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后发疯，被嘲笑至今，你却不知道他后来有多牛
作为社会的一员，人总有实现个体价值的欲望。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满足这一欲望指出了一条明确但不平坦的道路，激励千百万读书人挤上这条道路的是看上去光华照人的科举功名。 围绕着科举功名，上演了太多的人间悲喜剧。《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就是一个鲜明例子。
范进考举人总是落榜，到五十多岁仍未成功，屡考屡败。最后一次在他都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中了举人的通知，这时候他大喜过望，结果谁都没想到，他因为过度喜乐，竟然疯了。
文章中的描写更为生动：
他一眼望见“捷报”，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当范进确认自己已中举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从此不必挣扎在饥饿线上了。苦尽甘来，命运的突然转折使范进松了一口气。中举前，范进家早已断炊“两三天”，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已是初冬，范进却只能穿“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一切辛酸到此画上了句号。这便是“好了”的内涵。
“我中了！”这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范进命运转折的前提，但在他的下意识中，重要的不是举人的称号，而是举人身份带来的新的生活，因此，首先涌上脑际的是“好了”，然后才是“我中了”。
“好了”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根据清朝的科举制度，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范进做了举人，转眼之间成为上层绅士的一员，即所谓“天上人间一霎分”。难怪读书人梦寐以求，难怪民间社会视举人为“天上文曲星”了。不是文曲星，怎么当得起这样大的“福气”？
范进因中举而疯，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真时写照，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写真。如今有很多人嘲笑他，却不想想“读书”依然是大多数人的唯一出路。
且看范进中举以后，那张乡绅立即来拜“新中的范老爷”，不仅送给范进五十两贺仪银，而且将一所房屋送与范进住。
书中又说：“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科举让一个充满绝望、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士子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与命运，从一个穷困潦倒、饱受欺凌的“可怜虫”华丽转身，蜕变成了富贵盈门、备受尊崇的大老爷。
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引荐而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山东学道，官拜四品成为人生赢家。
其实，范进的故事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科举能让社会底层的穷人通过努力读书来很快改变自己的处境与命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从而走向上流社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科举诞生之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非常严重。在汉代之前，中国主要实行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官职在贵族内部自产自销，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于人性的贪婪，权贵集团恨不得敲骨吸髓、杀鸡取卵，不可能在菩提树下顿悟，突发慈悲来让利于民。
平民寒士即使品德再好、才华再高也难有做官的机会，即使被统治者看中了，大多也只能沉于下僚，做个小官，难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至于飞黄腾达的平民寒士只是偶然的个案，没有出现制度保障的常态现象。
阶层固化的状况到了隋唐实行科举制度时得到了改观。铁幕洞开，科举考试无须推荐，没有门第的限制，机会的大门向平民阶层敞开。科举强调“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考试成为唯一的客观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平民寒士从此有了一个可以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有了一条常设的上升通道。无须“拼爹”，就拼自己。不拼血统与出身，就拼才华与勤奋。
所谓“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科举给平民寒士带来了希望与动力，也给豪门世家带来了警醒与鞭策，从而形成了一种崇文重教、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营造了一种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
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合理的阶层流动使社会保持活力，能得到持续发展。科举带来的阶层流动，使阶层对立得到一些缓解，社会肌体得到健康发展。虽然这种作用不宜过分夸大，但它的精神价值不容忽视，对中国的今天与明天依然富有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