围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与作者此前出版的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中的不少篇章相似，新作也以一座岛屿为舞台，讲述了一段亦真亦幻的故事。预计再过几个月，新书批量印刷后，便可与广大读者见面。
关于岛屿
翻开龚怡涵的作品，人们常为其精致的结构、洗练的语言、丰富的意蕴与难以揣摩的暗示而着迷。一切都处于变迁和流动中，一切都交错于当下与过去的岔路，在情节的行进中，生与死、别离与重逢、梦境与现实、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一一揭示。
对此，知名文学评论家张定浩有过精到的评价：在龚怡涵的小说里，人物通常都不处在向前的行动中，而是处在停滞乃至回顾中，或者说，他们即便奋力赴约，也是为与不安的过去重逢，并盼望某种和解，在讲述此生遗憾的总和之后。
由此，龚怡涵的文字具备了某种神秘的气质。而若要深究这份气质的来源，或许，谜底正藏在谜面之中。
龚怡涵笔下的“岛屿”意象显而易见得丰富。故事往往发生在岛上，岛与城市具有对立互补的意涵，人物追寻、回归、怀想的地方也多是岛屿。而其千变万化，都“可算作崇明的某种变格。”龚怡涵如是说，“崇明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现实经历、认知与认同，全都带有这座岛屿的烙印。”
“在大桥开通以前，进出崇明很不容易。”龚怡涵回想道，“那时的崇明有自己的节奏，离外界的一切都很遥远。”若是遇到大雨天降、浓雾覆江，那便得断绝进出的念想，在这处江海交界处的孤独所在安生待上几天了。“隐士”般的崇明岛与崇明人，天然便具备了形成“神秘”的诸种要素；而当崇明人介入都市生活，人心间恍如遥不可及的距离又和岛与陆地的空间关系互相映照，激荡出涟漪般的神秘纹理。可以说，频频出现、“改头换面”的崇明，确实构成了作品气质的关键基底；至于为什么不能明写“崇明”，龚怡涵表示，“如果直接点出‘崇明’，就落入了现实地域的框架内，限制了作者与读者的想象，反而难以提取其中的意涵。”
另一方面，这份神秘或许多少包含了少许刻意。“先前的作品还是不成熟，缺少了生活经验的支撑。”龚怡涵坦诚地剖析道，“我在短篇小说这个体裁上，试图更多地突显奇想性与想象力，形成了一种杂耍炫技式的创作。”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源泉。在人生的列车驶过更多风景与站台后，对挑战长篇小说，龚怡涵积攒了足够的底气。
《致电蜃景岛》从酝酿到写就仅用去不到两年时间，其间还经历一次深入筋骨的大修。迅速成书的背后，是作者扎实的劳动，以及对相关题材的驾轻就熟。小说在岛屿与都市背景间不断切换，讲述了主人公由儿童长大成人，又时时为童年遭际而忧郁迷惘，最终踏上追寻之路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关于人的内心世界、童年创伤、亲密关系的种种思索。相比于《所有罕见的鸟》中灵气迸发、异彩纷呈的十几个短篇，新书的叙述更张弛有度，情节更阔大完整，主题更厚重凝实，是作者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
作家之路
歌德曾说，人生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一个伟大的目标，并决心实现它。
龚怡涵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这个“伟大目标”造访自己的时刻。那是高中课堂上的某次“开小差”——“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自顾自看语文读本。”龚怡涵撇撇嘴，“卡夫卡的那篇《饥饿艺术家》把我吸住了。读着读着，眼泪就绷不住了，一抬头，老师同学都像看外星人似地看我。”平凡生活中的奇妙时刻，变成了龚怡涵走上作家之路的“决定性瞬间”。“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也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的话……’”
此后的光阴中，龚怡涵如饥似渴地阅览佳作名篇，向中外大家汲取精神财富。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崇明电视台，成为一名记者。记者生涯滋养了未来作家的笔力，赋予她崭新的关切与视点，龚怡涵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练笔”，写些小短篇或是诗歌。圈内友人传阅着她的文字，每每赞叹于其罕见的灵气。在忐忑与期待中，龚怡涵将自己的两部短篇小说向文学期刊投稿，竟然当即得到了采纳刊载。“这段经历给我增添了不小的信心，但如今我才知道这是何等的际遇与幸运。”龚怡涵感慨道。
2016年起，结婚生子、家庭生活成为龚怡涵生命中更要紧的课题。浸润在现实生活的渊泽中，龚怡涵无疑是幸福而充实的；但写作的缺席制造了空虚，沦为文学“局外人”的忧虑带来苦闷，被内心尚存的迷惘所裹挟，两三年间，龚怡涵始终没有拾起笔。
然而，也正是这段漫长的停顿赋予了龚怡涵以重新梳理人生的机会。故乡的风物、遥远的星空、重逢、离逝、家庭、和解……更多生活的篇章被纳入文学的视野，继而转化为创作的动力。终于，在“伟大目标”造访许久以后，龚怡涵下定了成为专职作家的决心。克服一切艰难与不适，她从“练笔”重新起步，听取更多专业人士的见解，迫使自己输出完整的作品，在2019年完成了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
如今，如同许多前辈一般，龚怡涵将规律与秩序赋予写作生活。“每天下午是我集中精力进行创作的时间。”龚怡涵说，此前此后，她要处理现实事务；晚上动笔，写下的字符和形象又总会闯进梦境。“要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就必须穿过一道‘窄门’。”写作从来是一项考验体力与脑力的艰辛劳动。尝过个中三昧后，龚怡涵却更加义无反顾。
“对我而言，写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事业，是一种凝聚自我的方式。”龚怡涵总结道。不同于那种个性十足、自我彰显的作家，长久以来，她感到自己仿佛游离于世界的边际。“是写作帮我持续确认生活的责任与价值。”
回归崇明
崇明在变。的确，通大桥以后，这座记忆里雾霭笼罩的海岛便快速地变化着。空间的孤立被部分地取消，“岛屿”的疆界感开始隐退，崇明人彼此间特有的某种默契与“秘密”逐渐淡薄了。作家的乡情却未减毫厘。这些年，龚怡涵如同迁徙的候鸟般，频繁往返于城市与故园间；近来，她更是与家人一道，拾掇起了过世奶奶的旧宅。
“奶奶的老宅子是我童年回忆的最后遗址。”龚怡涵说，“这里对我无比重要。我关于星空的最早认知，以及笔下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便大抵来自于这片宅院。”在她心目中，自然是比城市更加神奇的存在。许多个宁静的夜晚，当梦境叩响门扉，感官变得敏锐或是相反，便有数不清的奇妙声响涌入脑海，那是来自自然的轻柔呓语。“由此，你会去思考一些在别处永远也不会想到的问题。”龚怡涵说，“倘若说，成为作家的关键转折是读卡夫卡，那么我对文学的渴望，一定源自奶奶的老宅。”
“在心底，我始终希望家乡发展越来越好。”龚怡涵说，“但有时我也会思考，过快的发展、十分便利的生活，是否意味着所有人更幸福。”西沙湿地的蛸蜞，东滩湿地的群鸟，春日的百花齐放，秋日的层林尽染……始终令龚怡涵心醉。崇明实在是一片无可替代的生态岛，这里的人们与自然相依共存了千年，龚怡涵衷心地希望，这份人与自然间的谐和关联永远不会失去。
“我想总有一天，自己会回崇明定居，重新做个乡下人。”龚怡涵说。崇明如同一片遗世独立的理想乡，是这位书写者与其作品生长的土壤。这种纽带与感召是奇妙而又无可替代的。
近几年，龚怡涵爱上了观星。等一个晴朗的夜晚，在崇明的原野架起望远镜；星空沉寂不语，万物静默如谜，大地上的一切仿佛都与遥远的星辰形成某种呼应。
记者：朱远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陈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