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凡：唐朝经营西域的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西域地区是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重要陆上通道，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桥梁。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代中原王朝在国力能及之时，多致力于经营西域，然而因其特殊的地缘状况与复杂多样的族群文化，要维持和平稳定的统治并非易事。唐朝对西域的经营，从不同层面着手，更着意于强化政治和文化认同，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很大成功。

一是以西州都督府及安西都护府管辖为主的时期（630—692）。隋末唐初，西域地区主要是在突厥、铁勒等北亚草原游牧部族的控制之下。唐朝在贞观初年开始逐渐介入西域，并于贞观四年（630）在伊吾设州。至贞观十四年灭高昌国，唐代已在天山东部地区建立了伊州（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市附近）、西州（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遗址）、庭州（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三个正州，同时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以统辖三州军政事务。高宗显庆三年（658）击败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后，唐代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地区设立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同时将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以统摄之。此外，唐代还在西突厥诸部以及葱岭以西的粟特、吐火罗地区广设羁縻府州，其名义上的羁縻地域一度远至波斯边境。这一时期，伊、西、庭三州主要以西州都督府为核心，四镇则主要由安西都护府统辖。唐代在军事方面主要采取都护府、都督府统领周边镇戍的防御体系，日常只是以较少的兵力完成防戍任务，遇到较大战事则自中原组织大规模行军与敌作战。

二是军镇化与节度使统治时期（692—755）。自唐高宗龙朔二年（662）起，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开始进入西域，唐朝与吐蕃在四镇地区进行了反复争夺。直到长寿元年（692），唐朝才逐渐稳固了对西域的控制，改变了四镇在安西都护府统领下兵力有限的局面，将之逐渐升级为有3万重兵驻守的镇守军。长安二年（702）唐朝又将庭州升级为北庭都护府，同时设立瀚海军，天山东部的三州也有了大规模驻军。唐代对西域的统治逐步迈入军镇化时代。

玄宗开元初年，唐朝又先后设立安西节度使与北庭节度使。其中安西节度使统领天山以南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等处的镇守军，抚宁西域诸国；北庭节度使则统领设于伊、西、庭三州的伊吾军、天山军、瀚海军，负责防制突厥、突骑施、坚昆等游牧诸部。这样就构成了以节度使统领军镇的军事体系，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同时，安西、北庭节度使又分别兼任安西、北庭都护，节度使成为唐代在西域实际的军政首领。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安西、北庭兵力云集，唐代对西域的经营臻于极盛。

三是安史之乱后的地方化统治时期（755—约792）。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玄宗紧急征调西北边军入关勤王，安西、北庭亦抽调大量精锐兵力分两批进入中原作战。吐蕃趁机出兵蚕食唐朝的西北州县，广德二年（764）凉州陷于吐蕃之手后，安西、北庭与中原的联系断绝，成为一块飞地。此后唐朝只能借道回纥，与留守西域的唐军保持数年一度的通讯往来。这一时期，安西、北庭由于缺乏中央在财政和兵员等方面的支持，镇守军只能采取自铸铜钱、差科当地百姓等方式筹措军费。至德宗贞元时期，安西、北庭相继陷落，西域地区成为回鹘（回纥后改名回鹘）与吐蕃角逐的舞台。

唐朝对西域的管辖经历了从都护府统领镇戍到节度使统领镇守军的变化，但基本的行政制度一直是正州结合羁縻府州的统治模式。这一统治方式的实施，来源于唐朝对西域地区复杂的政治传统与地方文化的理解，始终坚持中原制度与地方特色相结合，从而在一段时期内保证了唐朝在西域地区治理的稳定性。

考古证据表明，在青铜时代，西域地区就是不同族群往来迁徙及落脚之处，从而造就了该地区在族群与文化上的多样性。唐朝经营之初，西域地区即可以划分出多个特色鲜明的政治文化区域。扼守丝路孔道的高昌国，其主体居民是十六国时期迁徙至此的汉人，史载其立国百余年间“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一直传习《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大量的出土文献也证明其在语言、制度、习俗等各个方面保持了汉文化传统。天山以南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等绿洲国家，虽然也采取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但因其为东西文明交汇之地，所以文化面貌与高昌迥然不同。绵延数百公里的天山山脉腹地及其以北的草原地区，则是西突厥十姓部落、葛逻禄、处月、处密等游牧部族活动的地域。此外，在东部的伊吾、鄯善等地又有由粟特商人建立的城堡聚落。西域地区的政治形态与文化面貌可谓复杂多样。

由于丝绸之路日趋繁荣，大量商贾东西往来不绝，唐朝对于西域的认识也远超前代。唐朝的天下观念中自然也融入了兼容中原与四夷的因素，如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在西域采取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模式。

首先是在原高昌国及其周边设立正式州县，行用中原制度。唐平定高昌国后，直接以高昌之地为西州，以其故都高昌城为州府治所，以原高昌国之四郡为西州之四县，原高昌国的属县也被重新编为乡里。这样，高昌国的国—郡—县体制就直接转化为唐朝的州—县—乡里。根据出土文献记载，唐朝确实在西州实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中原制度。可见，唐朝很好地利用了高昌国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汉文化传统，平稳地实现了制度的推行。西州建立之后，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除了利用其地缘优势之外，西州的汉人官吏与百姓也为唐朝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成为西州乃至庭州、安西四镇进行行政管理与镇戍防御的重要力量。唐朝以西州为核心，连同其附近的庭州、伊州，控制住了中原进出西域的门户。

其次是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地区建立羁縻府州与军镇结合的统治方式。至迟在高宗显庆三年击败西突厥后，唐朝就在天山以南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地设立羁縻都督府以进行管理。羁縻府州不同于正州，其都督、刺史虽然名义上由朝廷任命，但大多由当地首领世袭担任，当地的民政事务也大多是由首领负责，不必完全行用唐的律令制度。唐朝在绿洲地区设立羁縻府州，而不是像高昌那样直接建立正州，无疑是考虑到绿洲地区并没有类似高昌的汉文化传统，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其固有的体制，只是将其纳入羁縻府州的架构中。另一方面，由于绿洲地区具有农耕文明的定居特点，且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唐朝在设立羁縻府州之外，又在诸国设立镇戍。长寿元年以后，四镇逐渐升级为镇守军，又有了大量来自中原的兵士在此驻守。这样就在绿洲诸国形成了既有当地都督刺史管理民政，又有节度使、镇守使管理汉军兵马的统治方式，张广达称之为“胡汉结合的军政体制”。

最后是在西突厥、葛逻禄、处月等游牧诸部设立羁縻府州进行统治。针对这些游牧部族往来迁徙，不易分兵镇守的特点，唐朝仅是羁縻以治，除了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外，仅派遣个别汉人官吏担任参军，帮助其撰写表疏。而这些羁縻府州又分别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这是一种看似松散却又有一定集中的管辖方式。

这样，唐朝就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正州、羁縻府州与军镇结合、羁縻府州三种统治方式，它们分别对应于具有汉文化传统的高昌、天山以南的绿洲地区、天山腹地及其北麓的游牧部落，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多样化统治模式。这保证了唐朝既可以通过正州和驻军作为统治根基，以羁縻府州为缓冲，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绿洲地区及草原诸部的政治文化传统，实现平稳统治。

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中原王朝便开启了经营西域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唐朝对西域的经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原文明也更加广泛地进入西域，并与其他文明相互激荡，对西域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地区。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设郡立县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汉代仅是设立西域都护、西域长史以统管西域，十六国时始设高昌郡，隋代又曾设有伊吾郡。唐朝前进了一大步，除了在高昌设立西州、在伊吾设立伊州之外，还在天山北麓设立庭州，不仅设立州县的范围超过前代，而且实现了长时间的有效统治。这样，由中原王朝直接统辖且完全行用中原制度的范围，已经向西跨越了阳关、玉门关，达到了天山东部地区。与此相对应，唐代官方所称“西域”的范围也发生了西移。唐初“西域”仍是指敦煌以西，伊、西、庭三州设立后则是指三州以西，而控制四镇之后便只将葱岭以西称为“西域”。州县的扩张与“西域”的收缩，反映了唐朝在西域统治的不断深入，最终形成了汉唐时期西域经营的最远边界。

二是西域对唐朝的政治认同大大加强。唐朝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实力，逐渐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政治认同。例如，从吐鲁番出土墓志看，进入唐朝后当地墓志开始改变高昌地区传统的书写方式，转而逐渐与中原趋同，开始出现“大唐启运，泽被西州”等措辞，体现出对新邦大唐的认同。又据《旧唐书》载，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时，于阗王尉迟胜“自率兵五千赴难”，说明随着唐朝在西域经营的深入，安西四镇也建立起对唐朝的政治认同。唐朝的影响力甚至远及葱岭以西，玄宗时拔汗那国一直与唐朝关系密切，玄宗册封其国王为奉化王，改其国名为宁远国，并遣和义公主与奉化王和亲，安史之乱爆发后，拔汗那国也曾派兵入援。

三是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西域地区历来是多种文化交流汇聚的场所，随着唐朝经营西域的深入，中原文化也不断西传，在西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旧唐书》载唐代名将哥舒翰父为突厥人、母为于阗人，生长于安西四镇的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可见当地人普遍学习汉文化的情形。在和田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见有《兰亭序》的临本，作为中原文化中最经典的书法范本，《兰亭序》的发现印证了中原书法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泛传播。唐朝也在西域地区建立了属于汉地佛教系统的官寺，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地区都有汉僧主持的官寺，与行用小乘佛法的当地寺院并行不悖。粟特地区此前主要行用按希腊、波斯样式打制的无孔钱币，7 世纪中叶以后，该地区开始出现仿照唐朝钱币铸造的方孔铜钱，展现了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影响。

唐朝在西域近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加深了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融。图为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官俑，其穿着打扮和中原地区的官吏并无区别。引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丝路瑰宝：新疆馆藏文物精品图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四是唐朝在西域留下了丰厚遗产。唐朝的统治在西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唐朝逐渐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也依然在延续。五代宋初时于阗王李圣天虽然与唐朝皇室并无血缘关系，却“自称唐之宗属”并冒姓李氏。而在李圣天之后的于阗国也保持了使用年号的做法。继唐朝之后统治天山东部地区的西州回鹘政权，更是直接沿用唐朝在天山北麓等地建立的军镇和戍堡，并将其发展为经济贸易中心，延续了丝绸之路的繁荣。《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丘处机在西行途中，曾在鳖思马大城向当地的僧、道、儒问风俗，其人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可见直到成吉思汗时代，北庭故地依然生活着浸染中原文化的儒、道之人，也依然留存着碑刻、佛藏等唐代文化遗存，唐朝的西域经营也成为当地人的历史记忆。

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唐朝经营西域长约一个半世纪，凭借其强盛的国力在西域地区逐步建立起较为坚实的统治。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人员往来异常活跃、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虽然唐朝因安史之乱的爆发而国力大减，最终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广泛传播，使得当地民众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能够长期维持，为当地的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