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武术家，他在民国初年，为了“强种强国”极力推广“中华新武术”，使得武术在学校和军队得到普及，为武术的转型做了很大贡献。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爱国的武术家，最终竟做了汉奸，这是怎么回事呢？
1878年，马良出生于河北清苑一户书香人家。
河北原本是个崇文尚武的地方，那里习武风气自古浓厚，出过不少武状元。因此别管是秀才还是白丁，谁要是不会三招两式，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河北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良的父母尽管认为读书是正道，但还是在马良读书之余，让他拜河北保定的平敬一为师，学习摔跤与少林拳。
说起来，平敬一可是名震河北的武术名家，他精于拳棒、摔跤和少林十八罗汉拳。特别是在摔跤上很有技巧，常常在与人摔跤时，一招制胜。他也让摔跤成为保定最盛行的运动之一。当然，来拜师学艺者，也是络绎不绝。
马良在学艺时，对平敬一恭敬有加，再加上他聪明有悟性，又肯勤学苦练，因此如此风雨无阻学了十年有余，他不管在摔跤上还是拳棒上，都很精通。平敬一对他很器重，认为他文武兼备，将来必有一番作为。所以平敬一出外比武，总喜欢带他同往。为的是让他丰富阅历，增长见识。同时马良还经常代师比武这无疑让他从实践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并大大地增强了他在技击上的技术和实力。
1905年，受西方先进文化、科学、军事的影响，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作用，清政府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既然取消了，想要靠科举入仕为官的路子也就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武艺高强的马良选择了投笔从戎，入北洋新军，并顺利考进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创办于天津的一所新式陆军学校。马良在那里不仅要学现代军事，而且还要练武习艺。马良在学习期间如鱼得水，不光学得了专业的军事知识，武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由于成绩优异，马良在学业结束后，被任命为北洋常备军左镇辎重营管带，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第六镇参谋官、第六镇步兵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标统、第六镇炮兵第六标标统，其官职类似于如今的团长。可见马良升职很快，其前途也不可限量。
其实，马良升职很快，除了他确实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摔跤在军队中被作为一项重要的训练，而这正是马良的长项。在军中，别看他块头不是最大，力气也不是最强，可是还真找不到一个对手。
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延续了200多年的清王朝，终于画上了句号。
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身为老北洋人的马良，迅速攀上了靳云鹏这个高枝。
靳云鹏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在段祺瑞的推举下，担任中央陆军第五师师长。由于马良深得靳云鹏信任，于是担任了靳云鹏手下第九旅旅长。
那时候，孙中山已经多次提出“强国强种，全民习武，以御外敌”的倡议，这让源于民间的武术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此外，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也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西方体育也随之在国内得到了传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难免会有一些分歧。比如西方的搏击和中国的国术就完全不同，这让马良等传统保守的爱国人士十分抵触，于是“保存国粹”就成了他的责任。用他的话说，就是“使碧眼黄发者流，不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万同胞之私谥”。
马良为了推动国术发展，开始着手对传统国术进行了改革。为了让武术适用于团体训练，最终他从传统拳械套路中，选取了一部分简单易学的动作。再根据武术套路创编成了“中华新武术”。同时，马良还邀请了一批武术名家参与编辑武术教材，并将其定名为“中华新武术”。
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很适合集体教学，因此得到了军界和教育界的认可和推广。就连北洋政府也对“中华新武术”非常认可，并将其作为“国粹”在全国学校进行推广。这也让马良名声大振，成为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武术高手。
不过，也有不少武术家极力反对。认为“中华新武术”结合了兵式体操操练的模式，只是生搬硬套选取了传统武术中的某些招式，并且在训练的过程中加入了很多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内容，在技术上生硬呆板，毫无训练的乐趣。同时它也只具备传统武术的形，丝毫没有体现出传统武术的精髓，这已经完全失去了武术的本意。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政要，却极力推崇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他们借此对新文化运动表示反对。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袁世凯有复辟称帝之心，因此他和他手下的爪牙们，其实是想通过“保存为粹”来实现封建复古，从而达到他们的阴谋。
马良一向对国术有着极大的自信，他曾多次公开表示“考世界各国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甚至他还建言，应该在全国推行适用各级官阶身份相对应的“佩剑制度”，以此来彰显中华武术的“武德”和“武风”。
自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们，绝不能任由其大造舆论，所以他们极力反对。比如鲁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洋政府极力把“中华新武术”当作“国粹”来推行，本身就是“鬼道”精神，其本质就是阻碍西方近代体育在国内顺利发展和传播。
不管怎么说，“中华新武术”的确对传统武术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说，马良功不可没。只是就像那些反对他的武术家们所言，尽管“中华新武术”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但由于内容太过单调呆板，很快就没有什么人愿意练习它了。
1919年，日本侵占胶东半岛屿、济南等各城，还夺走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举国上下纷纷响应。马良所在的济南亦不例外。在这场反日中，爱国人士不仅抵制日货，而且罢工罢课，示威游行。
日本宪兵与日本警察无故抓捕了一些游行示威的学生，并且还不断到一些村庄去搜查，一些村民也被无辜抓捕入狱。
面对日本人的跋扈，地方政府不敢过问。学生们为此更加愤慨，不断在政府门口静坐请愿。北京政府得悉后，为了确保不再闹出乱子，对济南进行了戒严，并派马良为戒严司令，镇压那些不听劝阻的学生们。
马良以“结党集会，扰乱治安”为由，不由分说捣毁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还将会长马云亭、朱春焘和朱春祥以“结党集会、扰乱治安”为由，枪杀于刑场。
本来，他还想把扣押的学生全部枪毙，好在督军张树元尽管是个军阀，但他也明白枪杀学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没有同意。马良这才不得不作罢。
但是马良制造的济南惨案却震惊了全国，一时各地代表纷纷向北京政府请愿，强烈要求严惩刽子手。但北京政府对马良却多有包庇，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那么，原本因为爱国，积极弘扬国术的马良，为何会做出杀害同胞的事情来呢？原来，由于日本人不仅借了一笔高额贷款给北京政府，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帮助作为参战国的中国组建了一支参战军。因此在马良看来，日本是有恩于中国的，所以他应该“效忠”日本。这也让他在镇压反日运动时，愈发不遗余力。在给士兵们训话时，他还经常说，如果没有日本贷款，他们的参战军就组建不起来，他们的军服就是日本的，枪械也是日本的，所以他们应该饮水思源，绝不应该受了日本的恩惠还反日，这是暴民的行为。
在反日运动中，马良对日本多有谄媚，残暴杀害同胞，被国民痛骂为“回族败类”“刽子手”，不过，日本人却对他赞赏不已。
1920年，直奉两系军阀结成反段联盟，发动了直皖战争。身为皖系军阀首领的段祺瑞号称他的军队为定国军，而他则自称司令，马良被任命为南路指挥。
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被迫下野，马良也被免职，闲居济南。在赋闲期间，他再次联合杨鸿修等武术名家，重新整理编撰了《中华新武术》。
1927年，张之江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在张之江的邀请下，在军政界尚有影响力，同时又是武术家的马良，担任了国术馆教务处处长，并担任武术老师主要教授摔跤等。
不过，马良虽然热爱武术，但他更热爱权力。
次年，日本进入济南后，他便投靠了日本人，担任了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一职，从此做起了汉奸走狗。
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马良又加入成为委员。由于他对日本人死心塌地，不久后便一路高升，被任命为山东省省长兼保安总司令。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身为老牌汉奸的马良，也走到了穷途末路，被山东地区受降官李延年逮捕下狱。在惊惧惶恐中，马良于次年病逝于狱中，卒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