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日，约14000人来到首尔延世大学观看桑德尔的演讲 图/受访者提供
1971年，洛杉矶西部帕利塞德区，18岁的迈克尔捧着一个饰有漂亮蝴蝶结的白色礼盒，走向一栋位于悬崖的豪华住宅。
他长着一头深色卷发、身材纤细，是帕利塞德高中的学生、校学生会主席、辩论队的辩手。白色礼盒里装着一袋6磅重的软心果汁糖,还有一封邀请信——邀请时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来他就读的中学参加一场公共辩论。
在州长住宅的私家车道入口处，他看到一个岗哨，州警们牵着几头大型德国牧羊犬来回走动。当时正是越战时期，美国西海岸成为反越战运动的大本营。里根是公开支持越战的强硬分子，因此经常成为反战大学生们抗议、袭击的对象。
州警们狐疑地打量着这个面孔稚嫩、身体明显还未完全长成的男孩，盘问他的身份和来意，反复检查礼盒，把里头的糖果袋上下左右来回按压。确认没什么问题后，终于给他放行。
迈克尔走向大门、按了门铃，彬彬有礼地介绍了自己的来意，留下了那个已被蹂躏得变了形的白色礼盒。
几天后，帕利塞德高中接到一个来自州长办公室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们，里根州长决定接受邀请来参加公共辩论，和中学生们就一些彼此有分歧的问题进行交流对话。唯一的条件是，事先不得对外公布这一消息——因为他们担心附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激进大学生会跑到现场丢鸡蛋、砸西红柿。
少年迈克尔美梦成真了！
想打败未来总统的少年
邀请里根州长来中学参加公开辩论的念头，源自迈克尔·桑德尔当时对时政和辩论的狂热。当时，他是学校里很厉害的辩手，对自己的观点和辩论技巧非常自信。
州长里根一家也住在帕利塞德区，他当时是来自共和党右翼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而迈克尔和帕利塞德高中的学生几乎清一色持左翼立场，和他们的州长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观点迥异：从越战，到联合国，到年满18岁是否应该拥有选举权等等。
“我当时很确信自己能够把他辩倒、说服。”他大胆地给州长办公室寄去了一封邀请信，大意说——他所在社区的中学生们在很多问题上和他有观点分歧，现在有一个公开辩论的机会，他们很荣幸能聆听他的想法和意见，和他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信件寄出后，石沉大海。
一天，迈克尔的母亲在阅读杂志时，读到一则报道说里根州长爱吃软心果汁糖。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立刻跑到糖果店去买了一袋6磅的软心果汁糖，把它装进一个白色礼盒，打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之后的故事就像开头那样发生了。在预定公开辩论的日子，里根如期而至，出现在帕利塞德高中的礼堂里。在2300多名高中生面前，迈克尔和未来的白宫主人展开了观点交锋。
迈克尔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向对手抛出了精心准备的“炸弹”。然而，他发现自己一点都没伤到里根，甚至连“拳击手套都没碰到他”。对他抛出的每一个咄咄逼人的问题，里根都以一种优雅、带着轻松幽默感和富有条理的方式回应。辩论进展到开放现场提问的环节，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尽管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和州长观点不同的，但是，里根对每一个问题都以一种令人吃惊的、令对手迅速瓦解武装的方式给予了回应。
一个18岁的高中生挑战了未来的白宫主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鹰派、一个即将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
对这位未来的哲学家而言，这将是他人生诸多高光时刻的一个序幕。
故乡明州的公民传统
中学期间，迈克尔·桑德尔是一个内敛、同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他是学校的优等生，热衷参加校内公职竞选，喜欢辩论，担任过班委会主席、学生会主席。他后来把始于少年时期的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关切，归因于故乡明尼阿波利斯公民传统的潜移默化。
1953年，迈克尔出生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犹太裔家庭，在该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郊区的霍普金斯长大。采访中，他向我总结如何保持谦卑的秘诀之一：数算自己的幸运，其中一条是“从小家境优越”。而来自家庭的信仰传统，则为这颗年轻的心灵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框架。
明尼苏达州是北美新大陆最早的殖民拓荒地之一，长久以来就有着对政治“古怪而活跃”的热情。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美国大选，明州选民的投票率高达77.3%，居全美第一。作为该州政治文化中心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着浓厚的公民参与传统，曾出过一大批活跃于美国政坛和公共生活、同时又特立独行的标杆人物。
1971年，18岁的桑德尔和里根辩论 图/受访者提供
小迈克尔喜欢打棒球，是社区少年棒球队的成员，他很享受场上场下和伙伴、邻居、市民们一起为球队的精彩表现合力欢呼的时光。因此，他从小就自觉是社区核心成员的一份子。这后来成为他哲学思想的底色——强调和社群、共同体的连接，认为“共同的善”（common good）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桑德尔13岁时，他们一家搬到了西海岸的洛杉矶市。这是一个繁华喧闹、人来人往、流动频繁的大都市，被迈克尔后来描述为文化上是“个人原子化的，无根的”，迥异于明尼阿波利斯。但在当时，这个13岁孩子的最大悲伤是，从此他得在远处支持他心爱的家乡棒球队——明尼阿波利斯双子队。
桑德尔一家住在洛杉矶西部的帕利塞德区，这里面向太平洋，风景宜人，自1920年起就是著名的富人区，许多医生、律师、企业家、政要和社会名流都选择定居于此。迈克尔先后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帕利塞德初中和高中。
在精英子弟云集的帕利塞德高中，校方奉行“优绩至上”的教学理念，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紧密跟踪，并进行分类。AP课程班（类似中国的快班或跳级班, 学生修高级课程，可取得大学同等程度课程的学分）的孩子们大部分时间被安排在一起上课。同学间竞争之激烈，后来被桑德尔描述为“已经到了不太健康、不太可取的地步”，成为他多年后批判“优绩的暴政”、揭示它给输赢双方带来的伤害的动因之一。
中学期间，迈克尔发现自己对政治和历史很感兴趣。从帕利塞德高中毕业后，他去了东海岸的布兰迪斯大学主修政治学。布兰迪斯大学是一所以人文学科为特色的小型研究型大学，有犹太裔背景，是波士顿地区五大名校之一，尤以其本科生教育为特色。
一个实习记者的巅峰体验
在布兰迪斯大学，桑德尔过得非常愉快。学校实行小班制授课，学生因此和教师有大量的交流、探讨机会。他主要学习政治制度、历史、经济和其他人文学科。他的本科论文写的是美国政党的衰弱。
此时，哲学的魅力对年轻的迈克尔还没有显现。大一时，他选修了一门政治理论课，老师们开出一张长长的、关于过往著名思想家著作的书单，包括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等。这些书让他感到乏味、晦涩、抽象，离他感兴趣的话题非常遥远。“所以我当时认为政治哲学不适合我，我对具体的、现实性的东西兴趣更大。”
而现实中的政治活动，大概没有比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总统大选让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更兴奋的事了。
2012年，桑德尔在英国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演讲 图/受访者提供
大一时，桑德尔就担任了大学广播电台的负责人。电台的频道信号很糟糕，但它给了这个年轻人一张媒体采访证。凭着这张采访证，他开始以记者身份大摇大摆地去体验自己当时最感兴趣的政治热点事件——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1974年，大三结束的那年暑假，桑德尔向所有他能想得到的报纸都投了实习申请。最后，休斯顿的一家报纸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华盛顿分社的实习机会。这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机会——那年夏天，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对尼克松弹劾案举行听证会！
更幸运的是，该报的华盛顿分社规模比较小，大概只有五名记者，人手颇为紧张。这使得这位实习生也能够坐在国会旁听弹劾听证会，出入最高法院举办的听证会现场。
此时，一枚重磅定时炸弹爆炸了。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掌握了一个新的情况：尼克松从1971年年初起，为记录与手下的谈话和电话内容，下令在白宫办公室里安装窃听系统。他自己还保留着这些对话录音。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发出传票，要求总统交出这部分录音。最高法院不得不对尼克松是否必须交出这些录音带作出裁决。
当时，全美几乎所有媒体都涌到了华盛顿的国会山上，大多数媒体不得不每两家分享一个听证会的席位。桑德尔不得不每半个小时和一家底特律报纸的记者轮换上场，然后赶回报社发事件进展的最新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期间，委员会开始逐步对外公布这些作为证据的录音内容，一次公布两到四卷，共有几十卷。这些都是十分关键的事实证据，透露了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什么话、总统本人到底对支付给窃听案参与者的封口费知道多少等等关键信息。
桑德尔于是自告奋勇地提出可以为报社整理、筛选这些录音文件里的重要信息。每天，他到国会山去领取属于他所在报社的那份材料，从一大堆材料中搜寻新的猛料。
随着8月迫近，桑德尔开始担心自己来不及全程旁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展开、发展和收尾，就得赶回学校上课。
1974年8月8日晚，尼克松面向全美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与此同时，他的副总统福特在国会参众两院面前宣誓就任总统。
站在众议院的走廊里，桑德尔亲眼旁观了福特宣誓就任总统的过程。在8月底赶回波士顿前，他终于给自己报道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桑德尔回到校园，上课、读书、写毕业论文。
一天，他的一位教授忽然对这个看起来很能折腾的年轻人建议说：罗德奖学金的申请日期马上要截止了，“你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下呢？”
由英国政治家、商人塞西尔·罗德于1903年创设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是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国际奖学金项目之一，有“全球青年诺贝尔奖”的美誉。每年，该奖学金委员会从全球选拔一百多位罗德学者，资助他们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迄今，罗德学者中已产生了四十多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三十多位著名军事家和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他被幸运地选中。
最终，和政治哲学坠入爱河
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桑德尔开始有了自己核心的关切——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学期，他开始做一个福利经济学课题，想以一篇论文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把对平等的关切放入社会福利机制里。同时，他还选修了一门哲学辅导课，目的是为他所关注的具体、现实的问题搭建起一个理论框架。
他的经济学导师对他提出的构想颇为赞许，认为可以发展成一篇有创见的博士论文。但对他指导最多、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哲学教授Alan Montefiore却说：“不，如果你真的对公平问题感兴趣，你必须读康德，你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哲学。”
1975年12月，桑德尔在牛津的第一个长达六周的假期到来。他和一帮研究生一起到西班牙南部研读休假。和他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两人想合作把这篇福利经济学小论文发展为一篇文章。此外，桑德尔还随身带了四本哲学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汉娜·阿伦特的《人类的境况》、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当时，有“绿魔”之称的《正义论》出版到第四年，它从哈佛大学发端，随后风靡整个西方思想学术界，成为当时政治哲学界最轰动的巨作。罗尔斯的哈佛同事罗伯特·诺齐克随后写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从古典的、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罗尔斯对平等的“过分偏爱”，成为当时对《正义论》的一个主要回应。
在西班牙南部的晚上，桑德尔和朋友一起研讨、修改那篇“很有前途”的经济学小论文。早上，那位喜欢通宵达旦读书工作的朋友呼呼大睡时，他就自己一个人读哲学书。
休假结束回到校园，他终于听从Alan Montefiore的建议，选了康德哲学的指导课，接着是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早期马克思、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宾诺莎的课程。他发现自己逐渐沦陷，彻底爱上了哲学，“再也没有办法逃避”了。
桑德尔后来回忆说，他从一开始投身政治哲学，就并非纯粹出于对抽象哲学的热忱。至于最后如何陷入爱河，“只是当我开始看到了它们是如何触及到我所关心的那些问题”，“我意识到只有通过学习哲学，我才能够真正通往这些问题。”——那就是公平、正义和“共同的善”（common good）。
牛津期间，对年轻的桑德尔思想影响最深远的，是加拿大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
查尔斯·泰勒是晚近西方特别是英美道德哲学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社群主义的主将，1970年代以来，以其对黑格尔哲学的再解读、对原子主义式的消极自由的批评、对社群价值的强调、对西方文化中自我认同观念发展的梳理、对承认的政治的研究以及对文化多元论的论证，强烈地影响着西方思想界。
在泰勒的指导下，桑德尔继续系统地学习政治哲学，在第四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是一篇对从康德发端、由罗尔斯发展成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1982年，他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发展，出版了他个人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
该书问世后，可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它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度和理论震荡。这位年轻的博士在当代政治哲学界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一位青年学者甚至以“出道即巅峰”来形容桑德尔的成功。
正义，权利，共同的善，还是美德？
政治哲学有三个重要问题：政府应该存在么？若政府应该存在，一个美好的政府应该如何组成？若一个美好的政府应由民主组成，这个社会应该如何运作，或具备什么指导原则？
对于第三个问题，从1980年代到1990年，西方政治哲学界最主要的争论之一发生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作为人与人的关系基础，作为考虑政治、社会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应该是正义，是共同的善（common good）,还是美德?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被公认为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一次巨大贡献和突破。而桑德尔的《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则被认为是社群主义群体批判罗尔斯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1971年，50岁的哈佛政治哲学教授罗尔斯完成了他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正义论》。这本绿封皮、厚达六百多页的书一经出版，立即风靡哈佛校园，被赞誉为复兴西方政治哲学的扛鼎之作。当时，罗伯特·诺齐克预言说：“从今以后，政治哲学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内做，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
之后发生的一切，百分之百印证了诺齐克的预言——此后整整半个世纪，在思潮涌动、群星璀璨的全球思想学术界，无论是诺齐克、法学大家罗纳德·德沃金，还是以“公共交往理论”扬名天下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一干重量级思想人物，都紧紧围绕着罗尔斯的议题展开讨论，提出质疑和挑战。而桑德尔对罗尔斯发起的批判被认为是社群主义阵营对《正义论》的最重要、最尖锐的回应。
可以说，桑德尔的主要学术思想是紧紧围绕着罗尔斯的“正义论”展开的。凡是上过哈佛公开课《正义》，或是读过桑德尔面向公众的政治哲学普及书《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精英的傲慢》的，都会听到这个被他频频提起的名字。
罗尔斯的《正义论》立论宏大、思想深邃、论证严密，而桑德尔的批判论证过程也极为精妙和复杂。接受采访时，多位政治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都坦承：研读这两本著作颇为吃力，至今都没有十足把握说自己真的把两位“大神”的思想给消化了。
简单地说，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核心理论想解决一个问题：在一个像美国或者大多数西方国家这样的多元社会里，当人们对何为“美好生活”有不同看法时，宪法或者法律就不应该对“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某个特定观念进行描述。在寻求建立一个公正社会时，人们应该寻找这样一个权利（right）框架——它对人们持有的特定道德和精神信仰是保持中立的。
罗尔斯创造性地提出“无知之幕”的方法论，以解决人们应该如何思考并达成正义原则。他主张人们应当通过想象自己站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不知道自己具体是谁，强壮或弱小，健康或有疾，富裕或贫穷，不知道自己的种族、宗教信仰以及性别，对“善”持何种观念，有怎样的价值排序。在这样的处境下，人们会选择怎样一套原则来治理我们的共同生活？
“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正义，是尊重每一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体，有能力选择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不受由历史、传统或者所继承地位带来的身份的界定或影响。这是罗尔斯非常强有力的理论。”桑德尔指出。
在1980年的成名作里，年轻的桑德尔提出的批判是：尽管罗尔斯的雄心可以理解，但要在对定义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的众多竞争性观念中完全保持中立，然后得出正义（justice）和权利(right)的原则，是不可能的。
桑德尔后来如此描述自己的核心观点：在人们进入“公共广场”就正义和权利的意义进行辩论时，如果要求他们应该先把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道德和宗教忠诚这些个人信念都遮蔽掉，就会失去某种关乎伦理、公民性的重要东西。“所以，我提出：当我们作为公民在一起对正义和权利的意义进行推理、思考时，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伦理、精神方面的传统、信仰、观念搁置在一边。 相反地，我们应该利用它们，使用这些伴随着我们的对‘美好生活’的观念。”
桑德尔认为罗尔斯把个人的个体性和权利放到了不恰当的优先地位，忽视了人的集体性和共同性。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孤零零的人，他们惟一追求和考虑的就是自己的权利。他论证说，罗尔斯把权利(right)置于“善”(good)之前，预设了一种对于人性和自我的形而上学观点，也就是说，在罗尔斯的眼里，人是脱离环境没有经验特征的存在物，一心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只从个人角度考虑“什么是我的”，毫不关心“我是什么”。
这是一种和罗尔斯针锋相对的主张，他主张用 “共同善（common good）的政治学”代替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权利政治学”。
2011年，桑德尔在复旦大学演讲 图/受访者提供
以谦逊美德著称的罗尔斯留意到了这位后辈对他发起的尖锐的攻击。在1993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中，他对自己的“正义论”做了进一步修正和发展，对包括桑德尔在内的一些重要批评意见进行深思熟虑后的回应。他修改了自己立论的哲学基础，承认了“多元的善”，而非《正义论》里“同质的善”，并且提出“交叠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观点，即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们在政治公正方面分享一致看法的那一个共同部分。但他仍然坚持权利（right）优先于“善”（good）的原则。
因为对“共同的善”（common good）、对社群的责任和义务的强调，桑德尔常被人们归入“社群主义”阵营。这一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他牛津时期的导师查尔斯·泰勒、迈克尔 ·沃尔泽 (Michael Walzer)、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阿米泰·爱兹安尼 (Amitai Etzioni)。但桑德尔本人对“社群主义”的标签一直有所保留。他后来解释说，这个标签暗示当一个社群的多数人认为什么是正义，正义的定义就是什么。这会导向纯粹的多数主义。他以实行种族隔离制时期的美国南方为例，当时这个社群的大部分人认同种族隔离制度的观念，但这并不能使这一观念“正当化”。
“所谓正义，是必须有能力对现有通行的做法和观念进行批判，它不应该去维护任何一种价值观，只因为它正好某个时候在一个社群占主导地位。那是我拒绝‘社群主义’标签的原因。”
2009年，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博士的朱慧玲到哈佛大学访学，她当时正在以桑德尔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主题做博士论文，与桑德尔相约见面讨论。第一次见面时，她说更应该把他的思想定位于“公民共和主义”，即一种强调自治、公共参与和公民德性的政治哲学。
“他当时眼睛一亮，问我说你真的这么认为么。我非常赞同你这个说法。”朱慧玲笑着说。此后，她两周一次到桑德尔的办公室和他讨论问题、进行学术对话，逐渐和桑德尔一家建立起非常密切的联系，后来在桑德尔的推荐下翻译了他的多本著作，还于2015年底担任了《公正》公开课中国区的主持人。
1982年，获得剑桥哲学博士学位的桑德尔回到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政治哲学。那时，一个完全无哈佛背景的年轻学者拿到哈佛大学的教职是非常少见的。他能获得这一教职，正是凭着他那本批判罗尔斯的成名作。
在这座顶尖学术殿堂里，这位年轻讲师的办公桌被安排在Littauer中心的地下室里。
一天，地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桑德尔拿起话筒，电话那头有个声音说：“是迈克尔·桑德尔么？”桑德尔说：“是的。您是？”对方回答说：“我是约翰·罗尔斯，R- A- W- L- S，好像怕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然后他说他得知我已经到哈佛了，所以打电话来看看我是否愿意和他共进午餐。”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他自始至终对我非常慷慨周到，尽管我批判了他的理论。“桑德尔后来回忆道。
桑德尔在哈佛大 学的《公正》课 图/受访者提供
“桑德斯剧场的苏格拉底”
桑德斯剧场大概是全球最广为人知的哈佛场馆——通过网络，数千万从未有机会到访哈佛校园的学习者仿佛置身于剧场，和年轻、骄傲的哈佛学子在“正义课”一起学习、思考，同时接受来自桑德尔的苏格拉底式发问和挑战。
它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剧院之一，以其独有的设计风格和声学条件闻名，拥有1166个席位，整座剧院呈半圆形，保持了观众与舞台之间的亲密性。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许多学术泰斗、国际政要和文学巨匠都曾踏上桑德斯剧院的舞台，包括温斯顿·丘吉尔、西奥多·罗斯福、马丁·路德·金等。
1990年代中期，桑德尔在桑德斯剧场开讲“正义课”。这是一门面向本科生的政治哲学导论课。“正义课”后来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热门、影响力最大的本科生课程之一，注册人数之多创下了哈佛的历史纪录，桑德尔也因此获得哈佛大学“卓越教学奖”。
在课堂上，桑德尔开创性地革新了教学法：通过设置火车撞车和救人、器官移植、代孕等一系列道德选择困境，他采取苏格拉底式的发问，挑战、引导学生参与公共对话和辩论，进而令他们反思自己的选择背后的价值和信念，由此带领他们通往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康德、边沁、洛克、罗尔斯等哲学大家的思想。
对于自己独特的教学法，桑德尔解释：“我总是想把哲学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作为一种启发、理解我们所遭遇的争论和困境的方式，无论是在政治生活里，还是来自我们每一天的具体生活。把哲学和真实世界相关联的兴趣，促使我在教学中不采取自己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方式，而是在授课过程中把问题、挑衅、挑战抛向学生，邀请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自己来作出回应。”
桑德尔认为，一旦学生对他们生活的伦理维度有了批判性意识后，他们就和过去不一样了。“这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职业或事业方向，但它指向生活、世界的方向。如果课程掌握得好，学生看待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位置会和过去不再一样。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追求什么，他们对道德、公民性的可能性和困境会有觉察，而在过去他们也许是忽略了。”
把世界变成“桑德尔的全球公共辩论广场”
在全球范围内，桑德尔是最早使用新技术把哲学推广到象牙塔之外的先锋人物。
2008年左右，他和哈佛大学、美国公共电视台（PBC）合作，剪辑、制作了他在桑德斯剧场教授《正义》课的现场录制片，在全美播出，把顶尖名校的热门课堂向公众开放。2009年9月4日，他把一共12集的《正义》上线，向全球所有人免费开放，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门网上公开课。
《正义》公开课随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扩散。在桑德尔的引导下，有趣的道德困境选择、新奇的苏格拉底式发问，以及对不假思索的选择背后的价值、观念和哲学观的反思，吸引了包括我和我身边几乎所有同学朋友在内的全球各地高校学生观看、学习。据哈佛大学提供的统计数据，全球共有几千万人次观看了这一课程。
在采访中，桑德尔向我回忆：《正义》公开课最初只是一个实验，因为那时网络公开课还没有流行起来。“我们做这个实验的出发点，是想看看能否用新技术把哈佛的课堂对社会开放，这样世界各地的学生，不只是学生，任何地方的公众，只要他有电脑和手机，就能看到我们在哈佛课堂上对伦理困境的学习和讨论。”
“我当初的愿望是学习的机会不只属于拥有特权的少数人，它也应该是一种‘公共的善’（public common），而不是一种私人特权。最初，我估计大概会有几百人有兴趣。所以，当全球有几千万人观看哲学课时，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大为震惊。这验证了我们当初的愿望是正确的。”
这也为桑德尔打开了一扇接一扇把哲学带向公共空间的华丽大门。
之后，他和英国BBC共同制作了“公共哲学家”系列。在这一专题中，他主持探讨全球热点新闻事件背后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其中一期是探讨针对女性的暴力，事由是印度新德里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强奸事件。在英国议会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宫，他主持了一场公众和国会议员之间就民主问题的辩论。在巴西，他领导了一场关于腐败和日常生活伦理的公共辩论，收看的电视受众高达1900万。在日本，他和NHK电视台合作，召聚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学生一起讨论历史性过错的道德责任问题。
2016年起，他和BBC合作第二个新项目，采用实时图像连接技术实现全球公共讨论。在这个名为“全球哲学家”的项目中，桑德尔领导、主持当下最棘手的有关移民和国界线、气候变化、成功的伦理因素等话题的全球公共讨论，“到场”的参与者来自三十多个不同国家。
这位哈佛明星教授最终走出了桑德斯剧场，把世界变成他的“全球公共辩论广场”。
在过去十多年间，他在全球范围内旅行、演讲、主持各种公共对话。在首尔的一个露天体育场，他面对14000名听众演讲。在东京，有关他的演讲入场券在黑市被炒到500美元的高价——略显讽刺的是，这正是他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和相关讲座中所批判的。
他也多次到访中国，每到一所高校，会场密密麻麻涌动着年轻粉丝，还有黑压压的人群拥堵在门口和窗台，被一家英文报纸描述为“通常只有好莱坞明星和 NBA 球员才能享有的受欢迎度”。
在2016年接受哈佛校园刊物的采访中，桑德尔说自己在计划把研究、教学和新技术综合运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公共讨论，为超越国界、跨越文化的公民教育和公众对话搭建平台。“我想能有机会使用技术来创建真正的全球公民教育是激动人心的，为哈佛学生，也为其他任何地方的学生和学习者，无论他们人在哪里，生活在何处。”
桑德尔会如何解释自己在全球范围如此持久的摇滚明星般的影响力呢？
他说自己真正看到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着的巨大饥渴，从美国到欧洲，从南美到东亚。
“（人们）渴望参与关乎伦理、精神领域问题的理性公众辩论。在很多地方，这反映了公共讨论的某种空白，也反映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教育体系严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被动性的学习。”而他的这种授课和鼓励公共对话、讨论的方式显得很新奇，“它在东亚显得很新奇，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居然也很新奇。今天在美国，公共讨论要么是狭隘的技术官僚层面的谈话，要么是电台谈话节目、有线台电视上那些叫嚷比赛，国会里上演的党派之间互丢食物大战。
“人们想让政治是关乎真正重要的事，包括伦理性的、精神层面的问题。人们想让公共生活比政治党派、被收视率驱动的商业媒体所能提供的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一些哲学专业论坛，也有几位年轻学人对桑德尔在学术生涯中后期没有延续他《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民主的不满》所达到的理论与学术高峰有微词，认为他浪费太多时间去当明星学者了。
这似乎只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学院派知识分子要不要介入世界？以及，以何种方式介入世界？毕竟，政治哲学本来就是一门实践哲学——从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到近世的洛克等人，他们在个人著书立说之外，指导君主、培养弟子、和城邦公民们在广场上辩论，甚至直接参与政治行动。
参考资料：哈佛官方网页，《哈佛公报》（The Harvard Gaz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