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行从图》(局部)，唐代张萱绘(传)。（视觉中国/图）
“如果现在让所有人发表意见，倾向于认为武则天是个坏女人的人数一定遥遥领先。”在高校里研究了几十年隋唐史，也曾面向大众创作过通俗的电视剧剧本，孟宪实还是深深感到，“公共史学”和“新史学”的距离相当遥远。
武则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坏女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能折射出孟宪实所谓的“传统史学”“公共史学”和“新史学”的三足鼎立。正因为武则天是传统史学中的大问题、大关节，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中长盛不衰的人物形象，对她的研究，“有公共性，和其他的历史研究会有点不同。”孟宪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以《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关注武则天的个人品行和道德，倾向于“政治借鉴和道德评价”，它们一步步地把武则天塑造成了道德败坏的野心家形象，用以警示后代帝王防范女人干政。
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小说、笔记、戏曲，“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塑造。
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新史学”，开始从阶层、社会文化等层面全面地考察武则天，逐步脱离了对人物的道德评价，换句话说，新史学已经不再关心武则天是不是坏女人。然而，“近代以来的史学进步，对于公共史学领城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公共史学的世界，传统史学依然主导着武则天的形象。”孟宪实说。
在孟宪实的新著《武则天研究》中，他试图拨开的正是传统史学千年来层层累加在武则天身上的雾障。书中的很多结论也是他再一次试图向公众传递“新史学”研究成果的努力。
绝大多数的小说和影视剧中都出现了武则天为了扳倒王皇后而亲手杀死亲生小公主的情节。这一情节在“公众史学”领域内的广泛流传，“可以明显看到传统史学的强大影响”。
五代时成书的《唐会要》关于小公主之死，记载很简单，“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暴卒’显示是意外死亡，武则天向皇帝告状是王皇后杀死小公主。最多表明武则天利用这个机会攻击王皇后而已。但是此事到了宋代成书的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里，就变成武则天亲手杀死小公主，然后嫁祸给王皇后。《唐会要》中所记，武则天行为还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到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武则天变成为禽兽不如的人了。”孟宪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此后的历史小说，这一情节几乎都照抄传统史书，武则天的狠毒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资治通鉴》在记载此类“宫闱秘事”时，存在着明显的“双标”，“史书曾经记载武德时期太子李建成、李元吉跟后宫嫔妃乱伦，《资治通鉴》还很客观地说‘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比较之下，武则天潜毙小公主，何尝不是宫禁深秘呢？为什么描写如此详细，甚至不作考异说明呢？”在孟宪实的研究中，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传统史书，记载武则天的史事时，所秉持的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借鉴”的考量。
相比传统史学和公共史学的“合作无间”，“公共史学，比如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很少采用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双方如同置身于两个决然不通的星球。”孟宪实无奈地说道。
“这种现状，一方面是公共史学的特性使然。公共史学，虽然是史学的一部分，但是重心所在是消费历史，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了解、编排历史故事、通过历史故事感悟人生、理解文化以及传扬民族精神。”而传统史学的文学性和高超的叙事技巧恰恰满足了公众的这方面需求。
新史学要想在公共领域中抢得传统史学的“市场份额”，最大的难度，是传统史学几乎垄断了史料。当所有存世史料都指认武则天从一开始就是野心家时，后代学者想翻案，难度可想而知。“把一部分真相给隐去，专门讲另外一个面向。总讲武则天野心十足，大家不就觉得她野心十足吗？你没有能力去识别它的真假。”
“古代史研究资料普遍缺乏，但武则天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现在可以明确，武则天的史料，遭遇过系统的删除。《旧唐书》是我们至今都十分重视的唐代史学著作，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常常以史料书籍看待。但其实它已经是第二现场。”孟宪实说。
新史学不得不求助于传统史学留下来的史料，但同时对传统史学的立场保持着高度警惕，“尽力保持与传统史学观念、立场上的距离”。此外，要找到历史的第一现场，就要发掘新的史料，孟宪实在《武则天研究》中利用了很多近年出土的墓志新史料，“新史料不仅能够提供新的研究侧面，也可以为批判旧史学提供新的动力。传统史学在强大的叙事过程中，程度不同地破坏了历史的第一现场，而利用新史料，第一现场可能会被挽救，至少被部分恢复。”
“古代史中最大的偶然事件”
南方周末：从《旧唐书》到《新唐书》，再到《资治通鉴》，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的形象越来越“妖魔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孟宪实：像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家，武则天问题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传统上认为武则天作为唐朝的一个政治败笔，后来的朝代应该怎样防范这种事情再次出现。传统王朝在政治结构、制度规范、礼仪等方方面面都是接近的，古人讨论武则天，是有现实观照的。宋代的刘太后被认为是后世最接近武则天的人，她也很关心武则天，临死之前也要穿天子袞冕祭天。当时有些材料仍然能看到，支持她的人，会说武则天好；反对她继续掌权的人，就会说武则天坏。宋代史学家们在武则天的问题上是不自由的，必须要考虑到现实政治的环境。
南方周末：脱离古代政治环境，今天我们再来讨论武则天，现当代的“新史学”对武则天的讨论焦点在哪里？
孟宪实：当代史学从各个方面来研究武则天，比较自由。比较多的讨论如武则天作为女性政治家，为什么会横空出世，哪些条件造就了武则天？大家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分析，寻找她的地域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比如陈寅恪用地域关系来分析武则天的崛起，支持武则天的大概都是山东人（指崤山以东），反对她的是关陇集团势力。陈寅恪一直用地域关系来讨论现实政治，所以他有这种观点也就很正常。新中国成立后，就用阶级分析法讨论武则天，如果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正面的历史形象，就会说武则天代表底层的地主阶级，底层的地主阶级还是上升的、还是发展的，他们要跟更大的地主、传统的士族门阀做斗争。当时大家都是用阶级语言分析历史问题。后来也有人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说唐代的妇女是比较解放、自由的，妇女家庭地位也很高，这是受到了北朝传统的影响，到了唐代依然在这个传统之上，所以才会有武则天。
南方周末：你提到的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中古史很有帮助，但一直以来也受到很多史家的反驳和修正，你在书中具体以上官仪的例子，提出了和“关陇集团”理论不同的意见。关陇集团这个概念是否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对目前的史学研究，是否还有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孟宪实：“关陇集团”概念启发了很多人，就算现在你不同意它，你也绕不开它，必须要讨论它，所以在学术史的意义上，这是陈寅恪的贡献。现在看来地域的观点具有一部分的真理。什么叫部分真理呢？在南北朝的背景下，地域性是很突出的一个时代特点，每个王朝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在这个地域里用这个地域里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几个政权就被刻上了深刻的地域性的特征。于是用地域集团去解释很多政治问题很有效，陈寅恪就用了“关陇集团”这个概念，一下子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不仅解决了北朝的问题，甚至解决了隋唐的一部分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寅恪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在寻找关陇集团衰弱之后的替代者。他写过河北集团、李武韦杨的中央婚姻集团、宦官集团，他是想找到接续关陇集团的统治集团。我认为关陇集团失败了以后，没有另外一个集团来替代它，这么找肯定是不对的。陈寅恪把关陇集团当做一个地域集团来看待，西魏、北周这一系统下来，后来北周统一了北齐，又变成了隋朝、唐朝。这里确实有一个统治集团，陈寅恪抓到了，但关陇集团的性质是什么呢，我认为相比于认为它是一个地域集团，更应该是一个军功集团。在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几乎每一个王朝之初都有一个功臣政治的问题，关陇集团如果从唐史的角度讲，就是唐初的功臣集团。这种功臣集团想垄断权力，皇帝不喜欢，下面的人也不喜欢。高宗在“废王立武”的斗争中击败了这个集团，谁会代替它呢，就是众多的士人，没有一个集团再卡住士人的上升渠道，武则天时代科举制就开始发达了。
南方周末：和前人从社会文化、阶层、地域的角度分析不一样，你是从政治事件的角度来看待武则天称帝，这样分析的理由是什么？
孟宪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以前，翦伯赞就说，武则天的出现不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必然现象，男女平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历史条件。那是什么造成的呢？他没说。总之他是反对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的观点，来评价武则天的成功。我也认为前面提到的几种解释框架，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武则天称帝事件，我认为武则天的出现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政治事件。
唐高宗跟太宗朝遗留下来的高官贵臣做斗争，“废王立武”（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是他们斗争的转折点。高宗在这个事情上取得了胜利，使得武则天脱颖而出。高宗要巩固他的胜利成果，就要抬高武则天。高宗拉武则天入伙，很多事情要求武则天出面，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其实是想证明，废王立武这件事，他做得对。如果武则天不表现出来应有的才华和政治才干，他前面的事怎么能证明是对的呢？这就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传统政治下，大家都防范女人参政，可是高宗却积极拉武则天来参政，在政治上抛头露面。因此武则天就获得了其他皇后不具备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自由，她也跟着高宗学了不少政治经验。高宗越来越觉得武则天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对政治的观察、对人情的看法、对制度的安排等等，他对武则天特别放心，所以武则天就拥有了更多的资源，这个政治资源很重要，某种意义上就是变相的权力，或者就是权力本身。等到最后高宗安排接班人的时候，孩子们一个个出问题，他确实就是想让武则天临朝称制。
南方周末：高宗的遗诏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他没有意识到武则天会走到那一步，也证明了武则天在高宗时期并没有篡位的野心（至少是没有流露出），不然高宗怎么会放心地在遗诏中让她凌驾于中宗之上呢？
孟宪实：传统史书把武则天的野心流露推到很早，责难唐高宗把武则天培养起来，甚至责难唐太宗不应立高宗。实际上女性当皇帝从来没发生过，大家后来都说，你怎么不注意防范呢？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怎么防范呢？凭什么防范呢？太子不行，皇太后帮忙，这是汉代以来的传统。你不能想象母亲会去夺儿子的权力，最多就是帮助他，最后还是儿子的天下。让武则天帮助她自己的儿子不也挺好吗，很正常。所以唐高宗临终的安排，没毛病，是符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符合历史传统，只不过武则天大权在握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方周末：武则天本身出现了一点偶然性？
孟宪实：对，很多政治女性情愿实质掌握权力，真正掌握朝廷，而不必非要实至名归，要那个“名”干什么呢？麻烦得很，所以前面很多女性掌过大权，没有一个女性试着走这条路。武则天真正露出想要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把中宗废掉的时候。她在中宗朝临朝称制，没人会认为她是一个野心家，因为她是奉高宗遗诏，她的权力是合法的。传统史书的叙述是不能作数的，司马光也好，欧阳修也好，武则天一出场就把她当做一个人物来设计、来反对、来揭发，那是后人的说法，武则天以后才写的这些书，才把武则天当做一个问题来处理、来防范。这时形成的逻辑，是后世的逻辑。当时没有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一种“在历史背后寻找深刻的原因”的想法存在于很多普通读者的心中；传统史学似乎也不太能接受历史的偶然性，他们把武则天的称帝之路看成是一条预谋已久的道路，并希望给历史总结经验，得出规律。你在历史研究中是如何处理偶然性的？
孟宪实：本来很多事都是偶然的，哪有那么多必然？写小说才必然，写《资治通鉴》才是必然的，上来就把人的性格设计好，让你往这个方向发展。后世这么写是可以的，因为他达到了他的写作目的。历史的丰富多彩就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性，古代史中最大的偶然事件，也许莫过于武则天称帝。
清代《百美新咏图传》中的武则天。（视觉中国/图）
“武则天的政治手腕极为高明”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谈到了传统政治的现实主义原则，即一种唯强是从的官场生态。武则天在废掉中宗之后，彻底展露了自己的野心，睿宗时期反对力量一直很微弱，你认为这也是政治的现实主义原则在起作用？
孟宪实：武则天和裴炎联手废掉中宗，但是裴炎没有料到武则天不会把权力放手给睿宗，她继续大权在握。谁会想到呢？大家想的都是母亲要支持儿子当皇帝，肯定是这个儿子不行换一个，还是要支持儿子的。没想到武则天就利用了这个想法，干脆自己来，这是武则天水平高的地方。废掉中宗以后，武则天的政治手腕极为高明，她立刻派人去逼死了章怀太子，因为她马上意识到有人会拿章怀太子做旗帜反对她。果不其然，扬州叛乱就是打章怀太子的旗号，她早一步想到了。这里面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政治技巧、政治手段，所以我觉得这是政治事件。武则天通过三件事，废中宗、平定扬州事变、杀裴炎，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力，证明自己大权在握，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什么人能撼动她了。唐朝前期是一个特别稳定的政治体，只要控制中央，地方是没有力量反抗的。你反对一个大权在握的人，不管他是男人、女人，代价很高。你为什么反？传统的政治斗争、政治活动，具有极高的现实主义倾向，现实力量的对比，所有人都能搞清楚。你的一言一行后果会怎么样，大家都是成年人，没有人不清楚。
南方周末：传统史家还认为武则天在高宗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专权”，你通过对“二圣”和“北门学士”等问题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武则天在高宗时代并没有专权—这也和传统史家的看法大相径庭。既然武则天没有在高宗朝专权，那么她在高宗朝的政治参与是怎样的？
孟宪实：武则天在高宗时代参与政治的程度，都是由高宗来决定的。皇帝发布的任何命令，是要经过三省的，皇后是没有渠道、没有条件了解的。传统史书想努力夸大高宗和武则天的矛盾，说唐高宗已经没有权力了，全在皇后的控制之下，但都没有证据。比如章怀太子被废了，史书里就会说，唐高宗还是很喜欢章怀太子的，只不过是武则天想废了这个太子，所以就把他废了，可见皇上没有用。但是废太子是要发诏书的，怎么发诏书？制度上没有办法不经过皇帝发诏书。废太子肯定要公告天下，怎么公告？皇帝真不愿意的事，是没人有办法强迫的。那个时候的朝廷制度中，没有皇后的事。皇后没有渠道去碰到权力的整个流程，这点是关键，如果皇帝不开口子，皇帝不让你办什么事，你办不了，没法办。诏书走什么流程，哪个大臣签字，制度、规定都很严。
武则天在高宗时期提出“建言十二事”，劝农桑、薄赋徭、广言路等等，皇后给皇帝上表，也不是皇后随便写个条子交给皇帝，要经过后宫的文书渠道，交到门下省、中书省，再交到皇帝那去。皇帝要把这个公布，天下人才知道皇后上书了，这意见皇帝得批、宰相得讨论，不是说皇后上书皇帝就这么定了。宰相们讨论一个决定，应该怎么样。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皇上，皇帝说行，同意了，或者不同意。不同意就再讨论，同意了才能下达文书，最高命令才能出来。
皇后有什么主意在后宫跟皇上说说不就行了吗，完全不必用上表的方式，而她却用上表——这种非常正式、大家都知道的方式，这肯定是商量好的结果。为的就是高宗要扶持武则天，要突出武则天的能力、才干。正式上表提出来，让天下人都看到，皇帝就以皇帝的名义批准。这些大臣也不是傻瓜，谁不明白皇帝和皇后是什么关系？
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写法，就是一个文学设计：武则天一开始就野心十足，它把相关的材料一安排，你就能看到武则天一步步发展的历程，好像一切都是按照武则天的揣度、武则天的计划在实施，其实这是史书的文学设计，这个设计就是想突出武则天的野心及其实现的过程，写得很生动、很有故事性，说一个人怎么坏，坏到连女儿都杀了。无论什么时候，这种讲故事的手法都是动人的。
南方周末：在武则天的内宠问题上，前人或批评武则天淫乱，或从性别平等的角度为其辩护，但是你的解释独辟蹊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自己制造的健康神话，你是如何产生这个想法的？
孟宪实：武则天67岁登基，她的权力是和她的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武则天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小年轻，我觉得甚至连陈寅恪都上当了，他说武则天母亲这个方面的风流事也很多，他从家族遗传的角度去解释，但是他忘记了，武则天是一个政治家。多少眼睛在盯着她的身体，这点政治经验她不会没有。692年，70岁的武则天说自己长出了新牙，于是改元叫长寿元年。你能信吗？你不信，你能掰开她的嘴巴看吗？那她为什么非得说自己长了牙？无非是想说身体好。
她弄几个小男生在旁边玩玩，那也赏心悦目，挺好，给外界会留下什么印象呢？两个印象，一个说她生活太奢靡，这么大岁数了，还弄这种事。但同时你马上就会想到这老太太身体真好，还有这样的需求，身体也太好了，怪不得刚刚长出一颗牙呢！这不是“健康神话”的逻辑闭环了吗？政治的事情你不能围绕她的生活作风去看，你要知道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权力。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