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写给2021：此刻我不关心明星塌房，只关心你

这一年，诚恳的表达越来越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我们遇到了很多人，感谢他们敞开心扉，愿意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他们中间有明星，但更多的是普通人，那些深沉的、低调的、角落里的、鲜为人知却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人。他们的故事虽然无法获得流量的青睐，却往往更加动人。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这一年，我们关心世界，关心疫情，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娱乐行业的起起伏伏。我们也关心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被大时代裹挟的命运，他们藏在口罩后面的笑脸，他们疲惫日常里的惊喜和沮丧，以及他们有意无意间释放出的温暖与善意。

这也是飞速变化的一年，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不确定性，可能随时打乱人们熟悉的生活轨迹。所以此刻，我们也更想关心一些长久的东西，关于世界的普遍规律，或者人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唯有如此，在这个“过眼云烟”的时代里，我们才会留下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痕迹。

《功勋》是2021年口碑最好的电视剧之一。

一开始注意到它，只是因为工作。这部剧有八个篇章，第一篇章讲的是朝鲜战场的英雄，被观众热烈地喜欢、追捧，也让这部剧成为热门。每个篇章都是独立的导演，我在其中看到了我很喜欢的康洪雷，和他的篇章《默默无闻张富清》。

作为观众，我这样的人不太喜欢伟大、宏观的东西，讨厌战争和战争狂人，无法亲近挂在嘴边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习惯性远离集体、牺牲、奉献、责任、纪律、责任、利他这些词汇。不再年轻得可以去相信一些东西，又还没老得足以知道一些东西。

张富清的故事，就在我的“知道”之外，在我的“相信”之外。出于对导演康洪雷的信任，又带着一点距离感，我进入了这个故事。

前十分钟的确有点困惑——因为它的开场实在是太像医疗纪录片了。而且，主旋律献礼剧不是总要找一堆大咖客串么？但在开头，我没看到一个熟悉的演员，那些陌生的面孔还说着南腔北调。

这也不是让康洪雷名声大噪的那类男人戏、战争戏——就像《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一样。但这就是他审美下的作品：故事硬朗，台词硬朗，人物硬朗。一切都如静水深流，又不寡淡。

虽然我还是很审慎，去网上找了现实中对故事原型的各种视频和图文报道，确认了更多的事实，也核对了剧情做了哪些不得已的改动。然后，我知道了、相信了有些人和事情的存在。

我去约导演，打定主意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写稿，不耍花腔，不试图找一些角度去包装稿子。然而，做完这一切，张富清的六集，还是被湮没在《功勋》的其他热闹里。我时不时会去翻这部电视剧的豆瓣短评页面，无奈地发现，页面总是被第一、二篇章的好评占满，甚至连观众的批评也落在另外几个由大牌明星出演的篇章上。

这是一部不试图向观众招手的电视剧，遭遇的冷场。

作为局外人，我对此尚且耿耿于怀，作为导演的康洪雷，恐怕更是早就知道了这种关注落差。

当时约采，康导无比痛快地答应了，迅速地敲定了时间和地点——这种痛快在内娱实属罕见。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编剧陈枰一起约上——他没把这当成是个人的工作展示，只是想更多地宣传张富清的故事，而创作它离不开编剧的努力。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了两个多小时。临近结束，我有点冒失地问：导演，你为什么会愿意和我们聊这些？他没有犹豫地回答：“因为你们是播出后，第一家找过来的。”又转头对陈枰笑着说：“我们这的戏，名字里有默默无闻。我们也要习惯默默无闻。”

当天晚上，他又特意发短信来叮嘱：“多写 ‘默默无闻、深藏功名 ’张富清的高尚与伟大。”

很多瞬间我能感觉，导演对他的主人公，是有一种“要对得起他”的心情。

康洪雷不喜欢“我一生无所亏欠”这种说法，遇见有人这么说，他一定躲得远远的。“因为人的一生，一定会有某一个阶段感觉有所亏欠。”他的亏欠，大概是看到了、经过了，就不能不拍的心情。

我不知道如今有多少创作者还对人对事怀一份“亏欠”之心——也许大部分人都只觉得世界亏欠了自己。

在张富清的故事里，“默默无闻”原本是一个宣传定语，但导演选择它成为这部戏的价值观和美学标准。他没有歌颂战争，他把最激烈的部分放在最后一集，他没有找大牌艺人来吸引流量，他反复地要求演员、叮嘱摄影机位，一定要把主人公彻底地投入普通人群里。

这真是一位一意孤行的导演。他是毋庸置疑的一线导演，作品也几次登上过国剧巅峰，但他也承认，自己“没有一部戏能得到社会上所有的人的鼎力支持”。

他拍军队题材的《士兵突击》，却让标兵许三多在第一次伤害别人之后，陷入巨大的怀疑和人生的停顿。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他在战争里说荒诞，让一群“充满羞辱感”的逃兵去思考“民族哪里生了病”。

这两部大名鼎鼎的作品，当年也遭遇过冷场。《士兵突击》一开始在地方台无法上星；《我的团长我的团》在豆瓣拿了9.5高分，首播收视率却很差；《推拿》任凭媒体怎么推，也没能改变在2013年叫好比不叫座的局面。

但康洪雷早年间就说过，我不想让一个东西只是过眼烟云，我的东西没有过眼烟云。

这么多年，时代的烟云一阵阵过去，我们如今再谈到《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不会和当年一样，执迷于讨论喜欢哪位演员、追哪对CP、哪场戏哭得最难受……这些作品留下的，是让我们作为观众，说起“集体”“信仰”“牺牲”这些词的时候，不那么生硬、那么勉强、那么假装相信，说起“灵魂”“爱”“失败”“迟疑”“犹豫”的时候，更坦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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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的某个下午，我和一名少年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打台球。他个头很高，皮肤很黑，球杆在他手上轻盈灵巧。理所当然，我连败数局。那是他的主场，台球厅里，到处都是他的熟人，他因此话很少，要维持住自己酷酷的“问题少年”形象。

在那个叫虎什哈的小镇上，他的三年初中生活，绝大多数是这样度过的：抽烟、喝酒、打架、打台球，漫山遍野地跑。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午，他刚喝下10瓶啤酒。更早之前，我在阿那亚戏剧节上看到他和他的同学——一群问题少年演出的话剧，我想来虎什哈看看。

这并非出于对远方的人的关心。一开始，我的抵达完全出于自己的需要。我渴望到一个现场去，进入到一种真实的场景中，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及讲述一个故事。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符合这个时代阅读需求的故事。我找到他们，写了一篇没什么人关心的稿子，大概讲的是一群问题少年如何因一部话剧，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短暂的灿烂后，他们又重新回到过去无所事事的生活中。

后来的日子，我总是想起那个夏天的事，不时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开学后，年轻的导演带着几个孩子去外地演出，过程并不顺利。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很多让我无限感叹命运如此复杂的事。

由于那些事情过于隐私，我只跟身边的朋友提起过。在我的稿件中，结局成了一种叙事技巧，一个经过挑选的阶段性结束。而生活本身是那么难以掌握、多变、充满意外。我有一些遗憾，关于那些没有被写进去的、更让人唏嘘的部分。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我从深海游向岸边，一直游到筋疲力尽，一抬头，离岸还有太远的距离。

事实上，虎什哈的生活经验、烟雾缭绕的地下台球厅、抽烟打架的问题少年，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一直认为青春期是残酷的，是在刀尖行走。很长一段时间内，于我而言，从小长大的海边小镇不过是个充满暴力的街区。我见证过同龄人暴烈的死亡，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非常有限。在我的青春期里，没有出现这样一部话剧、一群老师、一位年轻的导演，为我提供过那样一个极其闪耀的时刻——我是说，那些舞台上的目光与掌声好像一场梦，美妙、虚幻，却又如此真实，是个体价值得到极大确认的时刻。

这场梦结束时，就连导演都在想，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他让他们看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事物，得到一些从未得到的赞扬。然后呢？假如他们以后的生活无法与之产生任何连接，那些曾经拥有但已失去的美梦会不会让他们痛苦？

类似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昭然若揭，我却真的想了很多很多年。这两年有一部叫《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在民间流传甚广，我在里面看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学时，我常常在一家工厂打暑假工，身边全是这样的人——只是后来回溯，我才想到原来他们就是“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深度记录了“杀马特”们的个人生活

他们的生活被挤压在窄窄的机床上，在散发着汗味的拥挤宿舍里，在油腻的小店餐桌上。在车间，曾有老鼠从我穿着拖鞋的脚背上踩过去，我因为过于疲惫，毫无反应。那时我觉得，假如人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何不妥，那大概也没什么。

直到现在回头看，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察觉到生活不对劲的。因此才要用夸张的发型装扮自己——这是相对廉价、容易获取的自我展现的方式。

那时，我所在的工业区仿佛一座孤岛。它区别于所在城市的审美，混乱、生动，气味混杂，自成一体。它离火车站不远，轨道下方有一家露天舞厅。对未成年人而言，那简直是一种活色生香的刺激。鼓点震得心脏砰砰跳，五彩的灯光旋转闪耀，穿着热裤的女工和留着杀马特发型的男工们进进出出，我每次路过，都要求自己目不斜视地走过去，怕一不小心被拽进这个“盘丝洞”里。

我竟然需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理解为什么工厂里的年轻人需要这些，就像问题少年们需要打架，需要烟雾缭绕的地下台球厅。

有时回老家，我偶尔会回到工厂去。这些年实体不好做，厂长夫人改行做起了微商，舞厅早就消失了。我看着那些曾经杀马特的大哥大姐们——其中不乏我的亲戚，变成忍耐的中年人，有了下一代。我看待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令我羞愧的居高临下的同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虎什哈的问题少年和昔日工友的关注，更像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话剧是问题少年们的“偶然性”。而我搞不清楚我身上的“偶然性”是什么，是什么将我带向了另一种生活。

即便已经30多岁，我还是常常有一种“冒名顶替”的感觉，好像我的人生是偷来的，好像我本应像小镇工厂里的所有人一样，在流水线上熬走时间。我不断地在欲望和一种“我不配”的心态间拉扯。

2021年10月底，我去看了那出话剧的最后一次巡演。原班人马只剩两位还在演出，一些被找来救场的专业演员和孩子们起了冲突，突然离开了剧组。演出变得无比随机，一切都给我摇摇欲坠的感觉。年轻的导演在台上处于失控边缘，他充满了疑问和破坏性，他不停地向观众发问，有一些苦涩的幽默感，没有明确的解答。故事充满未知，却没有定论。也许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了解这个故事会把我带到哪里，把他们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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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开通了半年可见的功能，我很可能会把这段话从自己微博找出来，默默地删掉。是2019年的4月16日的凌晨，我写道：“那个巴黎圣母院烧毁的夜里你在做什么？我在一边看新闻，一边莫名其妙想起了一顿记忆里的早餐，是稀饭，榨菜，腐乳，一碟毛豆炒火腿丁，再加一碟豆腐干炒笋丁。或许是这个动荡的夜里，这个历史在改变的夜里，想明早醒来若无其事，吃一顿最普通不过的早饭。”

在世界被新冠疫情改变的两年里我经常会想到这段话，想起它，但又想要删除它。写得太矫情，令人羞愧——写的时候诚心实意，在那么那一刻，我以为自己与历史同在，而我目光所及之处，也皆与我相关。虽然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我辈之渺小如尘埃同在。这也许是长期做报道的一种后遗症，无法抑制这种“同在”的庞大感带来的自我感动。但那种自我感动被疫情摧毁了：历史不再是遥远的巴黎圣母院，历史就是每一天出门的口罩，进门的健康码，时不时的核酸检查。RO值、流调、免疫逃逸、抗体中和水平、异源加强……新的名词一次又一次砸向生活，我从未想过我是一个可以对“疫苗佐剂”有所了解的人，但在这场疫情里，我得到了这些知识。

另外一些时候也会想到卡夫卡的话，他写在191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人们的生活从此被劈成两半：战争与日常。卡夫卡的那个破折号是一种拒绝，在二者之间，他拒绝将生活交付给那些庞大的事物。但战争钻进了他文字的每一个角落，《变形记》被公认写出了战后欧洲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人是何其孤立又脆弱的动物。

我们与那些庞大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这两年的一大主题。“和疫情比，这又算什么呢”是一句时常会闪现在脑海里的话。有时候它没有闪现，但它也存在。就像不用去看天气预报，膝盖也会知道冷空气的到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精神上的低迷：无论什么新闻都无法再唤起我的兴奋，我也不愿意再对世界输出我的意见。那些新闻真的如此重要吗？或者，我的意见重要吗？双重疑惑从两头分别挤压我自己的感受。一个以输出为职业的人，最大的精神危机莫过于此。

那或许是对庞大事物逃离的一部分——我没有想过我在30+的时候会成为一个Kpop爱好者。在我是这种流行文化适龄受众的时候，我对它毫无兴趣。而在这两年，我却被其吸引。这真是一个高饱和度的行业，彩色的头发，荧光色的打歌服，令人目眩。这个行业还有个惯例是每周一下午发布新歌，于是那构成了我每周一下午开完周会后的习惯动作，看一些年轻女孩或男孩蹦蹦跳跳的MV。

因为同喜欢一个Kpop明星的原因，一个中东地区的女孩成了我熟悉的陌生人。我看她每天发言，知道她有一个姐姐。她家所在的区域电力不稳定，时常停电。她的国家有戴头巾的风俗，她每天戴不同颜色的头巾来搭配衣服。她的包上和我挂着一样的毛绒玩具，是来自我们喜欢明星的周边。我从未想过我会这么了解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普通人的日常。她，还有更多的远方的陌生人，那些藏在她们日常里细碎的片段，有一天忽然唤醒我理解了Kpop为什么流行的原因：那也是对无处不在的欧美文化的一种逃离。Kpop是新的身份政治。我们在一个序列里找不到位置，所以我们寻求新的序列。

到头来，逃离构成了我们与世界新的关系。几年前我曾经阅读亚文化研究著作《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时，只觉得观点新鲜有趣，几年后，当我身陷其中的时候，我才对这点产生具体的认同。

世界是一面灰蒙蒙的墙，撞上去的时候经常会觉得痛。但大约，你总得撞上一些什么，这样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

我很喜欢的一档播客节目前两天聊到了宗教。主播特意解释，虽然在节目中开怀大笑，但绝没有嘲笑和不尊重的意思。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免责声明，这两年我看到太多了，就连号称“冒犯的艺术”的脱口秀，演员表演完也要解释一番，以示并无冒犯之意。

人们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解释自己，又有那么多事情无从解释。误解变多了，沟通的难度大了。在公共领域供人们讨论的话题层出不穷，但对话的根基却越来越贫瘠。出头做事就可能被人评论，因而变得危险。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下，难免产生错觉：我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去评判它？

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通往真实的外部世界的通道关闭了。人们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明显比以前多。而在线下，我却经常感觉生活像回转寿司，一直匀速前进，却始终没有超出固定的圆圈。日子熟悉、忙碌、疲惫，也过得飞快，我逐渐接受了这种单向循环，并以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为理由，容忍了激情的退却、想象力的枯竭和对新事物的抗拒。

然而最近，接连有几个因选题结缘的人，把我从麻木的生活状态中短暂地拔了出来。

今年秋天，我认识了雨珈，我们初次见面在鼓楼的一家餐馆。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她对单口喜剧的狂热——每场演出，她都坐在第一排正中央，因为听得多，演员们的段子，她如数家珍，演员在台上说漏了，她就给人家接上，因此成了演员们“最害怕的女人”——状态很像粉丝追星，但不越界。我年轻时没有追星经历，人到中年就更不肯迈出这一步。我一直没觉得有多遗憾，但是看着雨珈，我心里有些羡慕，热爱让她身上有种浪漫主义的天真

那篇稿子，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热门综艺的热度才能发出来。雨珈很痛快地表示了理解。文章上线后，她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热情转发，努力扩大传播范围。她还向我展示了她的母亲，如何带着中老年阿姨来文章下团建打卡，留言点赞。我在对话框中打出一串哈哈哈，觉得十分温暖。

还有一位算不上年轻，但仍然被归于新人的女导演。成为导演前，她是个全职妈妈，没有受过专业的电影训练。我问她为啥一定要拍电影，她用十分困惑的眼神看着我，说：我是要拍电影，又不是要去掏大粪，这有什么难以想象的。我有点懵，后来才想明白，在我的固有印象里，专业是有壁垒的，挑战有专业含量的活计，有贻笑大方的风险。而这位导演眼中，壁垒是可以跨越的。她的第一部长片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也在电影节上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她身上有种中年人的淡定，不诉苦，不卖惨，不遮掩，对人生的方向始终有想象力。

另一位女演员，演过很多正剧的女一号，但多数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和搭档用5年时间写了一个悬疑剧的剧本，并获得很高的讨论度。我问她决定转向内容创作的契机，她说没有那个突然决定的时刻，也不需要下那么大的决心。想做，就开始做了，无非是投入时间、精力，和一些生命的热度。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提示是：做一件事，并不需要仪式感，而是需要开始。

写第一个剧本那五年，她的确走了不少弯路。作品播出时也因不可抗力做了一些删改，但起码被人看到了，她也在演员之外，获得了一个编剧的身份。

这三个都算不上皆大欢喜的圆满故事，但和她们聊完天之后，我获得了比在网上吃瓜更舒适的快乐。我很庆幸，在她们的故事中，找到了短暂跳脱“回转寿司式人生”的力量。看到那么多因为热爱而排除万难，挥洒旺盛的生命力的瞬间，我忍不住想靠近她们，加入她们，支持她们。此刻，所有猜测、误解、怀疑、阴谋都无法存在。当一个人的热情，点燃另一个人的热情，那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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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在从事这样一份工作：与人聊天，把聊天过程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写下来。这听起来未免过于轻松了，有理想化的嫌疑。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靠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支撑的，而我们又身处一个特殊的话语场中。和明星、艺人聊天，绕弯子、兜圈子是常有的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个别聊了”或者“这句删掉吧”。面对越来越多的禁忌，想要自由完整地表达，变得越来越难。

大多数时候，我更像是被迫在关心着一些所谓重要的事情。它们横冲直撞地进入我的视野，刺激着我的注意力，可能是一首突然走红的歌，也可能一个新晋网红打卡地。出于职业要求，我不得不去关心这些“大家都在关心”的事，面对冗杂琐碎的信息，有时候甚至要有点AI精神，学着“猜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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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此宏大，我又如此渺小。我所关心的那些人和事，别人是不是也会关心？我不知道。比如滞留在伊拉克难民营的纪录片导演和他镜头里的足球“天才”，比如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导演潜入民间科幻组织采风的见闻，又比如一个弃军从艺的儿子和严肃古板的父亲从敌对走向和解的过程……带着忐忑和试探，我在“关心别人所关心的”和“关心别人所不关心的”之间反复横跳。时间久了，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我“应该”去关心的，什么是我本来就关心的。

一种倦怠感压了上来。某个星期日的晚上，在一家小酒馆，我无意中听到两位都市丽人聊天，感叹“生活好难”。其中一位指着对面的心愿墙，“你看这句写得好——不要焦虑，平静！”另一位立刻抛出一句煞风景的反问：“我一想到还要改文案，怎么可能平静？”对话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以“走吧我们去找点吃的”收尾。

这让我想到一幅漫画。两只海鸥试图探讨“我们要飞去何方”以及“活着是为了什么”之类的严肃话题，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待会儿去码头整点薯条”。这也让我想到海子的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螺丝钉入扣”的声音。

看起来大家都无心他顾。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我常常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恍惚。“打工人”“内卷”“躺平”的出现和流行，或许能解释我的一部分困境。但，就是这样了吗？

今年断断续续接触了一些喜剧演员，每个人都说，做喜剧难就难在，当你开始从事专业生产，就再也回不到观众视角，无法单纯地欣赏喜剧、享受快乐了。我们这个行或许也一样，一切关心都可能成为选题和报道。也许不是我什么都不关心了，只是我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真正关心的命题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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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底一片“华语乐坛完蛋了”的唱衰声中，我想起今年见到的一个有趣的人——初代彩铃教父兰刚。这么说吧，彩铃时代那些响彻街头的洗脑神曲——《求佛》《秋天不回来》《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好孤单》皆是出自他手。

圈里人喜欢叫他“兰哥”。这些年，兰哥一直定居广州，没有混圈子的趣味。关于网络神曲的争议甚嚣尘上，在很多反对者的口中，这些幕后制作者仿佛是面目可憎的害虫，让华语乐坛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那时候兰哥每次出歌，报纸、电台、主流媒体都在骂，“说我们是音乐圈的耻辱、跟屎一样”。他想不通，自己写的歌对老百姓来说通俗易懂，在制作方面，从编曲录音到后期混音工程，都是按国际标准做的，“我们跟所谓的真正的歌手，制作水平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被揪着骂？

我见到兰哥那天，他穿着polo衫，腆着啤酒肚，像极了几年前横店那些做红木起家的影视圈土老板。但和他聊天，你会惊诧于他审美维度之宽——Pink Floyd好听，《学猫叫》也好听。

他头脑清晰、身段灵活，没有学院派的专业知识，但在市场中练就了一身本事。被骂最狠的那段时间，他请来音乐圈各路老师办了一场座谈会，讨论主题就是“音乐到底应该怎么做”。结论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他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就不是音乐人了，我是商人。”

那是互联网还没发展出“下沉市场”概念的年代，兰哥就已经想通了这个逻辑。创作者的个人审美意趣不重要，“我们中国有9亿农民”，一定要做他们能听懂的东西。华语乐坛当然需要科班出身的专业音乐人来不断刷新审美高度，但在更基层、更广阔的地方，人们对音乐的需求、对神曲的偏好，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

用户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这是商业的逻辑。做销售时积累起的市场嗅觉帮助兰哥总结出独到经验：“要盯死29岁以后的人”，他们有购买力和一定情感经历；要做苦情歌、情歌唱千年，旋律要简单，波谱要平顺、歌词要言之有物，有故事有情景。

兰哥有许多野路子的营销思路，2011年的《伤不起》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将“伤不起”这一概念与ED捆绑，雇水军在各大男科论坛发帖，附上歌曲链接，引导病毒式传播。此外，公园、广场也是一大宣传阵地，出新曲时找DJ专门为歌曲改编广场舞版本，并找专人编舞。

10年前，这些事听上去匪夷所思，但放在今天，却几乎是每一首“热歌”的固定营销模式。2020年，TMEA首次将年度“十大金曲”和“十大热歌”分别陈列，把专业性和流传度的鸿沟赤裸裸地摆在公众面前。

TMEA2021年度华语十大热歌

这是音乐行业发展出来的两条路，一条指向精英，一条通往大众——至少在今天，我们无从判别谁是谁非，何去何从。

说回兰哥，这些年他一直躲在他那些“神曲”背后，作为一个抽象的、被骂的对象存在。媒体来采访，也只需要他输出一些爆款方法论，如果能塑造一个夸夸其谈的暴发户形象，贴合公众的刻板印象就更好了。

但这根本不是他的全部面貌，就像你根本想不到，他家里有一套珍藏的金色卡拉扬全集。兰哥告诉我，90年代做盗版引进生意时，他去香港跟着HMV排行榜、音乐杂志的分类歌单一首一首听，再一盘一盘往回背。他引进当时最火的流行曲，也引进各种小众流派的音乐，真实地“哺育”了数以万计乐迷的音乐审美。

他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赚钱的，卖不出去几张，但还是愿意花钱做。“你必须得投到内地市场，让大家知道有这些音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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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新闻）

*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