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金兼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程萧潇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李朝晖
中国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
导言
世界知名出版社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最近与中国科学及技术出版社合作出版Science Culture in a Diverse World: Knowing, Sharing, Caring一书，本书编辑为魁北克大学传播系教授Bernard Schiele,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副研究员刘萱及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Martin W. Bauer。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程萧潇及中国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李朝晖，获邀參与撰写“Segmentation Disparities in Scientific Experts’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GMOs in China”一文。本期公众号摘译以飨读者。
一、内容摘要
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不仅是中国依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未来国际竞争和产业分工的重大发展战略，也是着眼于我国国情和农业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更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我国正处于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进程的关键期。然而长久以来，转基因技术、应用及安全性问题在国内备受争议，非理性民意“裹挟”科学的问题突出，阻碍了转基因产业化的决策和进程。
对此，大量科学传播研究基于“门外汉”（laypeople）的视角探讨公众转基因态度的分化以及科学知识对态度的潜在建构作用，然而对于科学家群体的关注明显不足。将研究视点聚焦在科学家这一群体十分重要且必要。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家在科学治理和决策中通常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更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会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科学家并非“铁板一块”，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训练、科学家的机构归属等均影响他们看待转基因的具体视角。这个研究基于一个大规模的面向全国科学家的调查样本（N = 11538），根据学科领域、职业/机构归属和教育水平等分层策略（segmentation strategy）将科学家群体进行细分。研究发现，不同科学家群体在转基因知识水平和态度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二、文献综述
1.异质性视域下的知识-态度关系
既有研究多基于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对科学知识与态度的关系加以检验，发现科学素养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方向、议题上呈现出差异性。可以说，该模型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其采用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假设来理解对科技的态度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认为“科学家”并非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存在个体异质性，需要详析（elaboration）。基于此，研究采用细分策略来探索科学家这一关键群体的知识与态度的关系。显然，从性质上，我们把一系列对科学家的分层变量看作知识和态度之间的调节因素（moderating variables）。
2.对科学家进行细分的具体策略
细分研究旨在将目标群体划分为群内同质且群间互斥的子群，这种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发掘组群间的差异。因此选择恰当的分组策略成为细分研究的关键。基于先前研究以及对不同人口统计学数据分层情况的探索，研究选择学科领域（disciplinary field）、职业/机构归属（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和教育水平作为分组变量，对科学家群体进行细分。
3.感知风险和收益作为知识-态度的中介
如前所述，学界对于科学知识—态度的关系存在争议，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个体异质性；另一方面，知识对态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作用机制。
其中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就是一种可能的中介机制。尽管研究发现较低水平的感知风险和较高水平的感知收益与个体对科技持积极的态度存在高度相关，且二者对于个体对新兴科技（如转基因和纳米技术）态度具有良好的解释力，然而鲜有研究考察其在知识—态度中的潜在中介效果。据此，研究将考察不同细分组群中的科学家的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对转基因知识—态度关系的潜在中介作用。
4.研究问题
由于科学家通常基于科学事实做出科学决策，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知识水平；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职业（从属于不同机构）、教育水平不同的科学家的转基因知识水平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
RQ1：由学科领域、职业/归属机构和教育水平进行细分的科学家群体在转基因技术的知识和态度上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
RQ2：不同细分组群中科学家的知识水平与其对转基因态度的关系是什么？知识—态度关系是否呈现出组别差异？
RQ3：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是否在知识—态度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如是，不同细分组群中知识—感知风险/收益—态度的关联是否存在？如是，存在何种差异？
三、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组织的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群体的问卷调查。由于本研究聚焦科学家群体，在剔除不相关样本（如技术推广人员、中学教师等职业群体）后，筛选出一个样本量为11538的科学家样本。
研究测量了科学家的转基因科学知识（分为主观知识及客观知识）水平、对转基因的态度、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等变量。在细分变量的操作化上，划分为生物农业、化学医学、科学工程和人文社科等四大学科领域；职业根据科学家的归属机构来确定，分为工程技术人员、专职科研人员、大学教师、科研行政人员四类；教育水平分为大学及以下、硕士、博士（博士后）三类。
四、研究发现
1.不同细分组群中科学家的转基因知识水平和态度存在差异
研究发现，总体上，教育程度越高、以研究为专职且所属学科领域越接近生物农业的科学家子群的转基因知识水平普遍较高，且其对转基因的态度相较于其他子群更为积极。
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细分组群在主观和客观知识上的组间差异呈现相似的模式；但相比于客观知识，转基因主观知识水平的组间差异更大——相较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生物农业领域科学家认为其知道得更多（具有更高水平的主观知识）。
2.知识—态度相关性在不同细分组群中存在差异
总体上，科学家的知识水平与其对转基因的态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知识—态度的关系强度上，生物农业学科领域为最高，相关强度在化学医学、科学工程和人文社科领域的科学家群体中依次递减。
3.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对知识—态度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部分中介了知识对态度的影响，且二者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细分组群中呈现出差异化的作用强度。此外，研究还发现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的中介效应程度之于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对态度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与主观知识相比，客观知识对态度的影响受到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的中介作用更大。
五、启示与反思
研究聚焦科学家群体在转基因态度形成上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通过采用细分的研究策略，揭示知识—态度关系在不同细分科学家组群中的差异性。
研究最大的局限在于，除了知识、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之外，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还可能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如固有偏见和认知捷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些因素很难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准确测量。未来研究应使用多种工具测量科学知识和态度，并进行交叉验证，以检验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李晨雨
审阅 | 金兼斌 章倩萍
编辑 | 张萌萌 朱姿伊 李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