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我们“共同的善”——对话迈克尔·桑德尔

图/视觉中国

2016年特朗普上台，美国民粹主义强势抬头，社会政治极化进一步恶化。四年后的2020年，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但仍收获不少于50%的民众支持率，随后发生的国会山暴乱，让美国社会撕裂的伤口暴露无遗。

在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背景下，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于2020年底推出新作《优绩的暴政》（2021年中信出版社引进，中译本书名为《精英的傲慢》）。

他从公平、正义、尊严等政治、道德哲学角度出发，对美国当下的社会撕裂作出剖析和解读。他指出：近四十年来，美国社会压倒性的“优绩至上”原则造成了一种“暴政”，它使得社会严重分化；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赢家、输家之间鸿沟加大，正义遭背弃，工作丧失了尊严，来自工人群体的愤怒被点燃，民粹主义强势抬头。

精英大学的通路，是这种优绩制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为了能够挤入顶尖大学、常春藤名校的大门，美国的青少年们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和精神压力，不同的家庭背景也使得教育机会严重不公平，2019年美国“高校招生舞弊丑闻”的曝出成为这一极丑陋现象的注脚。“文凭主义”和优绩制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来，个人靠自己赚取一切，现实的境遇都是你自己行为的后果。

桑德尔称之为“优绩的暴政”，傲慢的赢家也与被剥夺了尊严的输家一同受伤。他呼唤人们反思对成功的态度，重拾谦卑的美德，担负起对他人、共同体的义务和责任。

在给桑德尔发去的采访提纲里，本刊记者写了一串长长的问题和背景介绍，谈到了与此相关的当下中国热点：“鸡娃”、“内卷”、天价学区房现象、“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以及官方自2021年6月推行的中小学“双减”政策，对校内家庭作业、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

这些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让他极为关切。在视频采访交流中，我们得出一致结论——尽管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上迥异，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却有着惊人的近似性，人们有着相同的焦虑和困惑：

激烈的高等教育的竞争，城市中产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白热化竞夺，市场的逻辑“入侵”社会的许多领域，崇尚个人奋斗以实现阶层跃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焦灼感。

以下是本刊记者对桑德尔的专访。

桑：我认为你的观察是对的，中国青少年所承受的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我所担忧的以及在《精英的傲慢》一书里写到的美国青少年是一样的。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注意到我的学生们中间、那些成功进入哈佛大学的年轻人的问题。他们当然是很优秀的学生，他们当然在高中和更早阶段就非常努力地学习。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他们的老师、父母高压下的受害者。

你提到的中国现象和美国非常相似。在高考竞争中，那些胜出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城市家庭的比例要高得多。在城市的家庭中，孩子们很小就被推进了“军备竞争”，父母投入了大量的辅导时间，为他们请特别的针对辅导，所以有更大的获胜可能性。美国也是这样的。尽管大学招生程序的设置本意是为了某种智力筛选，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具有更多的优势。在美国，长春藤名校超过2/3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在普林斯顿和耶鲁，来自全美财富排名前1%家庭的学生，要比收入居全美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随着美国财富差距鸿沟的加大，这些经济上的不平等也使得大学入学机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在中国和美国，青少年所承受的已经不仅仅是大学入学竞争的压力，它也反映了某种社会不平等。我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在美国，家境富裕的学生是如何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名校招生录取中更具有优势的。

我看到中国官方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双减”政策，包括限制学校布置作业的数量，尤其是在更早的小学、初中阶段。这样，孩子们可以有一个更平衡的生活，而不是全部时间都花在学习上、缺少足够的睡眠。他们能有更多出去玩耍的时间，参加体育活动，学习乐器，作为一个人完整地成长。“双减”政策的另一内容是严格规范营利性的校外教辅机构，这应该是一种为高考建立更大机会公平的努力。在我看来，让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是一件好事；规范营利性的校外教辅机构，给那些成长背景处于劣势的青少年提供更大的机会，我认为也是很好的。

但是，我认为仅靠“双减”政策，对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不够的。美国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相似，真正的问题在于精英大学入学竞争带来的压力——因为一个孩子个人的未来、职业前景如此依赖于他能否在高考中表现出色、能否进入顶级名校。

因此，我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让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成为我们在社会中获取成功的最主要通道？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除非我们做出改变，除非找到提供机会的更多路径，给那些没能进入顶级高校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除非我们找到给每一个人实现职业发展和工作机会（的办法），否则这种高强度的压力、强竞争的体系将继续下去。

桑：我们今天的、现代版的“优绩至上”的原则，和古代儒家的精英传统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传统儒家理念里的精英政治，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金钱，它主要是关于公共治理，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有治理责任的公职官员——他要根据“社会的善”（social good）来治理，维持社会和谐，培养“民”的个性，提供某种道德教化。这是传统儒家对精英政治的理念。

今天，我们谈论精英政治、优绩制，谈论我们所见到的傲慢，经常会想到的是那些华尔街金融家、对冲基金经理、科技创业家，他们赚了几十亿的财富。然后，我们争论他们是否配得这些市场所赋予他们的巨大财富。所以，现代版的优绩制是根据市场价值、根据金钱来定义的“优绩”。这跟传统儒家对“优绩”的理念非常不同，儒家的“优绩”是关于公共治理、德性培养，是关于寻求“共同的善”（common good），塑造有美德的“民”， 而不是关于赚钱。传统儒家对精英政治的理念带有伦理和哲学的定义，和美德紧密关联，完全区别于现代体系的精英政治。现代版本的“优绩制”是被市场的逻辑、被金钱所定义的，那就是我批判它的原因。

桑：理想地说，那些从事公共治理的人应该具有很强的伦理信念，他能够识别什么是“共同的善”，根据“共同的善”的眼光来进行公共治理。

不幸的是，这只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状态。很多美国人投票给特朗普，因为他们感到愤怒、对精英心怀怨恨，特别是很多工人对“赢家-输家”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感到愤怒和憎恶。特朗普利用了工人阶层对精英的愤怒，对那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的愤怒，对专业人士阶层的愤怒，因为这些阶层、群体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但美国的工人群体大多数没有。大部分人收入停滞不涨，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感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轻视他们、不尊重他们。

2016年，大量的工人投票给特朗普，不是因为他代表着“共同的善”，而因为他们感到愤怒，对那些高学历的、傲慢的精英心怀憎恨，因为这些精英并没有根据“共同的善”来进行治理。相反地，他们使得不平等的现象更严重了。

2017年，桑德尔在北京大学演讲 图/受访者提供

桑：我认为特朗普的崛起有两个主要的支持资源。一个是他迎合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不幸的是，美国民众当中会有一些人被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所吸引。他大肆煽动种族主义，尤其是对移民的偏见。很多选民被这种丑恶的心理所吸引。

我认为第二个支持资源也许更强大——几十年来，“赢家”和“输家”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这种分裂不是通过分割的方式，而是通过腐蚀掉原本把整个美国社会凝聚起来的内聚力。这是原因之一，但不只是伴随着人们收入、财富的不平等，还有社会上对成功态度的改变。那些攀爬到最高层的人们认为：他们的成功来自自己的奋斗，是对他们优绩的衡量尺度，他们因此配得市场经济所赋予他们的一切。

他们因此相信：那些在经济全球化中陷入困境的、被丢下的人同样配得他们自己的坏命运。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优绩的暴政”，精英的傲慢。它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看不起那些受教育较少的、不那么走运的人。这就导致日益增长的怨恨、愤怒。特朗普能够利用底层民众对精英的不满，这是他赢得大选的主要因素。

桑：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有专业之长的专家们是最有资格来做公共治理的。但是，光有专业能力和知识还不够，因为技术官僚的知识里缺少“实践的智慧”，缺少“公民的美德”。我们之前讨论了古代儒家的理念，谈到什么人有资格来治理。参照传统儒家的理念，技术官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缺少对价值、美德、个性形成的理解。在“实践的智慧”和“公民的美德”里，需要对“共同的善”具备道德的判断力。

这种资格，甚至那些最了不起的经济学家、科学家都未必具备。这属于伦理的范畴，而不只是技术官僚的范畴。这是技术官僚和真正的政治家之间的区别。

近几十年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允许用市场价值来定义“共同的善”的世界。但是，我认为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社会里，包括美国、中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单纯追求GDP最大化，并不能通向“公共的善”（public good）和获得“共同的善”。因为GDP是一种基于市场逻辑的价值，它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的增长。而我们已经看到：即使经济增长了，当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时，就很难去维系社会凝聚力、保持社会的和谐。

我认为中美两国的社会都已经开始对那种单纯由市场驱动、技术官僚定义的“公共的善”进行重新再思考了。我主张：“共同的善”是和历史传统、“实践的智慧”、“公民的美德”、性格的形成相关联的。它不能单独由某个X来提供方案，不能单独由经济学家或者金融专家来提供方案。它需要的是那种具有美德、判断力的人，他们具备富有人性的判断力来识别“整体的善”、“个体的善”、作为社群整体的“善”，并寻求一种德性教育。

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不只是消费者（记者注:如果纯粹按经济学和市场逻辑，那就把民众视同消费者）。我认为，在我们的大学里，尤其是那些以培养未来领袖为目标的大学里，只教授一些技术官僚式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只学科学或者经济学是不够的，未来领袖们也需要学习哲学、批判性思考、伦理学、道德传统和“共同的善”。在过去，这曾是公共治理的一部分。我们要教育给下一代人的，不仅仅是技术官僚式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公共治理所需要的人性判断力、实践的智慧、美德，以达到“共同的善”。

桑：这确实是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在《精英的傲慢》里，我确实强调了谦卑。对那些成功的人来说，谦卑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美德。美国社会当下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谦卑。那些成功人士，特别是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包括对冲基金经理、华尔街的银行家，他们相信成功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他们因此配得市场给予他们的所有好处。

但是，这种态度忘了运气的因素，忘了在我们获取成功的过程中，运气是如何起作用的。这种态度也忘了他人为我们付出的，包括我们的父母、家人、老师、社区、国家。在今天，存在着一种倾向：认为我们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我们配得我们的成功，成功来自于我们的个人奋斗。那是我所批判的。当我们提醒自己运气在我们人生中所起的作用，数算我们所得到的好运，这有助于保持某种谦卑。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所获的一切都来自于个人努力，相信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当我们看到那些身陷困境、运气差一些的人，就很难去认同或同情他们。我很可能认为那些穷人只是不够努力工作，因此不值得我去帮助或得到社会的帮助。

但是，如果我记得运气、幸运让我有可能成功，这将更容易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理解和体会。当看到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因为出生的偶然或者命运的神秘，我就会对自己说：“那样的厄运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因此，我会对“共同的善”负有义务，有义务去帮助那些运气欠佳的人，而不是对比自己的成功，然后沾沾自喜。

谦卑可以来自对人生中运气因素的觉察，或者意识到是上天恩典使得我得以兴旺。谦卑能够让我们对那些境遇不幸的人施以慷慨，能够通往“公共的善”，能够医治因为“市场社会”产生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裂痕。

2018年，桑德尔参加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公主奖颁奖典礼，西班牙国王为他颁发社会科学奖 图/受访者提供

桑：你说得很对。我必须承认我就是我所批判的精英群体里的一员。我在哈佛教书，拥有各种各样的优势和特权。我拥有某种特权能在全世界范围旅行，包括多次到访中国，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

是的，我必须承认我就是精英里的一份子。但是，我希望我身上没有很多精英人士流露出来的那种傲慢，因为对我来说：我所获取的成就，是一路上他人的大量帮助、运气、幸运和机会的共同结果。

我成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我的家人一直鼓励我做各种探索尝试，鼓励我重视教育，对我的教育非常关心。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从我少年时一直到读研究生阶段、做博士论文，我从这些老师那里学到大量的知识。我也从我的家庭成员、老师们以身作则的榜样身上，学到了如何培养良好的性格、诚实和正派。所以，我意识到：对我所取得的成就，我不能把它看作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我把它看作是建立在很多幸运的人生经历之上的。

因此，我认为所有的社会精英都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获得的成果拿出来，和他人分享。你也许知道，我的一个小分享尝试是把我在哈佛的《正义》课拍摄录制下来，放到网上向所有人免费开放。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如果在某个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应该有足够的谦卑意识把他所得的和他人共享，不管这种所得的具体来自于哪种（先天/后天）优势，他拥有它已经是一份足够的幸运。

桑：我认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为“共同的善”贡献自己的那一份，不管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养家，或是服务他所在的共同体。这就是“贡献正义”。但“贡献正义”也意味着社群应该对每个人贡献的那一份给予尊重、承认，这就是我所说的“工作的尊严”。

“贡献的正义”是指为“共同的善”、“公共的善”做出贡献。是的，它确实可能给某些人一个借口去干涉他人的生活，侵犯他人的自由。但“贡献的正义”本身是要求：没有人可以被剥夺为社群工作、服务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当人们在做重要的工作时，或者为社群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时，他们就应该被肯定、得到应有的奖赏。他们不应该被忽视，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大学文凭。那是我反对的。

所以，我提出“贡献的正义”是互惠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工作、参与到为“共同的善”做出贡献，而社会则要对每个人作出的那份贡献给予认可和尊重，而不是只对那些最出名的人、或是我们社会中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像对冲基金经理、高科技创业家们。我认为我们对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给予了太多认可，而对那些没上过大学但努力工作、造福于他们周围的人所做的贡献，给予尊重和认可远远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