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徐宏力：贵州老照片，最早可追溯到1846年

你所知道的贵州老照片有多久？10年？50年？亦或是100年？

答案超乎想象，176年！

1839年，法国美术家、化学家达盖尔发明的银版摄影法在巴黎召开的法国科学学会上发布，短短7年后的1846年，摄影术传到贵州，《清代官绅富人乘坐的交通工具——轿子》《贵阳·相宝山和狮子山下水稻收割》《甲秀楼》等一批记录清末贵州的影像，在这一技术的支持下被拍摄下来。

这些老照片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想要解开这些答案，就要从贵州摄影史学者、摄影师徐宏力说起。

徐宏力出生在战火纷飞的1945年，曾耗时40余年收集了数百幅贵州1846-1912年的老照片，并编撰《贵州摄影史》。从旧社会走向新中国，让因机缘开启收集贵州老照片之旅的徐宏力，得以从百年前的贵州影像与当今影像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中，领会到沧桑巨变的含义。

今年76岁的徐宏力居住在贵阳市花溪区香江花园，原本可以选择舒适的退休生活，但他却为自己规划了一个相当充实的事业，即为自己收集的数百幅贵州百年影像，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采访当天，徐宏力一早便在家中等待记者的到来，虽年过古稀，但当徐老站在记者面前时，却给人以精力充沛、活力十足之感。在接下来长达6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将自己收集贵州老照片的故事向记者娓娓道来。

二人抬轿，轿子不足一人高，形式单薄，制作简单。4顶轿子8名轿夫在照片中面貌轮廓清晰可见，乘轿之人因曝光不足，在画面中隐约呈现。这是《清代官绅富人乘坐交通工具——轿子》的老照片。资料显示，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846年，并以法文标注，具体拍摄地点不详，或为现存拍摄贵州的第一张照片。

贵阳相宝山下，水稻丰收，4名农夫头戴草帽围着四四方方的木桶打谷子，远处的狮子山形象生动。照片中，狮子山、相宝山下是平坦的稻田，山脚下住着几户人家。这张老照片也是1846年拍摄的，照片题为《贵阳·相宝山、狮子山下水稻收割》，呈现了176年前贵阳人收割稻谷的景象。

“九眼照沙洲，长江水倒流。”这是拍摄于1847年清代贵阳八景之一的甲秀楼，照片中远山环抱，南明河水光潋滟，甲秀楼雄立挺拔，水中依稀可辨有几人在游泳。

这是由徐宏力历时40年收集整理的《贵州摄影史》（1846-1912）中的老照片。这些贵州老照片的收集工作肇始于徐宏力对遵义老城老照片的溯源。

“贵州的摄影历史非常悠久，从目前的考证结果来看，贵州的摄影历史在全国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1970年代，悬挂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1935遵义老城旧貌》老照片引起了徐宏力的关注，并由此展开溯源。也正因如此，喜爱摄影的徐宏力对收集贵州历史照片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对贵州摄影历史老照片的关注和研究。

“最开始收集贵州历史老照片，我发现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徐宏力长期工作在贵州文化战线，因此他十分清楚，“要想找到老照片就应该先从相关主管部门展开”。

历史照片大多集中在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公安部门等单位，因此，以此途径展开收集最为有效。基于此，徐宏力跑遍了贵州大大小小的文化场馆，但收集整理后发现：这些照片十分零散且并不齐全，还存在因为长期无人关注，缺乏严格的考证和拍摄作者的认定。

“搞摄影历史研究，就是要见证照片的社会价值，使其充分体现作者的社会功绩和影像的社会影响。”在徐宏力看来，这项工作注定是艰巨的。

除了在贵州省内寻找老照片，徐宏力还在国内可能藏有贵州老照片的博物馆和档案馆展开搜寻工作。

甲秀楼是贵阳著名景点，同时也是摄影术自传到贵州以来广受摄影师关注的景点之一。徐宏力在贵州省档案馆就曾看到过一张贵阳甲秀楼的老照片，这张照片背景是甲秀楼，前景却是一位“大胡子”面孔，细看有些像是外国人。

徐宏力告诉记者，他曾在南京历史博物馆看到过甲秀楼的照片，其中还有一张是贵州人坐轿子的照片。看到这些老照片，既让徐宏力感到兴奋，同时也让他感到迷茫。

为了能够收集更多的资料，1983年至1986年之间，徐宏力因为工作原因，受到法国环境署的邀请，一路从法国游走了包括北欧国家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那个年代难得的出国机会，让徐宏力得以在国外展开搜寻。后来，他还曾自费前往。

“我先后到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罗马等国家，最后还到了中国香港。原以为美国、俄罗斯会有一些留存，但却没有找到与贵州相关的老照片。”徐宏力在国外的收集工作得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很多国际机构的无偿支持，免费提供了许多与贵州相关的老照片。

多年的收集工作让徐宏力的影像资料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支离破碎的线索也让他感到疑惑：这些老照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又是由何人所拍，留有大量影像的那个时代的贵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诸多疑问让徐宏力一时间难以找到揭开谜底的突破口。直到2001年5月25日，由贵阳市对外交流协会主办的一场主题为“漂移的视线”的摄影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幕，才让徐宏力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1982年，一位名叫卡特琳娜的法国人正在学习中文，她的父亲将一些拍摄于中国贵州的明信片送给了自己。照片的拍摄者是100多年前的法国人，姓名已经无从考证。当时这些照片的原件收藏在巴黎宗教博物馆，而卡特琳娜看到的是已在法国出版发行的相册。

1998年，卡特琳娜来到贵州。怀揣着父亲给她的相册，她试图在这片土地上寻找与那些历经百年的影像共通的某些事物。这时，她遇到了长年在贵州拍摄的法国摄影师菲利普·法丹。在三都自治县的一个招待所内，菲利普·法丹见到了卡特琳娜带来的老照片，已在贵州生活10多年的菲利普立马对照片中百年前的贵州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看到这些照片找到了懂得珍惜它的人，卡特琳娜放心地将照片送给了菲利普。当菲利普从卡特琳娜手中接过这几十幅沉甸甸的老照片时，他的第一念头是让这些老照片重见天日，向人们展示百年前的贵州面貌。

菲利普与贵州艺术家陈启基、董重等人是好友，当他把这些关于贵州的老照片呈现在陈启基、董重等人面前时，他们立刻被深深吸引。在陈启基、董重等人的帮助下，他们找到贵阳市对外交流协会，并得到大力支持。在贵阳一批艺术家和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举办了“漂移的视线”摄影展，并把这些图片和菲利普拍摄的照片合在一起，出版摄影集《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为贵州奉献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财富。

“《漂移的视线》所展示的历史老照片，是贵州摄影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徐宏力说，1839年法国达盖尔公布银版摄影术，为人类文明开辟了新的领域，摄影术很快风靡全世界。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中国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被划为通商口岸，吸引了大批的外国商人和外国传教士涌入，同时也将摄影术引入了中国。贵州老照片的发现，正是摄影术最早传入中国、传入贵州的见证。

“贵州老照片的发现，将贵州摄影历史向前推进了50至60年。”《漂移的视线》所展示的老照片，真实地记录了1846年至1925年贵州的状况，它是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少数民族、城乡建设最有说服力的佐证，使人们对于贵州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有了新的客观认识，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人们对贵州边远闭塞、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思维定式。

根据原有文献资料最早的记载，贵州摄影历史的开始应为：1902年至1907年间，日本人类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曾在贵州考察沿途拍摄过大量贵州少数民族、社会风情的照片；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威宁石门坎等地传教；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开业等。

“这批贵州老照片的发现，填补了贵州早期摄影历史1846-1902年的空白。”徐宏力认为，在1839年法国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公布几年之后的1846年，贵州就引入了摄影术，和沿海大城市相比较，贵州摄影历史并不落后，相反，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些贵州老照片的现世，是贵州摄影历史的一项重大发现，填补了贵州早期摄影历史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贵州摄影历史的内容，这对于重新审视、考证、修改和完善贵州近代史和编撰贵州摄影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遗憾的是，这次展览并没未给出具体的拍摄者和拍摄时间。看着收录到书中的50余张拍摄清晰、构图精美的老照片，徐宏力陷入思考。

既然知道是100多年前一位法国人拍下的当时贵州的风土人情，为什么不知道摄影人是谁？这位法国人为什么来中国？什么时候来的贵州？法国宗教博物馆发行的贵州系列明信片到底有多少幅老照片？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迫使徐宏力亟需求证。因为，只有揭开了这段历史，这些老照片才能真正发挥其史学研究价值。

“长期以来，摄影作品不像书画作品那样署名落款，注明拍摄时间，因此照片作者和拍摄时间的考证认定是非常困难的。

”带着诸多疑问，徐宏力开始了长达三四年的研究工作，他对这些照片的作者、时间、地点展开逐一考证。

“我在考证这批老照片的摄影历史时，贵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位精通法语的副主任，为这些明信片上的法文进行翻译。他还向我提供了包括贵州清代教案在内的很多历史资料。”为了更为准确地考证图片信息，徐宏力除了查阅相关资料，还遍访相关学者。一次，有位香港朋友到访贵阳，朋友知道徐宏力在写《贵州摄影史》，于是邀他与香港朋友会面。这次见面，让徐宏力得以和法国外方传教会、博物馆取得了联系。

大量翔实的信息组成了证据链，让这些老照片的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徐宏力找到编码为19的作品为突破口。第19号作品标题为《贵阳·春节闹春（1月24日）》。根据日期标注发现，在这个长达79年的跨度中，1849年的1月24日是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一，拍摄时间由此可以断定。随后，第5号、第7号、第1号等图片纷纷与贵州史志记载相对应，并总结出3个重要节点，分别为：1846年-1853年、1866年-1888年、1904年-1924年。这为接下来的考证和老照片的作者身份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与陈启基、董重等人的采访中，徐宏力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拍摄者是在贵州的法国传教士。

“根据《贵阳市志·宗教志》记载，白斯德望在贵州的时间高度吻合。”资料显示，1846年，白斯德望因貌似中国人，会说汉语，来华传教，经过澳门、重庆等地到达贵州，一待就是8年。在贵州期间，他以摄影的形式记录了贵州1846年至1853年间的情景。在贵阳担任贵州主教期间，白斯德望曾多次前往青岩、镇远、石阡、惠水、安顺等地，这些与老照片所反映的内容和时间完全相符。

“由此断定，1846年至1853年的老照片均为白斯德望拍摄，白斯德望是拍摄贵州的第一人。另外几个时间段的拍摄者也被一一确认。”徐宏力将40余年来收集的老照片编录进《贵州摄影史》（1846-1912），其中还包括贵州辛亥革命的老照片等。

徐宏力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可以断定，卡特琳娜带到贵州来的老照片，应该在150幅左右，目前只收录进《贵州摄影史》（1846-1912）70余张，由于历史久远，许多照片或许已经遗失，或许仍被有心人收藏，不得而知。

“176年前的照片资料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徐宏力表示，他考证了很多，有些有结果，有些没有结果，但因为年龄大了，精力有限，只能做到这里了，更多贵州摄影历史的故事，等待着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挖掘整理。

徐宏力，1945年11月19日生，江苏常州市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贵州省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贵州大学客座教授，高级摄影技师。中国环境摄影协会副会长、贵州省摄影家协会原副主席、贵州省科技摄影协会副理事长。贵州省人民政府文艺奖摄影评委，贵州摄影“终身成就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