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专论｜五四时期反日运动中的《益世报》案

高莹莹，山东临沭人，2008年毕业于日本神户大学，获博士学位。2011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所，现任《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专业研究方向是中日关系史。著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反日运动》，另有编著1部、译著4部，在《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一战期间日美在华的势力角逐，某种意义上是为战后东亚秩序重构争夺领导权，同时也是新旧外交相互抗衡的反映。作为这场利益争夺的客体，中国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其对日美在华竞争的反应与所做的相关努力，为日美调整其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舆论之社会担当已经开始有清晰的认识，以报刊舆论重建知识阶层的“文化权势”，成为五四前后一代知识群体人生的重要选择之一。不少有留美背景或者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是通过舆论活动尤其是有英美背景的报纸参与政治，甚至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员。他们在日美竞争，重构东亚秩序的潮流中，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牵制日本，成为反日运动中的一员，代表了这一时期所谓“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本文拟通过对北京《益世报》从开办到被查封过程的梳理，分析美国开展在华舆论宣传的目的、对中国报纸的产生影响，以及舆论界人士在这场争夺中的政治诉求。

《益世报》是1915年10月10日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Vincent Lebbe）联合天主教徒刘俊卿、杜竹轩（萱）、杨绍清等人在天津创办的。初创之时，办报资金共8万元，其中由杨绍清认股3万元，其余为雷鸣远向天津、北京、浙江绍兴以及外国教友广泛征募而来。1916年，雷鸣远派杜竹轩、杨绍清去北京创办了北京《益世报》。

雷鸣远赞赏美国政府不反对传教与中国事务相结合的态度，对此，他在1917年写给赵主教的信中曾多有表达。他的这种“有自由主义倾向并致力于社会福利工作”的态度得到中国人天主教徒人的支持，并引起许多美国人的兴趣，为日后美国公司收购《益世报》埋下伏笔。

1918年，雷鸣远因老西开事件被遣使会调离天津，前往欧洲。有资料显示，在雷鸣远动身前往欧洲以前，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副领事伯尔（Roger A. Burr）曾就收购《益世报》事宜与其接洽。1918年5月，伯尔出资60000墨西哥元收购天津、北京的《益世报》。天津《益世报》的收购比较顺利，但北京《益世报》经由其经理杜竹轩向京师警察厅呈报“益世报改组，经理、编辑、发行各职务由美国人何耳担任”时却未获批准备案。

几乎同时，在美国报人克劳和驻华外交官的积极呼吁下，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社内设立中国代表处，并组织成立了一家为中国报纸提供消息的中美通信社。伯尔是其在北京的负责人。可以说雷鸣远离开中国以后，《益世报》在伯尔的积极活动下，被纳入到美国在华舆论宣传的范围之内。从此之后，《益世报》逐渐改变了以往多关注本地消息之风格，愈来愈多地在社论中涉及中日关系、南北议和等中国的外交及内争问题。并突出了对美国新外交及威尔逊的推崇。不仅如此，《益世报》还向中国各界征集有关中国时局及巴黎和会之意见，公开声明可择优介绍于欧美各报。这亦显示出该报与欧美舆论界之特殊关系。

日本政府早就注意到美国的反日舆论部分来自中国。当陆徵祥路经日本赴巴黎参加和会时，内田康哉外相曾当面劝告陆：“会议时各国不免利用新闻政策，极望中国不用素持反对日本主义之新闻家，以免届时挑拨两国感情。”

日本在华舆论界迅速捕捉到政府之态度，巴黎和会召开后不久，日本政府在华北势力最大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即发表社论，对在华英美人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质疑。该书社论把巴黎和会召开以来出现的各种不利于日本之消息，解读为黄白人种之争，是欧美人抵制日本在华势力，促成中日冲突，妨碍东亚发展之行为。

《益世报》的“亲美”立场公开化，源自巴黎和会召开不久后发生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的恫吓事件。关于该事件，以往学者多认为这“是巴黎和会投下的第一颗舆论试金石，考验中国公众舆论”，但其实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舆论的反应除了自发的因素以外，还有外在的影响。比如，此次事件的发酵首先由美国等西方在华外交人员及舆论界开始，中国舆论的消息亦来源于此。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在第二次五国会议上就山东问题发言，宣布将公布中日密约，引起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面见外交部次长陈箓，要求中国政府严办此事，言语中甚至以武力和借款相威胁。此事随即被美国驻华公使馆获悉。2月2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携同外文报社记者一同前往外交部询问消息。虽然事后陈箓曾郑重否认向外界透漏了小幡造访的消息，但此事于2月3日被中美通信社、《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tsin Times）等外文通信机构和报纸大肆报道，称日使向中国外交部施压，引起外界一片哗然。当天小幡酉吉即派船津辰一郎拜访施肇基，要求中国政府严重注意。对于此事，英国及法国公使亦表“异常不平，极力推重顾、王”（正廷），力劝北京政府不可退让。小幡日使恫吓事件，迅速在美国等在华外交人员及舆论界中发酵开来。

北京《益世报》是中国舆论界中最早做出反应的报纸之一。2月5日早，北京《益世报》刊出一篇节译自《华北明星报》及《京津泰晤士报》4日的报道。北京当局对《益世报》的言论异常警惕，当日下午，“地方官奉警厅命将益世报主笔传去加以警戒，谓登载关于日本要求之新闻务须慎重将事，否则将有严重之后果”。中美通信社甚至还探听到“北京警厅现方准备行事将有不利于益世报”的消息。

2月8日，《顺天时报》刊登社论一再强调“中日之亲善乃中日共存之根本”，直指英美等外国在华记者离间中日关系，把中国亲英美一派称为“英美人之走狗，忘却根本”。面对《顺天时报》的指责，北京《益世报》编辑潘蕴巢于2月9日发表社论与之针锋相对。

日本方面对《华北明星报》《京津泰晤士报》等英文报纸和《益世报》等中文报纸提起抗议，京师警察厅也对《益世报》做出警告，甚至美国舆论曾担心将有不利于该报的举动，但最终以中国外交部在报纸上刊出声明而告终。

《益世报》与《顺天时报》之交锋，虽然短暂，但透露出中国舆论界在日美竞争中持“亲美”态度的势力已趋向公开，美国在华报人受此鼓舞，进一步借其推行威尔逊主义和十四点和平宣言的宣传。

1919年2月15日，世界报界联合会会长威廉（Walter Williams）来到北京，宣传威尔逊主义。北京《益世报》经理杜竹轩成为京津一带负责与之接洽的代表人物。在与北京报界举行的联合会上，杜竹轩明确表示了对威尔逊主义的支持和期待，同时指出这也是《益世报》与美国合作的基础。在这一宗旨下，同一天，万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在北京成立，提出的宗旨是“增进国际上之友谊，解除国际上之误会”。值得注意的是，该会副会长辛博森即为此前日本《顺天时报》公开指责为离间中日亲善关系的“西欧某著述家”。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以后，反日舆论在中国已扎下根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北京政府政权内部也发生更迭，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钱能训成为国务总理。为取得外交人事决定权，同时避免惹来“亲日”之嫌，在选派和会代表时，徐世昌比较倾向于顾维钧等亲英美的外交家。

徐世昌本人亦非常重视舆论之作用，他就任总统之后不久，即在总统府设立“新闻记者处”，“以表示尊重舆论之诚意”。但徐世昌对“舆论”的理解，与二十一条时袁世凯的“舆论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英美系外交家及英美在华报人激起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而并非想扶持中国新闻界本身。《益世报》评论其“虽终日言开发民智，吾未见其有济也”。

巴黎和会召开之际，顾维钧积极利用欧美舆论以牵制日本。他通过美国驻法、驻华使馆，向威尔逊及美国舆论宣传日本在华的“帝国主义”行为，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前述小幡日使恫吓事件亦是顾维钧“遽告新闻记者”而引发。最让日本感到不安的就是美国反日势力与中国政治力量的结合。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金谷范三向陆军次官山梨半造报告称，“欧战宣布停战以来，当地英美官民不断接近中国官民，双方频频召开宴会或以其他形式加强相互之亲善关系。尤其是美国官方，为实现中美亲善而中伤日本，离间中日关系。中国人亦有对之响应之倾向，因此务必阻止”。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北京《晨报》即刊登出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5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了来自中美通信社的消息《国民自决会出现》，呼吁与日本断绝关系。“国民自决会”的消息令小幡酉吉深感不安，他担心国民自决会、《益世报》等皆与欧美同学会有关。欧美同学会正是顾维钧、伍朝枢等亲英美派所成立，其中不少成员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当时日本已有消息称，美国向天津《益世报》提供了20万、向北京《益世报》提供了15万元的资金从事反日宣传。小幡命令船津辰一郎提请中国政府严厉取缔言论机关，第二天，又致电外务大臣，称学生暴动乃是因为中国的外文报纸借山东问题煽动排日，具有欧美背景的研究系在背后鼓动支持，如放任不管，或会传遍中国，再次酿成全国性抵制日货之严重事态。

5月5日，日本驻天津金谷司令官造访直隶省长曹锟，希望其取缔当地学生运动，并提醒尤其需要注意在这次学生运动中有英美人势力的介入。然而此事却被当地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探知，遭到该报的披露与批判。

尽管《晨报》的言辞激烈得多，但因其背后牵涉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小幡酉吉在向外交部提出的抗议中只提到北京《益世报》，称若任益世报如此登载，恐其结果于双方均有不利”，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予以取缔。此后日本驻华公使馆几乎每天都会以电话或口头的形式催促中国政府进行取缔。外交部一方面答以“益世报论调之不稳，不独对于日本为然，对于中国政府尚常有逾越范围之言论，政府现正筹处置之法。惟一、二日内，民气颇盛，稍缓必有办法”，一方面将小幡公使的来访记录转至内务部处理。

当时日本的分析是，在对待《益世报》和学生运动的问题上，北京政府之所以一直没有动静，乃是因为京畿警备总司令部的段芝贵与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之间意见相左。京畿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于1917年8月，是中国政府宣布参战以后，以维护京师治安为名而设。司令段芝贵与段祺瑞是同乡，被称作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北洋武断派中的翘楚”，与日本人修好。1918年10月，国会批准徐世昌总统有权令警备司令将京畿各文武机关概归其控制，并施行一种戒严时代之特权。五四运动爆发后，徐世昌“着段芝贵维持秩序”，即意味着宣布戒严。由此，段芝贵掌握了“北京之绝对大权。法庭归其操纵，所有案件必须经段氏允可方能审理，警察及宪兵均退处无权。凡有扰乱治安者被捕之后归军事审制，抑送交法庭均归段氏决定”。

日本公使小幡酉吉熟知北京政府之内争，就在他为取缔北京《益世报》与中国外交部展开交涉的当天，同时派熟悉中、美事务的船津辰一郎前去拜访段芝贵。段认为，在这场运动中有四股力量参与其中：1.欧美留学生会；2.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3.部分在华英美人；4.拥护顾维钧、王正廷等国民党一派。“欧美留学生一派为了在政商界各个方面提高自己的地位，欲打倒目前地位相对优越的日本留学出身的政治势力，故把排斥日本势力作为第一需要。鉴于此，欧美留学生经常采取各种手段极力鼓动排日”。

段芝贵对学生运动和反日舆论主张立即镇压，认为拖延下去不但会影响中日邦交，还会给过激思想的侵入提供机会，但吴炳湘却相对温和。相持之下，5月21日吴炳湘还曾提出辞呈以示抗议。

5月20日，小幡酉吉为取缔反日运动事再次向外交部提起照会。北京《益世报》获得消息后于23日发表消息《蛮哉 日本公使之公文》，批评日本公使此举是对中国舆论自由的干涉与限制，是把中国当作“属国”之举动。小幡认为该照会的内容是中国官方故意泄露，遂向外交部提起抗议。当晚，京畿警备总司令部遂下令查封了北京《益世报》，并将该报负责人潘蕴巢带走审讯。其经理杜竹轩因事先获得消息，避难北京使馆界六国饭店。其岳母也由万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中的英国人李治与中美通信社经理陈廷谟从益世报社救出。此前，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五七日刊》《救国》已被京师警察厅以未经呈报立案为由查禁，还有些秘密刊物如《进化杂志》《民声》等也都被查禁没收，但对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下手，《益世报》尚为第一家。

据京畿警备总司令部致京师警察厅之公函称，23日北京《益世报》刊载山东军人痛斥外交失败之通电，“煽惑军队，鼓荡风潮”，依据戒严法第14条：戒严地域内司令官有执行左刊各款事件之权，“该报所载与时机有妨害者，自应即行封闭”。也就是说，《益世报》被封，最终是由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发令执行。作为与日本交好的“亲日派”，段芝贵在查封时没有提及该报5月4日“与日本断交”等言辞，也未指责其《蛮哉 日本公使之公文》中对小幡的攻击，而是以妨碍地方治安来执行。不仅如此，段芝贵还派警员前往中美通信社令其改变论调，并设“岗警”和“暗探”巡视，特别注意出入之华人。

如何理解京畿警备总司令部的这一做法。有学者认为，围绕外交失败的责任，全国上下对所谓“亲日派”进行口诛笔伐，“社会舆论追究曹、陆、章，而安福国会则反过来，指控梁启超、林长民、钱能训、陆徵祥、顾维钧等”。但对北京《益世报》的查封，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有意识地对在华美国人进行责任追究的意图。对日本而言，利用中国官方的力量取缔美系报纸，不但能够抑制美国在华势力扩张，同时对中国内部“亲美”势力亦能起到打击的作用，而不会明显地引起政争。

在京津地区，日美两国在华人士的摩擦不断，迫使日本外务省派出深谙对中国和美国事务的船津辰一郎出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船津采取的措施无外乎两点，一是推动日中亲善，与中国的舆论机构相联系，在普通民众中唤起亲日舆论；二是借中国官方力量取缔排日运动。查封《益世报》即是借中国官方力量取缔排日运动的代表性事件。

查封事件发生后，率先与京师警察厅进行交涉的是欧美在华报人及美国公使馆。5月24日，《华北明星报》的美国记者“爱番司”偕中美通信社经理陈廷谟来到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主编潘蕴巢。第二天（5月25日），中美通信社发布消息《京师舆论界之厄运 益世报被封》，称此事名为扰乱治安，实因背后“受驻京某公使抗议之影响”，将矛头直指日本。

中美通信社的这则消息透露出美国报人在其国家对华影响力上的自信。他们深信只要说明“该报在美使馆注册”过，且“美使对于此事颇极注意”，应会令北京政府迅速解决此事。《申报》亦乐观表示“美使正筹对待”，潘蕴巢“不久可释”。

中美通信社的这一“曝光”，以及对《益世报》美国背景的强调激怒了京师警察厅。消息出来当天，京师警察厅为平息日本与外界的猜测，马上致函《顺天时报》，正面拒绝了美国在华报人对查封事件进行干涉。京师警察厅援引报律“民国元年九月以后，外国人不得在北京添开营业”、“不准私揽洋股”之条款，认定北京《益世报》乃为“中国人承办当然与外国人无涉”，强调“中国人在中国发行报纸亦无向外国公使注册之例”。为避免引起与美国之间的外交纠纷，京师警察厅将责任推给担任翻译的陈廷谟，命令“转载之中国报纸更正，并函由报界同志会转致各报馆，未经注销者望勿再登。而于中美通信社方面不复与之饶舌，作为不了了之”。

中美通信社、《华北明星报》的交涉眼看难以有效，25日下午4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亲自前往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潘蕴巢，并求见外交部部长代理陈箓。此时，北京政府内部意见反复，陈箓自知此事难办，故托病请假。芮恩施遂“以陈次长因病请假无从谈判，顷已电达彼政府”向中国驻美公使诘责。芮恩施认为“对《益世报》的镇压是北京反动派企图压制一切有利于民族运动的舆论的结果”，也是“仿效日本制定严格的报刊检查条例”的做法。当晚，美国公使馆就“此案连开会讨论三次”，26日一早以“措词极严重”之公文“向外部正式抗议，要求将报馆回复原状，主笔开释”。不仅如此，芮恩施还于照会当天“偕其参赞”前往总统府拜访徐世昌，要求尽快解决《益世报》的问题。

对于京师警察厅所强调的北京《益世报》所属问题上，美国驻华公使馆于27日宣布其“根据美国尼发达省法律一切手续甫经完竣，美使馆业巳存案，该报产业已由美商收买，自今以往美国公司乃为正当管有该财产者”，“该公司受美人管理，因合资共司之规条，多数股分由美国人任占，而监督部之多数亦由美国人居之，有此两条，则益世报合资公司之规条与在中国之美国公司之历史完全一致，即与在他国者亦无不同也”。

为配合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行动， 5月27日，英美旅京记者在王府井大街开会协商，对于《益世报》停版一节，认为“中政府厚此薄彼，颇为不平”。当晚，这些欧美记者分别致函徐世昌，希望其帮助维持《益世报》。徐世昌答应重新核实此事。

28日下午，潘蕴巢由警厅移送检察厅，驻守益世报门首之巡警也已撤去，但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与京师警察厅的态度依然强硬。5月31日，万国新闻记者俱乐部有“以私人名义向警厅要求释放在押之主笔潘君者，警厅答称本案已引入外交，本厅无权处分。若当时由中国报界出面具保，本可从宽照准，但目前非俟外交部将交涉办结，潘某即不能恢复自由”。段芝贵亦强调《益世报》案为纯粹之华人事件，否认美国对《益世报》的所有权。

在这场关于舆论的交涉中，钱能训与内阁成员“皆欲从宽办理，盖皆知该报颇得众望，若处置过严将于政府不利”。府院当局亦注意此事，称潘蕴巢若将保金呈出自可释放。北京报界全体对于益世报案均视为报界之大打击将联合上书政府陈述意见谓政府对于报馆之处置不当将来京报界及全国报纸或且因受迫而请外人保护云。但“安福派与交通系似皆欲力阻该报重行出版”。他们清楚“一经美人办理即不易闭之，且新益世报出版之后传播自由主义，必具有大力”。所以有“安福派稳健分子之领袖曾挽人商诸旧益世报总理”杜竹轩，“谓该报如永远不攻击安福派，脱离美国关系，仍为华人报纸则可许其于二十四小时内重行出版，并释放被拘之记者”，遭到杜的拒绝。

杜竹轩的强硬态度使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加大了对《益世报》的查处力度。6月15日，也就是北京《益世报》一案公开审理的第二天，寄至北京、保定的天津《益世报》尽数被北京巡警所查没。杜竹轩亦接到警告“若一出使馆界，即将被捕下狱”。尽管在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交涉下，“警厅于昨日已令检查员撤销该报之检查及扣留等事”，但至于“该报为美国人民营业之事，决对否认，并咨知直隶交涉使请为严重交涉”。

徐世昌亦几经转圜，最后亦不得慨叹“因武人派仇视该报”，“且武人势力极大”，“对于此案已无能为力”。6月22日，潘蕴巢被判一年徒刑，发行、印刷人各处拘役两月。

这一结果意味着，美国对华的舆论宣传虽然在中国舆论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相应，但对于外交、政治事务的影响远未达到其所预料之程度。日本借助北京政府内部的亲日势力，在这场争夺中占得了上风。

受制于北京政府内部的权势斗争和日本的牵制，美国未能在《益世报》被封事件中达到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三罢运动在上海的展开，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亦造成冲击。在反日运动问题上，工部局与美国驻华外交官持不同态度。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认为学生的反日运动倚仗美国势力愈演愈烈，已危及上海租界治安，而美国对于取缔学生运动态度软弱。为控制舆论，工部局宣布将增加“印刷附律”。该附律规定“凡人欲经营印刷、石印、雕刻、发行报纸、杂志或印刷品，关系公共新闻在此范围内者，必先向工部局领一执照。如营业者为西人，则其执照当经其领事副署”，意味着工部局“有权于任何时禁止各报登载该局视为不应登载之事物”。此事在《益世报》案之后发生，对美国在华报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如前所述，上海是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远东代表处的所在地，也是美国在华舆论宣传的中心。如果该附律获得通过，将意味着美国在华所有舆论都要先经工部局审核才能刊登。

对于刚刚开始不久的美国在华宣传工作而言，这个打击将是致命的。美国商业会议所于当天致函工部局，称“此次条例违反美人主义，吾美人不能赞助之，兹请注意美国宪法修正条件第一条云”，“上海为中国发行印刷品之中心点，如果上海报纸受箝制，实于全国印刷事业及中外实业并上海商业皆有影响；再印刷事业在中国十分重要，今一旦取缔之，实可制中国之死命。本会为上述各意见，愿贵局明白吾人所言实可代表上海及中国全境自由人民之舆论”。

芮恩施对美国商业会议所的抗议表示支持，并公开表示该印刷附律与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不符，希望工部局能够撤销。强调工部局若一意孤行，美国定会拒绝。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对此也表示反对。

1919年7月2日，工部局召开会议对附律问题进行讨论。7月10日，附律在“日人之有纳捐人资格者全体出席”特别会议的情况下，“以269票赞成，195票反对”获得工部局的通过。但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部分领事团成员宣称将不会批准这一决议案，英国政府亦表示“如果载有这一条款，那么这一决议案就不会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所以未获得领事团之批准而不了了之。对此有舆论评论称，特别会议中日本人占了138人，“苟无日人投票则提案必失败”。

日本和北京政府的举动刺激了美国在华外交官，为争取美国在华办报权利，发展在中国的舆论事业，美国态度逐渐开始强硬。

9月8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照会中国外交部，称“益世报已按本国尼法达省之法律，组成一家美国公司，所有章程已在官署立案有日”。不仅如此，芮恩施还向中国外交部宣传美国新闻法的性质，称“根据美国的新闻法，在正常的情况下，报纸完全不受检查，但在法律上要对一切捏造事实、诽谤个人的行为负责”。

9月9日，芮恩施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益世报》的备忘录。他说，美国人买下了《益世报》，“就产生了要决定关于美国对美国人拥有的一些中文报纸应该保护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此时，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已经接替芮恩施出任驻华公使。他的立场与芮恩施相同，并认可美国舆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9月13日，他致函美国国务院，称鉴于《顺天时报》等日本在华报纸的先例，应当敦促北京政府承认《益世报》被美国收购的事实，这样亦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出具一份正式的指令，确认此次收购是符合美国法律的。11月5日，美国国务院正式认可了丁家立的请求，称《益世报》在美国驻华公使馆注册即已代表美国官方立场。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亦提出要求不得涉及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外交部将该函转给内务部，望其“查核办理”。内务部否认该公司收买《益世报》。外交部认为“天津《益世报》开设虽不在租界，而天津地方实为通商地点，故完全否认一节，目的恐难达到”，意欲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这一见解乃援引美国领事公函。两相僵持之下，外交部责令京师警察厅详查《京津时报》《顺天时报》《华文日报》交办情形，再行依据核办”。

美国驻华公使丁家立以日本《顺天时报》等为由，暗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和美国区别对待，但内务部始终否认美国公司收买《益世报》。最终外交部同意了内务部的处理办法。“美国公司收买《益世报》事，接准十二月八日函开各节，备悉一是，查近年外人屡有在北京及非租界内开设报馆情事，虽迭经禁阻，每难收效，此次美国公司收买《益世报》，由美馆知照前来，若不驳复恐涉默认之嫌。来函请予禁阻，本部亦表赞同”。这意味着内务部也没有对美国的抗议“进行任何有效的反对”。

《益世报》案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的一起舆论事件。对《益世报》而言，其希望通过反日舆论参与中国的外交事务，同时与《顺天时报》争夺话语权。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及舆论界人士看来，这是美国发展在华舆论，获得与日本同等舆论权利的有效途径。但是，外交与内政紧密相连，同时也对公众舆论形成影响。此时介入中国舆论界的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借助驻华公使芮恩施、美国在华外交官以及传教士的力量，为中国反日舆论的高涨提供了支持。但舆论的“幕后”是政治，这提示我们注意舆论争夺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美、日两国在华的斗争可以通过不同派系的反应而做进一步的理解。“亲日派”或“亲英美派”的提法或许失之简单，但却可以直观体现出中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政策趋向。在维持各自团体小利益的同时，如何能借助外力维护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是各派的核心关注点。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团体所引导的。《益世报》被查封后，美国曾极力予以援救，希望能继续经营该报。《益世报》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对文化舆论的主导斗争已经势同水火。美国在华报人曾试图挽救被查封的《益世报》，但这种以“报纸具有美国背景而不得查封”的观念及干预方式，激起了北京政府的不满，这也从事实上干预了中国的内政。北京政府此时的外交主要是针对日本，《益世报》虽然主观出于爱国情感，但从策略上未必是上策；美国拯救《益世报》的主观亦同样出于善意，但却触碰了中国的内政，其形式并不受欢迎。

尽管《益世报》案，美国的干预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但其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影响之一是使美国进一步获得了中国的人心。同时也促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出现调整的迹象。

本文原刊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