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切断”

这是一种哲学修炼/锻炼（philosophical exercise）。其目标是认识到在多大程度上思考自身历史的努力，可以把思想从习以为常的沉默思考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

在米歇尔·福柯去世几天后，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福柯病逝的医院里向众人阅读了这段话。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此后的三十多年，他的思想持续影响并形塑我们关于知识、权力与主体的思考方式。如何理解福柯，也成为后来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汪民安导演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新近出版的《如何阅读福柯》是一本有关福柯思想的导论。作者、哲学家约翰娜·奥克萨拉回溯了福柯学术生涯中的十段关键文本，试图串联起他万花筒般的思想谱系。时至今日，福柯仍然向我们展示着周围的“空位”——那些正在生成中的，或是还未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性。

阅读福柯，也正如奥克萨拉所言，是对我们思考、生活以及他人和我们自己发生关联的方式进行质疑，以便展现出可能采取的其他方式。如果有什么是贯穿福柯哲学生涯的指导性问题，那便是放弃所有坚定不移的真理，同时坚持对自由的某种脆弱承诺（fragile commitment to freedom）。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如何阅读福柯》的《哲学的自由》一章。较原文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何阅读福柯》，[芬]约翰娜·奥克萨拉著，王佳鹏译，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2月。

接受审判的不只是具有排斥性和谴责性的某种总体性社会体制，而且是所有的挑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人格化的——正是因此，该体制才能运转并确保其秩序；也正是因此，它才制造出它要排除和谴责的东西，以便符合某种政策，不管是权力政策，还是警察治安和政治管理政策。总有特定数量的人直接地和个人地对该囚犯的死亡负责。

——《监狱里的自杀》

关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我还想说的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来描述事物，使其呈现出可能不是这样的样子或跟其所是不同的样子，将是很有成效的。这就是对真实（the real）的命名或描述为何从来都不具有某种规范性价值的原因，“因为它是这样，那它就将是这样”。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何诉诸历史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有助于呈现出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也即，对我们来说，看似最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经常是在不稳定的、脆弱的历史过程中，在各种际遇（encounters）和机遇（chances）的交织中形成的。

——《批判理论／思想史》

第一段摘录自一本小册子，它由三个致力于法国监狱改革的组织于1973年联合出版。这些组织非常关心自杀事件在监狱中的急剧增加，这本‍‍小册子就记录了1972年发生的32个自杀案例：其中，四分之一的自杀者都是移民，多数是20多岁。福柯是其中一个组织“GIP” ——监狱信息小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的创立成员，报告后面未署名的评论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撰写的，其语调充满抗辩性和控诉性。这些不仅恰好发生在监狱中而且是由监狱体制所导致的自杀，特定的人应该对他们的死亡负有直接的和个人的责任。

《监狱的“替代方案”》，[法]米歇尔·福柯著，柏颖婷/吴樾译，雅众文化 | 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0月。

第二段摘录自吉拉德·劳雷特于1983年对福柯进行的一次访谈。劳雷特问福柯的正是福柯本人多次提出的问题，也即对福柯来说是哲学的关键问题：当下（the present）的性质是什么？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福柯对哲学的理解是为自由的展开打开一片空间。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揭示新的思考方式：使人们以某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周围的世界，去扰乱他们的精神习惯，并邀请他们要求和发起变革。知识分子不是社会的道德良心，他的角色不是传递政治判断，而是通过使其他思考方式得以可能而使我们获得自由/解放（liberate）。

上述两段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福柯的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他一方面是一名积极投入的活动家，另一方面是一位冷静超脱的哲学家。在人们对他著作的接受中，这一张力也得到了体现。有时一些批判性的观点认为，福柯的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并未建立在某种统一连贯的理论立场基础上，因此并未通过其政治行动主义而形成真正有效的政治。相反，他的哲学立场则被认为是非批判性的、政治上空洞的，因为它尽量避免做出明确的政治判断。

米歇尔·福柯旧照。

然而，福柯的思想之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具有原创性和吸引力，正是因为他对于哲学角色的新的构想方式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福柯不是一名普世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为他人代言，并以正义、自由等看似普世的价值的名义做出道德和政治判断，而是将自己视为一名特定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这意味着他只是从自己在各种权力实践中的特定位置出发发表言论和参与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的哲学研究不能做出特定的政治判断，只是为人们在他们自己的特定斗争中提供概念工具。对于作为政治行动家的福柯来说，重要的是要求监狱状况的具体改善——比如，囚犯应该可以在自己的牢房中读书，监狱应该在冬天提供暖气。但对于作为哲学家的福柯来说，他想要探寻的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为何要通过将人囚禁来惩罚他们？这是惩罚他们的唯一方式吗？监狱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是违法犯罪？然而，这些问题跟政治判断和政治要求并非没有关系，而是必须作为它们的基础。

福柯的哲学，最重要的影响不在于他做出的明确判断，而是他所采取的对我们自身文化进行分析的取向。尽管科学和很多哲学的目的是从各种事件和经验的混乱不堪中破译出必然的、可以被阐述为普遍规律的东西，但福柯的思想与之完全相反。他试图通过仔细的哲学审视，从必然性中探寻出某种偶发的、流变的和武断的东西。对福柯来说，哲学的宗旨就是对我们思考、生活以及与他人和与我们自己发生关联的方式进行质疑，以便展现出可能采取的其他方式。

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哲学，就打开了一块自由空间：它揭示了思考、感知和生活的各种新可能。通过展现出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通常认为是必然的东西在事实上是如何从由诸多偶发性人类实践所构成的某种网络（a network of contingent human practices）中浮现出来的，哲学不仅使思想实验和空洞推测得以可能，而且还促成了具体的变化：转变生活方式、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福柯将我们的困境比作排队，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周围有很多空位（empty space）。他并未试图重组队列，使其形成更好地反映人类存在或现实的真正本质的某种不同型构（configuration），而是努力向我们展示我们周围的空位。

对我们当前实践之不可避免性进行质疑的一种有效方式，便是追溯其历史。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视为不言而喻的很多事情，比如监狱，事实上是最近才浮现出来的，是各种偶发事件和条件的产物。从早期的《疯癫史》到最后出版的著作《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福柯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历史研究。尽管很多人撰文讨论他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但至少非常清楚的是，他的历史并不代表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为了与之区分，他将其研究称为“考古学”和“谱系学”，并指出它们是某种哲学实践（philosophical exercise），而非历史学家的工作。其目的是要使人们“明白，努力思考自己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可使思想从沉思默想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们以不同方式进行思考”。比如，福柯的监狱史研究著作《规训与惩罚》，不只是要理解监狱的历史发展，而且要使我们的思想从“这种惩罚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念中得到解放，从而可能想象其他的方式。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法]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

于是，历史化本身并非目的，历史化的东西也并非无关紧要。福柯予以历史化的东西经常都是看似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各种事实。他的目标对象是因揭示其历史性而受到影响的那些东西的意义和有效性。历史不仅有教育性和趣味性，其目的也不只是增强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关键是理解我们自己，以便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可使我们改变自己以及所生活的世界。正如福柯在本章开头的摘录段落中所表明的，对他而言，历史充满了意义，因为它可以表明“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以及“看似最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经常是如何在不稳定的、脆弱的历史过程中，在各种际遇和机遇的交织中形成的”。这就是福柯不断将其著作概括为“当下史”的含义。他的历史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我们的，关于当前的；它们代表着某种尝试，不仅要表明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之所是的，而且要表明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样之所是。

福柯的历史研究针对的不只是事情的不可避免和永恒不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自然性质。他的《疯癫史》和《性史》是试图实现去自然化（denaturalize）的里程碑著作：努力展示诸如疯癫、性态等现象是如何在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中被视为自然的、生物学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显然是一位社会建构论者。社会建构论是指，认为人类存在及其经验是社会而非自然过程之结果的各种思考方式。在20世纪后半叶，这些理论极具影响，其影响力正在于努力动摇了各种思考方式的必然性和本质主义。它们通常假定，直到将某个事物视为自然而然和理所当然之时，该事物才会得以被建构起来。主张某些事物是社会建构的——例如学习障碍、暴力行为、智商、性别或种族，其目的一般是为了表明，通过改变事物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这些事物也可以得到改变。这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其存在和价值是可以争论的，可以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或至少是可以修正的。

表明事物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物学的，本身也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纯粹医学解释进行质疑的方式。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便是同性恋。在《性史》中，福柯表明，将同性恋视为病态的科学解释是如何在19世纪浮现出来的。关于同性恋的医学取向，长期以来都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直到1974年，“同性恋”才被从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范畴中删除。福柯坚持认为，“同性恋”不是指某种自然事物的名号。它是19世纪浮现出来的某种历史和文化的建构，是特定的科学话语和权力关系导致的。关于性态的社会建构论取向，对于改变人们对同性恋的思想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而福柯的《性史》被视为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福柯的遗著、“性经验史”最终卷《肉欲的忏悔：性经验史第四卷》中译版本。

福柯在很多地方都明确肯定了社会实践的基本性和构成性作用，并将它们选为其研究的固定对象。20世纪60年代，在他的考古学阶段，他主要关注的是科学的话语实践，以及其中的内在规律性。通过辨识出科学实践的规则和约束条件，他试图表明，诸如生物学、语言学及作为其对象的生命和语言等知识领域，是如何在思想史中浮现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在他的谱系学阶段，福柯主要研究的是权力关系以及支撑它们的知识形式：比如，犯罪精神病学的发展如何使医生对于违法犯罪者的权力得以可能。在其思想的最后阶段，他研究了人们如何能够通过伦理实践和锻炼来塑造自己，他称之为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

尽管福柯的分析对象主要是社会实践，但他并不认为，一切都是按照工厂生产汽车的方式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说同性恋在特定的科学实践之前并不存在，以及是历史发展使其得以可能，不是说我们现在与之紧密相关的那些特定行动和感觉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它们是作为科学分析的对象而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方式被科学所对象化。比如说，有时候，特定行动和感觉被对象化为精神疾病，而在其他时候，它们又被视为一种致命的罪恶。科学实践和规范它们的各种规则，使某些实体仅仅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汪民安导演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然而，特定的行动和感觉被科学所对象化的特定方式，会对该行动和感觉的主体造成巨大影响，从而也会对特定的行动和感觉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如果有人因为对同性产生性欲而被视为精神病，那么，这种分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看待自己的方式。被医学专家告知自己的欲望是病态的，将是努力改变该欲望的强大动力。

人们经常发现，福柯将其分析对象限制在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中，因为从关于人的科学中产生的对象和真理对于被研究的主体具有构成性影响。植物学家对植物进行分类的方式对植物“行为”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人类来说，随着科学家想出新的对象、分类和范畴，将会导致相应类型的人，以及相应类型的行动和感觉。划分人群的范畴是跟适合这些范畴的人群同时存在的。这两个过程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动态的互动关系。

于是，各种实践就以复杂而缠绕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现实：它们既构成了知识的对象——比如同性恋，同时人们又根据这种知识而将特定行为和行动的人视为同性恋者。这种循环效应正是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和知识形式创造主体的含义所在。他试图通过其历史研究，来理解和描述不同主体被建构出来的过程：比如，“违法犯罪者”或“同性恋者”的身份是如何作为自然的、科学的分类而浮现出来的。

汪民安导演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对于主体的这种取向等于是对“主体哲学”（philosophies of the subject）的某种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子中，这意味着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明确攻击。主体的优先性在康德的激进思想中得到了有力的表达，他认为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必须符合人类的认知能力。要理解现实的最终结构，我们不能进入和研究世界本身，而只能借助于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这一思想在现象学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他们在法国的追随者萨特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核心观点是，所有哲学探究以及所有科学理论的出发点都是主体的第一人称的、鲜活的体验。哲学的各种抽象理论和客观结构是以某种更为根本的层面为基础的，只有这一层面才能使它们得以可能，这一层面便是主体对于现实的第一人称的体验。

通过聚焦于各种实践，福柯要挑战的正是这种“主体哲学”。他感兴趣的是根本性的但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各种实践、范畴、概念和思想结构，人们正是按照它们来以特定方式进行思考、感知和行动的；他认为，仅仅分析它们使其得以可能的个体体验，是不能揭示出这些体验的历史条件的。比如，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分析被标识为同性恋者的那些人的第一人称体验，来理解同性恋。相反，我们必须研究在该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恐同的权力关系，围绕它而传播的特定文化观点和科学理论，以及惩罚和治疗的各种具体实践。所有这些不同轴心，都构成了一个同性恋者的主观体验，但它们本身都不能以任何透明的方式被揭示出来。

因此，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显然是要重新思考主体问题。主体不是某种自主的、透明的知识来源，而是在由各种社会实践构成的网络中被建构的，而社会实践经常包含着权力关系和社会排斥。福柯将他的研究概括为关于现代主体的谱系学：一种关于人们如何被建构为不同类型的主体的历史——比如作为违法犯罪者、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或者通过这种排斥，而被建构为正常的、健康的人。这样一种历史在根本上与政治斗争有关：当各种压迫性和侮辱性的身份认同被揭露为社会建构的而非自然事实的表达时，就有可能对其提出异议，并最终改变它们。换句话说，“由于这些事物已经被制造出来，那么，只有当我们知晓它们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它们才能被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