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蒙元王朝，政府重商，商业流通发达。但这个王朝的商业里，又是始终贯穿了不和谐的音调。当不谐和的音调逐渐高涨，最终演为商业的主旋律之后，王朝的经济也就走上了崩溃的歧路。
元史学家翁独健
斡脱（Ortog）商人，即西域色目商人。翁独健先生1941年发表《斡脱杂考》,首次考定，除少数情况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是享有特殊权力的商人团体。
商人做生意，是职业所在，也是社会和民生之所必需。但在蒙元帝国，斡脱商人是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大蒙古国1252年设立专门机构，派大臣掌管斡脱事。《元史》记载，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立诸位斡脱总管府”，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丁酉，立斡脱所”，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立斡脱总管府”。《元典章》记载，涿州有“斡脱局”。这些机构设置，主要的作用是保护斡脱的经商运营。
青年翁独健
受到帝国特殊政策保护的斡脱商人，他们有相当大的业务是替蒙元贵族放债，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还有一项业务是替皇室贵族购取珍异珠宝，以此营利。皇室贵族透支买了斡脱商人收购来的珍异珠宝，无力付钱，就以市舶番货或盐引来支付，斡脱商人因此坐享国际贸易或官营盐业的收成。
斡脱商人运营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由蒙元贵族和斡脱商人分成，进不了国家财政系统。《元典章·户部·钱债》就把“斡脱钱”（即斡脱商人发放的高利贷）与“私债”并列。
《元典章》内文
斡脱商人原先属于私商，但在帝国建立掌管机构、制定政策给予保护之下，这个特殊的商人群体，私商而兼有“官商”，挟“公权”而牟私利。政治特权有恃无恐，以权力作后盾的经商，斡脱商人的运营，往往也就为祸甚巨。
斡脱商人放贷的高利贷，借贷利息高昂，且利滚利计算，被称为羊羔儿息。元人王恽《史天泽家传》里说，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遇蝗灾，被迫借斡脱的高利贷钱来交纳贡赋，连本带利银子达一万三千余锭。元成宗时，扎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追讨高利贷，牵连一百四十多民户遭到祸害。《史集》记载：汉地大名府，居民诉苦，高利贷利滚利，债主逼讨，还不起，以至贫困。宋末元初方回《听航船歌》里写道：“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说的正是高利贷祸害下的民生窘困。“在一百几十本现存的元杂剧作品中，作为重要情节或在剧中提到的竟达十七种之多”，这恐怕也说明了高利贷在元代社会的普遍流行和为祸之巨（参见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
耶律楚材
斡脱商人做的另一个重要的“商业项目”是扑买课税，即向国家定额承包某地或某项产业的税收。斡脱商人承包下了税收，然后再以远高于承包的数目进行课征。例如蒙古帝国太宗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于1230年定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此后逐年增长，1238年为一百一十万两。1239年斡脱商人奥都剌合蛮，以二百二十万两的税额包下中原课税的征收权。耶律楚材劝阻窝阔台，说这样做“为害甚大”。但窝阔台只看到这大宗银两的立等可取，根本不管斡脱商人高额包税制后的更大数额的征课，没有听从楚材的劝阻。各种名目的征税权，一些地方的征税权，就这样落入了斡脱商人的手里。《元史》卷一百五十七的刘秉忠传里因此有“民无所措手足”这样的话，民不聊生也就注定了。
所以蒙元史学家萧启庆教授把斡脱商人依靠权力而作的商业运营，视作对正常商业发展的干扰，是“蒙元统治对经济发展不利之处”。在19世纪，马克思《资本论》论及亚洲的高利贷就说过：“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
一面是依仗政治权力为所欲为的斡脱商人，另一面是缺少法律法规保护的普通商人中小商人“行路难”。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书说：“数年以来，所在商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这份诏书里说的“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的“商贾”，就是普通商人中小商人，他们受到斡脱商人集团的欺行霸市，所以“不敢往来”。这个结果就是直接导致了物价“涌贵”。这一条资料，也可以用来说明斡脱商人以及这样的“商业生态”，对元朝商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蒙元帝国时代，商业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海内外通商繁荣，但不谐和音始终存在。虽然元代的商业出现了新的因素，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上册里说，元代的湖州、钱塘、福建的一些商人，他们商业资本的投向发生了积极的转化，有些还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产业资本。但这些零零星星的个例，终于没能演化成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燎原之火——皇权制度下的重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元典章》书影
自14世纪初起，“地震，洪水，长期的异常气候。欧亚全境皆覆盖在黑暗的阴影中。”接着公元1346年（元顺帝至正六年）开始，“黑死病侵袭埃及、叙利亚、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西欧，将国家与社会逼上绝路。在同一时期，中国黄河大泛滥，疾病侵袭华北与华中。”这个“世界性天灾”持续长达70年。武宗（公元1308年建元）以后历代蒙元帝国的皇帝及其政府，“苦于这个无比异常的连年天灾”，“在中国本土，以省为单位持续出现十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受难者。” 朝廷的紧急对策会议日常化，从皇帝到大臣为自身的不德招来不寻常的灾难而向天地与万民谢罪，下罪己诏，但这“并不能抑制天地的呼鸣和咆哮。”（参见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商业中的不和谐音终于演变成了摧毁商业文明的主旋律，国民被高利贷，被包税所耗干；民穷了，国家财政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国家财政失去了来源，渐被耗干，也就拿不出钱粮救济民生。国家有钱，能不能施救民生还可能两说，但若是没钱则无论如何不可能实施荒政了。国穷民疲，荒政废弛，四处民变和暴动，元王朝走入了制约中国历代兴亡的怪圈。元朝短命，九十而亡。斡脱商人不是促元王朝夭寿的唯一原因，但确是致元速亡的为中国古代其他若干大一统王朝所无的特别原因。
2022年1月26日，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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