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寅：宋代的公吏与“公吏世界”新论

王安石画像（图源：“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有官必有吏”，“凡官府必有胥徒”，吏与官永远是孪生的关系。作为行政末梢的执行者，吏的地位虽然远不如官，却自有其独特之处：第一，吏占据执行环节，“其权在于官”。“官无以自为”，“必须付之胥吏”。第二，吏的规模数十倍于官。正因为如此，吏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焦点。不过，目前关于宋代吏的研究，虽然成果已经非常丰硕，但多侧重于吏的组织、职能、管理、弊端等制度本身以及制度运作方面，对于宋代吏的时代特性的揭示多有不足。检索中国知网，篇名中含有“胥吏”的论文有79篇，几乎涉及所有朝代，而篇名中含有“公吏”的论文仅有5篇，且全部关注的是宋代。但是即使是篇名中含有“公吏”的论文，仍然是将“公吏”等同于共性化的“胥吏”，并没有揭示“公吏”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时代特性。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揭示出宋代吏的时代特性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标。

何谓“公吏”？《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称‘公人’者，谓衙前，专副，库、称、掏子，杖直，狱子，兵级之类。称‘吏人’者，谓职级至贴司，行案、不行案人并同。称‘公吏’者，谓公人、吏人。”《吏学指南》记载，“公吏，谓公人、吏人之通称”。“公人谓仓库秤掏、诸司祗侯、公使、禁卒之类”；“吏人，谓请俸掌管文书者”。《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对于“公吏”的定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合常理之处。按照汉语表达习惯，并列合成名词，如果所指内容有高低之分，一般是将高者置于前、低者置于后。《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中的定义，公人的地位明显低于吏人，却将“公”置于“吏”前。欲破解此谜，须从公人内涵的变迁以及公人与吏人地位的变化说起。

宋代公人的内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非像《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陈述的那么简单。《朱子语类》记载：“器之问：‘国初衙前役用乡户？’曰：‘客将次于太守，其权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将之，凡教阅出入皆主其事。当时既是大户做，亦自爱惜家产，上下相体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户，便为公人，各管逐项职事。更次一等户为吏人，掌文书简牍。极下户为胥徒，是今弓手节级奔走之属。’”从朱熹与门生的对话来看，宋初的公门中人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客将等衙前，由第一等大户担任；第二层次为“管逐项职事”的公人，由第二等大户担任；第三层次为“掌文书简牍”的吏人，由第三等大户担任；第四层次为弓手、节级等负责奔走的胥徒，由第四等户担任。宋初实行九等户制，“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朱熹所谓的“极下户”，指的是充役的极下户，即第四等户。衙前与公人岗位性质相似，由高户等充任，属于管理岗，宋人亦经常将衙前与公人合述，如《淳熙三山志》即是将衙前与公人合并置于州县役人之首。“凡是衙前，都属公人”，只是因为户等、地位更高，所以单列。很明显，北宋前期的公人(含衙前)，无论是户等还是岗位价值，皆明显优于吏人，公人与吏人合称“公吏”完全符合汉语表述习惯。“公吏”的称呼不知始于何时，但至少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就已经存在了。《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中的“公吏”在名与实上存在一定的错位，名称上沿袭的是北宋前期的，展现的却是王安石役法改革之后的内容。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吏职整体地位的大幅下降，一、二等大户逐渐厌恶并退出衙前、公人岗，第一、二层次的衙前、公人逐渐与第四层次的胥徒合流，形成“新公人”，原本居于第三层次的吏人反而后来居上。北宋中期，衙前、公人对于吏职的厌恶情绪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并最终引发了王安石役法改革。役法改革让一、二等大户彻底退出衙前、公人岗位，新招募的衙前、公人与原来第四层次的胥徒在身份等级上已无差别，这就为衙前、公人与第四层次的胥徒合流创造了条件。对比《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中的“公人”与《淳熙三山志》中的“州县役人”，可以发现，《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所列举的公人，多数属于原来第四层次的胥徒，如仓库秤掏、诸司祗侯、杖直、狱子、兵级、公使、禁卒等。相对于役法改革前的公人，役法改革后的公人不妨称作“新公人”。从公人的演变过程来看，北宋前期的吏职有三个系统：一是公人(含衙前)，属管理岗，以财富为主要标准；二是吏人，以知识为主要标准，属事务岗；三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胥徒。到北宋后期，财富不再是关键标准，第一、第三两个系统走向合流，吏职遂合并为两个系统，即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公人和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吏人。排除财富标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吏人(脑力劳动者)的地位要高于“新公人”(体力劳动者)。随着公人与吏人地位的反转，原有的衙前官称亦逐渐成为吏人的囊中之物。如苏文思(1010—1071)，“善通法律，书算尤高”，本属吏人，后“例迁教练，转至左都押衙”，迁转的是衙前官称。役法改革前尚且如此，改革之后更是可想而知。

上述公人是宋代狭义的公人，狭义之外，宋代还有广义的公人，与“公吏”同义，包括了狭义的公人和吏人。广义的公人指公家之人，或者说系公之人。朱熹曰：“官人、进士、僧道、公人听亲书状。”陆九渊曰：“公人世界，其来久矣。”叶适曰：“今世号为公人世界。”黄震曰：“公人世界递相吞啖。”诸儒口中的“公人”皆指广义的公人。官箴书《作邑自箴》16次提到“公人”，亦是指广义的公人，如“举人系与在县公人亲者”以及“诸色公人，各子细供家状一本”等。广义的“公人”概念属于偏正结构，“公”是修饰语，“人”是中心词，突出强调的是公家属性。

与公人一样，宋代的公吏也有两种含义。但不同的是，公吏的两种含义是由词语的不同结构引起的。一种是并列结构，即《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所说的“公人、吏人之通称”；一种是偏正结构，即公家之吏、“在公之吏”。并列结构的“公吏”是学术界惯常的认识，但事实上，宋人单说“公吏”，多指偏正结构意义上的“公吏”。偏正式“公吏”，“公”是修饰语，“吏”是中心词，亦是突出强调公家属性。前述苏文思，16岁“充在府司为公吏”。《夷坚志》中有宗立本者，一小儿拜曰：“我昌邑县公吏之子也。”同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公人又是吏人，这两则史料中的“公吏”只能是“公家之吏”的意思。《名公书判清明集》27次提到“公吏”，皆是“公家之吏”的意思，如“为公吏侵渔”“讼公吏取受”等。

偏正结构的“公吏”，与广义的公人意思完全一样，亦旨在突出吏职的公家属性。因为《庆元条法事类》的巨大影响，学术界往往忽略了“公吏”“公人”在宋人话语中更常见的意思——“公家之吏”“公家之人”。在贵族时代，或变相贵族的士族门第时代，国王(君主)与臣民虽有尊卑、上下之分，但包括胥吏在内的统治者皆有很强的自在性，其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乡举里选”。“古者士大夫至于府史胥徒之属，莫不由于乡举里选”，“自唐宋科举盛而士耻于为吏，于是饩羊亡矣”。“饩羊亡”，意思是“乡举里选”的礼仪不复存在。宋朝建立于门第社会彻底崩溃之后，无论是官还是吏，都在空前强化国家和公家属性，弱化与乡土社会的内在关联。宋代的官员，时称“寄居官”，这也是宋代独有的称呼。一般来说，寄居是客居他乡的意思。但宋代的寄居官意思非常独特，它不是以空间而论，而是相对于朝廷而言的，“不以客居及本贯土著”皆谓之寄居。“其义盖有官者，本朝廷仕宦”，特“寄寓州县”耳。与空前强调官员的国家属性一致，宋代的吏职亦在空前强调公家属性，所以兴起了“公吏”“公人”等极富时代特色的词汇。

陆九渊、叶适、黄震等理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公人世界”的命题。单从这些著名人物的断语来看，宋代公吏的地位、价值应该非常高，实际价值如何？虽然难以量化分析，但一般来说，岗位价值的上限与社会上层的从业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从业意愿则由期望值与岗位价值的契合度决定，因此我们不妨从期望值和从业意愿的角度来管窥宋代公吏的价值。役法改革前的公吏岗位以财富和知识为主要标准，因此所谓社会上层，不仅包括财富意义上的一、二等大户，还包括知识意义上的士人/士大夫家庭。

宋代公吏的价值，王安石役法改革是个绝对的分水岭。役法改革前，公吏的价值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中的演变过程，役法改革后，公吏的价值基本上长期维持在中等水准。如前所述，衙前、公人在“国初”由一、二等大户担任，而且只有做得好，才有资格接着做。“国初”，一般指太祖、太宗朝。对于国初的一、二等大户来说，衙前、公人岗非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理想的岗位。国初的吏人岗亦然，虽然原则上由三等户充当，但往往连士大夫子弟皆乐于趋就：“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名儒黄震亦曰：“夫吏之参用士，此正国初之法。”国初公吏的高价值还体现在曾为公吏者有不少成长为高级官员。例如，栾崇吉，“少为吏部令史”，官至将作监；王继英，“少为笔吏”，官至枢密使；李溥，“初为三司小吏”，官至团练使。正因为如此，公吏岗位在北宋前期颇受社会上层青睐，像四川渠州，“人以吏职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职”。

从真宗朝开始，公吏价值逐渐萎缩，到仁宗朝，公吏岗位最终演变成社会上层的累赘，这一演变过程在公吏岗位顶端的衙前表现得最为典型。太祖、太宗朝，大户绝少有抱怨衙前岗辛苦、重难的。但从真宗朝开始，逐渐有了抱怨的声音，如天禧四年(1020年)，有臣僚言衙前“最受辛勤”，但抱怨之声还不强烈。到仁宗朝，逐渐怨声四起了，而且用词越来越极端化，“衙前一役，最号重难”，衙前“重难”的形象最终被塑造出来。当时申述衙前“重难”的多为名臣，如包拯、欧阳修、韩琦等，可见当时对于衙前岗抱怨声之强烈。衙前岗由一等大户充当，他们有足够的能量让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虽然也有抱怨公人岗“重难”者，但或许是二等大户的能量有限，这种抱怨声见诸史籍的并不多。

与衙前、公人岗不同，吏人岗价值的萎缩不是体现在充役者的不满，而是体现在士人/士大夫的退出。国初，因为吏人岗价值高，原本不在三等户的士大夫子弟亦充斥于吏人队伍。随着公吏整体价值的下降，士人/士大夫逐渐从吏人队伍中剥离出来。“真宗朝，谓吏人不可委信，欲参用登进士第者，王沂公乃谓此号将相科，不可屈以胥吏而止”。王沂公即王曾，官至宰相，在真宗朝曾两拜参知政事。

公吏价值的滑落过程几乎与士大夫政治、士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同步，而且两大进程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宋代士大夫政治奠基于真宗朝，而士人社会则成熟于仁宗朝。太祖、太宗朝，科举取士规模非常有限，科举制度亦不完善，加之开国军功集团势力强大，士人/士大夫的话语权尚无法占据主导地位。真宗以后，随着“糊名誊录”制的创立，取士“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科举制度走向“至公”，同时取士规模亦加速膨胀，进士科取士动辄四五百人，诸科更是接近千人，加之开国军功集团的老去，士人/士大夫的话语权逐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层逐渐有了更为理想的职业选择，即科举入仕。“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随着社会上层的职业转向，衙前、公人岗逐渐成为鸡肋，甚至是累赘。随着士人/士大夫话语权的确立和社会上层逐渐从公吏队伍抽身，公吏岗的价值不仅快速下滑，而且逐渐与士截然相分，“吏日下，士日尊，判然两途，而士之子恒为士，降而为吏即为隳其家声”。

北宋中期，虽然公吏价值下滑严重，但并没有变成负价值，只是不再契合社会上层的期望值而已。比如抱怨最多的衙前岗，秦宰(1041—1108)“欲求所以进身者”，遂“系名河南府衙前籍中”，“出入公门四十余年”。秦宰系名衙前当在仁宗晚期，而且是主动投名，可见当时衙前岗仍然具有不错的价值。衙前岗的主要职责是“主管官物”，尤其是押运官物，役法改革之后，原来的衙前岗并没有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反而是竞相请求，高宗皇帝即曾言：“诸路纲运之弊，其来已久，盖缘押纲之人多是请求而得。”这也反过来说明，即使在北宋中期，衙前岗仍然具有不错的正价值。假设国初衙前岗的综合收益指数(包括荣誉、官职晋升、经济收入等)是1000，一等大户比较满意，至真宗时期，综合收益可能降到500，仁宗时期可能降到200。虽然衙前岗总体价值仍然是正数，但离一等大户的期望值却渐行渐远。衙前、公人、吏人岗虽然不再契合社会上层的期望值，但契合社会中层的期望值，是社会中层的最佳出路，所以社会中层才竞相请求，其中吏人岗原本就属于社会中层。苏辙曰：“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户，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差役利于下等人户是对的，下等人户原本不用承担差役；利于上等人户只能说是“国初”如此，北宋中期绝非如此，但雇役“利在中等”则是绝对的中肯之言。

王安石役法改革虽然是公吏价值变化的分水岭，但并非出于理想主义，而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将既定社会事实制度化。改差为募，社会上层可以合法地脱离公吏队伍，社会中层则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元祐初，司马光恢复差役法，“凡役人皆不许雇代，然东南及西蜀诸路，民有高赀或子弟业儒，皆当为弓手执贱役，既不许募代，人甚苦之。吕公著闻其弊，即令一听雇募，民情甚悦”。募—差—募，刚好是一个循环，社会上层(有高赀或子弟业儒者)对于吏职之态度一览无余，役法改革无疑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自熙丰变役法，而乡邑之豪无以自见”。“无以自见”其实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稍有赀产者又孰肯为吏哉”？

公吏岗契合社会中层还可以得到量化证明。《容斋随笔》“小官受俸”条记载：仁宗皇祐间，州府佐官“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但到孝宗时，“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祇可禄一书吏小校耳”!书吏在役法改革后属于优等公吏岗，在洪迈看来，即使是最低级别的官员，收入也应该是优等公吏的七八倍。理学家杨时也认为，“吏人月给六千，此乃可责之以不受赇”，但也不应超过十贯。杨时与洪迈所估公吏应得工资大致相当。月收入两斛、七贯，年收入十二斛、九十八贯，虽达不到社会上层水平，但绝对属于中产水平。元人盛如梓在总结宋朝制度时也说：“吏员月给丰腆，正俸外有添支，岁时有借请，名借而实与，或遇朝阃盛事，有特支，节腊有酒肉、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请，举家温饱，自无妄取。”“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请”，而且公吏无须待缺、待次，因此总体而言，公吏之家虽不能大富大贵，但肯定能维持社会中产的水平，保证“举家温饱”。

当然，宋朝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公吏价值也是有差异的。总体上，士人社会越发达的地区，公吏价值越低，反之则越高。就南北来说，北方士人社会远不如南方，公吏价值则远高于南方。正因为如此，北方社会上层多乐于公吏岗位。北人刘挚即说，北方五路(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京西)“不闻其不乐而愿出钱雇人也”，“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差至第一等人户充役”，“宁出赀雇代，自以为便”，“惟是南方上等人户，其子弟多修学为举人，故为未便”。北人邵伯温亦曰：“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宜。”“南方上等人户，其子弟多修学为举人”，自然不愿从事吏职。就南方内部来说，同样是越落后的地区，公吏价值越高。比如广南，“州县之吏，皆乡落大姓，能为一乡之祸福，人莫不尊敬之，与江浙之耻为吏者大异”，“远方之贵吏，犹江浙之贵仕也”。

从长时段来说，宋代公吏的地位和价值在整个中国古代处在明显的波谷状态。单就宋代来说，公吏的地位和价值亦呈不断下滑之势。正如元人吴澄所言，“先汉之初，任文吏，宰相往往由吏起，吏贵重，故吏亦自贵重……其后重者浸浸以贱，逮宋之季极矣。国朝用吏颇类先汉”。但是，无论是处在波峰的西汉、元朝，还是在地位、价值相对较高的北宋前期，皆没有出现“公吏世界”之说，反而是在公吏地位、价值最低之南宋，“公吏世界”说甚嚣尘上。要理解这种反常，就得从宋代的社会权力结构说起。

宋代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士人阶层的空前膨胀。不过，膨胀的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北宋中前期，州县士人规模还非常有限，如紧邻成都的汉州什邡县，士人“绝少”；同样紧邻成都的陵井监，士人亦极稀少。到北宋后期，州县士人数量有了大幅增长，州郡多者达“三五千人”，少者大概有数百人，如陵井监即“不过三百人”。到南宋中后期，州县士人规模持续高涨，州郡多者达一二万人，少者亦有数千人。嘉定三年(1210年)，礼部尚书章颖曰：“每岁科举……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福州，早在淳熙十年(1183年)，参加乡试的人数就多达一万六千余人，是宣和三年(1121年)的五倍；吉州，南宋后期“士至二三万”。

南宋与北宋相比，州县士人不仅在数量上有天壤之别，在空间形态上亦有明显差异。北宋士人的生长地与活动地存在明显的分离倾向，南宋则存在着明显的合一趋势。北宋士人的发展水平，南北严重失衡，南方远远超过北方。正如苏轼所言，“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但是，北宋的政治中心却在开封，这就导致南方士人需要离开家乡，远距离活动。司马光即曰：“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入仕之前如此，入仕之后亦如此，“学士大夫起自远方，羇旅仕宦，处于中州，皆东西南北之人也，岁月既久，即其所居求田问舍，遂为中州人者多矣”。南宋定都临安，政治中心和人才中心合一，士人无须再跨越南北远距离活动。南宋州县士人的密度远远高于北宋，活动地与出产地又近于合一，这就导致士人群体与地域社会其他力量的结合形态发生变异。

宋代州县官一般指亲民官，不包括军官和厘务官。州官常规设置为知州、通判、签判(判官)、掌书记(支使)、推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总数在10人左右；县官常规设置为知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总数在4人左右。州县官不仅数量少，而且还需要遵循回避原则，一般不得在本贯或寄居地任职。虽然人数少，且是外来者，但州县官代表着国家权力，是州县域的第一主导力量。

相比于外官，宋代州县公吏多来自本土，“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所以有“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说。不仅如此，宋代州县公吏的数量还数十倍于官员。熙宁五年(1072年)，废郑州，“省州官十余员”，“州役省四百余人”，州吏是州官的40倍。“绍兴末，州县吏额猥多”，当时“浙东七州吏额(逾)四千人”，具体为4261人，则平均每州有州吏609人。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御史中丞汤鹏举、浙东路提举常平赵公称请求将州县吏额减半。按减半原则，平均每州还有州吏304人。减半之后，台州有州吏303人，福州有州吏363人，与浙东七州的平均数基本吻合。未减半之前，州吏大约是州官的60倍，减半之后，大约是30倍。县吏相对于县官，大概也是数十倍。“每县额定的公吏多者一二百人，或在二百以上，少者数十人”，如福州12县，淳熙年间县均吏额即多达155人。减半之前，县吏的规模还会更大，如绍兴府嵊县，绍兴六年(1136年)时至少有县吏“二百余人”。数十倍还只是就正式公吏而言，如果算上编外公吏，州县吏可能是州县官的近百倍。宋代的“吏额”指有正式名额的公吏，正式名额之外还有大量号称“私名”的编外公吏。“州县吏额虽减，而私名往往十倍于正数”。私名十倍于正数未免夸张，但接近于正数当没有问题。嘉祐七年(1062年)，开封府吏额七百人，而编外吏亦有数百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大理评事蔡洸言及县级公吏减罢时，即言私名公吏“尚繁”，“每一剧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数十人”。

宋朝每州平均下辖四县，如果将编内、编外州吏、县吏合计，绍兴二十六年减半之前，一州公吏总数可能接近二千人，减半之后，总数也应该在一千人左右。按此估计，北宋中前期，州县公吏的数量总体上远远多于士人数量，到北宋后期，士人数量才在部分州郡超越公吏。如果考虑到北宋士人的外游风气，相对于公吏，北宋州县乡居士人在规模上的弱势会更加明显。在士人规模过于微小的州县，士人更是有抬不起头的感觉，如前述汉州什邡县，到北宋中期仍然士人“绝少”，“未尝有儒其业与服以游者”，“出入闾闬必乡[易]其服”。因为规模弱小和外游风气，北宋士人在州县社会权力结构中并不属于明显的强势方。相对来讲，州县官权威近乎专制，依托于官的州县吏亦很强势。

北宋州县官的专制风气表现在州县官可以随意治吏、治民。张詠为崇阳令，尝坐城门下，见里人有负菜而归者，问何从得之，曰：“买之市。”张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种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同样在崇阳，一吏从仓库拿了一文钱，张詠命杖之，遭到该吏顶嘴，张詠“自仗剑，下阶斩其首”。后知益州，“有小吏忤詠”，张詠械其颈，同样遭到顶嘴，张詠“怒其悖，即斩之”。苏轼知杭州，有颜章、颜益兄弟，专揽输户米为代输，以次充好，聚众叫喊，苏轼遂将二人“法外刺配”。公吏、百姓藐视官府权威，州县官在法律范围内予以惩治是应当的，但在“法外”随意笞杖、刺配、斩杀，那就属于“以暴横立威”了。此类案例在北宋举不胜举，表明北宋州县官极为强势，权威不容冒犯。“吏本无势，倚官之势”，吏权是官权的延伸，州县官的强势必然导致州县吏的强势。由于官、吏的强势和士的相对弱势，北宋州县诸种力量呈现出图1(见后)之权力格局。该权力格局中，士与官、吏、民皆有若即若离的感觉，权力格局更多地表现出“官—吏—民”单线条化趋势。

到南宋，随着绍兴二十六年吏额减半、孝宗以后士人规模快速膨胀以及士人本土活动的增强，至少从孝宗朝起，州县士人规模相对公吏已成全面碾压之势。随着士人群体走向强势，相较于北宋而言，原本强势的官与吏相形弱化。南宋的州县官，很少再看到像张詠、苏轼那样“法外”随意治吏、治民者。清代考据学家赵翼说：“直至有宋，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但又列举了很多专杀的例子，表明“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仔细分析赵翼所举的例子，全部是北宋的，无一南宋之例。南宋州县官专杀非常少见，这或许是因为南宋更加法制化，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南宋州县官的权威大大下降。

随着州县官权威下降和士人规模膨胀，士人逐渐与公吏展开正面交锋，争夺顾问权和治民权。作为外来者，州县官要了解政情、民情，征求本土人士意见是必然的途径，而征求的对象非吏则士。顾问带有“师”的性质，北宋时期，州县官向公吏征求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但到南宋，尤其是孝宗以后，“以吏为师”转而成为不正常现象。“以吏为师”的“吏”，原本指法吏，孝宗以后渐指胥吏了。朱熹《答陈颐刚》中言：“所论治郡条目，尤切事情，宦学得此，不必以吏为师矣。”陆九渊《与陈倅二》中亦言，“近于此间士大夫多论吏胥之害”，“今日为民之蠹者吏也”，“若其议论主身者”，“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与吏为伍”。叶适也说，“何谓‘吏胥之害’”？“士大夫之职业”，“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叶适曾言，知县应该具备三大长处，其中之一就是“不信公人”。反对“以吏为师”，不言而喻，就是要州县官“以士为师”。陆九渊说：“官人常欲知其实，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实，故官人欲知事实甚难。”“吾人要当求师于往圣昔贤，有识君子，不可听计于吏胥。”“往圣昔贤，有识君子”，自然是指乡居士人、士大夫。在此背景下，南宋州县官访问乡居名士的风气远盛于北宋。程俱曾拟过《呈寄居官员咨目》，咨访的对象是“里居大夫”，咨访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地理环境、社会治安、郡政得失等，理由是“盖非里居诸公不能知也”。真德秀为官地方时，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博访寓公、士人”。当然，乡居士人、士大夫也有“时备咨访”的期待。

州县官规模太小，自己掌握政务决策、监督环节，让公吏负责具体执行，是最合理的选择，此即陆九渊所谓“受成于吏”。北宋士人较少介入州县政务，州县官“受成于吏”似乎是很正常的现象，较少引起社会非议。南宋则不然，州县官“受成于吏”会被视为昏庸无能，时人常有“精神昏阘，每事受成吏手”、“庸者受成胥吏”以及“非贪即昏，受成吏手”之类的说法。反对“受成于吏”的背后，事实上是士人群体试图分享治民权。除了刑名、钱谷士人无从介入外，南宋其他公共事务，士人几乎全方位介入，并且明确地想将公吏排挤出去。如赈灾，南宋流行“置局”，即设立临时赈灾委员会，礼请寓公、士人“充局官”。这种模式尽可能地将公吏排除在外，“莫不善于吏与其事”，“专委乡里忠信之士”，“不可使胥徒预其事”。再如公共仓储、公共工程管理，“不敢付之吏手，就与在城年德耆艾、众所推服之人为之主张”，“富室才力兼备者”“分董其役”，“吏不得预”。当然，将公吏排挤出公共事务只是士人、士大夫的梦想，公吏群体并不会甘心如此。“使吏得甘心焉？民间之苦，特未知其所终也”。

随着士人全面介入公共事务，南宋州县诸种力量转成图2之权力格局。该权力格局大体上呈现出两个等边三角形，士与官、民良性互动空前强化，吏与官、民的传统联系虽然有所弱化，但仍然具有天然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士与吏的矛盾冲突空前激烈。两个等边三角形，意味着南宋州县社会权力格局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这种超稳定结构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事实上，元明清以后的州县社会几乎一直维持着这种超稳定结构。

两个等边三角形中，“士—吏”是唯一共同的边，可以说，士吏关系是这种超稳定结构的轴。不过，日益壮大的士人群体并不满足于与公吏分享权力，他们的目标是彻底压倒公吏，甚至取而代之，成为州县社会的主宰。

实现目标的第一步是将公吏群体污名化、“毒瘤”化。北宋时期，公吏虽然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作为一个群体，总体上属于一个正常的社会群体。然而到南宋，尤其是孝宗以后，“士大夫多论吏胥之害”，在士人舆论的狂轰滥炸之下，公吏逐渐污名化，似乎公吏就是社会的“毒瘤”。“与郡守、县令共治其民者，则皆凶恶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似乎公吏的本性就是“凶恶贪饕”。“公吏世界”说的抛出正是在南宋孝宗以后。陆九渊曰：“公人世界，其来久矣，而尤炽于今日。”“今日”具体指“十数年来”，也就是孝宗即位以后。叶适曰：“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蔡杭曰：“今不但淹留日久，详词人所诉，全是吏人世界。”黄震曰：“公人世界递相吞啖。”无论是“公人世界”还是“吏人世界”，皆是就广义而言的，说的都是“公吏世界”。

“公吏世界”说采取偷换概念、以部分指代整体的方式，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从权力运行来说，行政大致可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州县官不可能凡事“自察其实，自执其权”，只能掌握决策、监督环节，而将执行环节让渡于公吏。正如朱熹所言，“大抵做官，须是令自家常闲，吏胥常忙……做官须是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执行是政务运转永远不可或缺的环节，片面地单看执行环节，这个世界看起来就像“公吏世界”。在古汉语中，以部分指代整体非常常见。就像古诗常说的“孤帆”，从修辞来说，我们当然知道帆指代的是船，但在事实上，帆永远都只是船的一部分，而不是船本身，所谓“公吏世界”亦是如此。公吏负责执行环节，自古皆然，为何“公吏世界”说没有出现在公吏地位、价值较高的时期，反而出现在最为低落的南宋？这是因为“公吏世界”说是公吏群体污名化、“毒瘤化”之后生存形态的夸张概括或刻意塑造。建德府淳安县士民董有真等曾上书本县状元方逢辰，信中有言：“县吏则曰：‘我即知县也。’府吏则曰：‘我即知府也。’十四乡之贵寓巨室，我能箝之而制之，十四乡之下户细民我可生之而杀之。”单凭董有真等人的话，淳安的世界的确是公吏的世界。董有真等人的信最终只是到了方逢辰祖父方谦手中。方谦收到信后，手封送州县官，曰：“亟改亟改，不改且奏闻矣。”州县大惧，弊政尽去。可见所谓的“公吏世界”完全是一种夸张或者虚构。

与士人、士大夫的夸张、虚构不同，士人、士大夫以外的书写往往更切近社会真实。安利军卫县(今河南淇县东)旧市场务壁间有题字数行，乃旧吏人诗，诗曰：“罢树猿辞槛，归耕马脱衔，庸钱贫易舍，官事老难檐。”僧人王日休《劝在公门者》曰：“在公门者，当自念云：‘彼为有官，我乃事彼，彼尊我卑，彼逸我劳，奉事常喜，得以无虞，或有触忤，加之谴责，是我前世所修不及于彼，故至于此。’”《水浒传》曰：“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士人、士大夫之外的书写更可见公吏的心声和真实生活。可惜，这类书写传世太少。相对于“为官容易”，“做吏最难”才是宋代公吏的真实命运。

士人、士大夫将公吏群体污名化、“毒瘤”化的策略达到了预期效果，南宋中期以后，“民与吏为仇”，公吏群体几乎成为与民为敌、奸猾凶恶的代名词。虽然如此，士人、士大夫并不满足，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以士人取而代之。前述渲染“公吏世界”的陆九渊、叶适、蔡杭、黄震，无一不是理学家。相比一般士人、士大夫，理学家具有更加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既然“公吏世界”是社会的“毒瘤”，就得想办法破除“公吏世界”。从逻辑上来说，破除“公吏世界”的办法有二：一是官员直接进入执行环节，二是以士代吏。名儒真德秀非常推崇官员直接进入执行环节，他以嘉定年间徽州歙县催科为例，“谓催科之权在己而不在吏，则不扰而办；在吏不在己，则扰而不办”。但是，歙县催科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极端例子，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真德秀自己即言：“今属县财赋之办，大抵由其不能用歙县之法。”“歙县之法”不可行，关键问题不是官员懒惰，而是违背行政常识和行政规律。官员直接进入执行环节不可行，那终极办法就是以士代吏了。叶适曰：

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见侮于胥。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调则出官州县，才能超异者，或遂录之。若此，则有三利：士人顾惜终身，畏法尚义，受财鬻狱，必大减少；吏曹清则庶务举，且因以习士大夫使之有材，而无至于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为之，无根固窟穴之患，无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势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员百余，稍去冗官之患，待阙择地争夺伺候之风亦渐衰息，三利也。

以士代吏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公吏世界”，还可以解决庞大士人群体的就业问题。叶适还说：“士人猥多，无甚于今世。”“今世之官诚冗矣，不可讳已。夫文武不分则官不冗，官吏不分则官不冗……九卿、三公所辟举拔授曹掾，皆忠廉修洁之士，行义高于郡国，有不岁时而起为公辅者，今吏胥专之矣。流品既分，趋舍异涂，是以其所选举甚狭而天下之官猥多，争先于此而不能去，乃其势也，而何怪乎!且天子与大臣将有所大正于此，则舍其源而遏其流，是无益也；夫其事宏阔博大，非仓卒所能定，苟无决然改为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断之，是无益也。”“官吏不分则官不冗”，意思是让冗官去做现有公吏的事，但这需要“决然改为之意”，即彻底改革公吏系统，否则，“流品既分，趋舍异涂”，官员势必争先于此而不能去。明人魏校亦有类似的说法，他说：

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转相副贰，其数居多，府史胥徒其数反寡，后世吏多于官且数倍，积为奸弊，蠧耗生民，古今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协恭，清心而致理；今之治也以法，上下相疑，不复推诚委任，天下之事一决簿书，变成胥吏世界矣。

魏校所说“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转相副贰，其数居多，府史胥徒其数反寡”并非事实，但他的意思很明白，即后世之所以变成“胥吏世界”，根本原因是后世胥吏规模太大。按此逻辑，改变“公吏世界”的根本办法自然是以士代吏，让大部分公吏岗位转成士人的天下。

理学家的想法终究是理想主义，以士代吏不仅成本巨大，而且还会打破社会权力平衡。如前所述，宋代公吏岗位的价值主要契合社会中产阶层的期望值，士人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公吏，如果以士代吏，必然要以士人的期望值为准，正如王安石当初所言，“善士肯为吏，则吏士可复如古，合而为一”。以宋代的财政实力，根本无力承担更高的俸禄成本。更关键的是，现有公吏虽然具有官员让渡的权力，但名声很臭，缺乏社会权威，便于官府驾驭；士人虽然享有社会权威，也能凭借社会权威介入公共事务，但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权力；如果以士代吏，制度化权力与社会性权威合体，州县很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吏世界，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将会大为削弱。

哲学家尼采说：“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这一逻辑非常契合理学家和公吏。理学家无疑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而公吏无疑属于卑劣、低贱的屈从者。理学家渲染“公吏世界”，企图压制公吏，甚至以士代吏，就是典型的“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希望“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理学家渲染“公吏世界”，目的是要彻底解构“公吏世界”，重构“士人世界”。

宋代公人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北宋前期的公人(含衙前)由一、二等大户充当，属于吏职中的管理岗，地位高于吏人；王安石役法改革后，一、二等大户从公吏队伍中退出，衙前、公人与原本由第四等户充当的胥徒合流，形成“新公人”，地位反而不如以知识为标准的吏人。宋代的“公吏”的确是公人与吏人的合称，但概念原本反映的是役法改革前的社会事实，《庆元条法事类》的陈述存在明显的错位。“公人”“公吏”都是宋代非常独特的称呼，与我们惯常的认识不同，在宋人语境中，它们更多指的是“公家之人”“公家之吏”，旨在突出吏职的公家属性。

宋代公吏的价值经历了从高到中的演变过程，北宋初期，公吏价值处于高位，一二等大户、士大夫家族皆乐于趋就；真宗以后，公吏价值逐渐下滑，但即使是抱怨声最重的衙前，其价值仍然是正值，只是不再契合社会上层的期望值而已。总体而言，除了国初，宋代公吏主要契合社会中层的期望值，是社会中层的最佳出路，王安石役法改革只是将既定社会事实制度化而已。

在整个中国古代，宋代公吏的价值处在明显的波谷状态，南宋中后期尤其如此。但就在公吏价值最低之南宋，“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反常的背后，是日益壮大的士人群体试图改造州县社会权力结构。在污名化、“毒瘤”化公吏群体的过程中，士人群体分享了顾问权和治民权，州县社会形成了近似于两个等边三角形的超稳定权力结构。理想主义的理学家甚至幻想以士代吏，彻底解构“公吏世界”，重构“士人世界”。殊不知，以士代吏，制度性权力与社会性权威合体，将会极大地削弱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