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的8月28日，星期一。
凌晨6点，又过了一个闷热难捱的夏夜，伦敦城里的居民还想多睡会。
路易斯家不满六个月的小女婴开始又吐又拉，她的大便呈绿色水样，喷射状，带恶臭。
母亲莎拉赶忙托人去请医生。
趁女儿还睡着，莎拉蹑手蹑脚地走进宽街40号的地下室，将刚刚洗完尿布的温水倒进粪坑。
一场伦敦噩梦，就此拉开。
（图文无关，图源：soogif）
星期三，同住在宽街40号的裁缝老G觉得胃不舒服，他以为是食物中毒。
而到了周四，老G开始喷射般地狂吐，并不断拉出带白色颗粒的米汤样大便。
图源：科普短片《霍乱的故事》
周五早上，他的脉搏已经微弱到把不出来。
人还活着，肉体却已经“脱水”成一具蓝色干尸。
皮肤发皱，眼窝深陷，脸上仿佛戴着一张蓝色的粗糙皮革面具，只剩一双眼睛还直瞪瞪的亮着，就像是恐惧中的灵魂，在透过一具尸体向外张望。
（一名23岁女孩，发病1小时内的变化。图源：《病玫瑰：疾病与医学插的艺术》）
下午1点，老G死了。
而在他病发的三天里，整条宽街已有数百人“腹泻至死”。
在19世纪开端的40年间，这种不明源头，且难以治愈的瘟疫已造成了上百万人死亡。
当时的人都认为瘟疫是神的处罚，是土壤中大便和尸体散发出的有毒瘴气侵害了人体。
一位住在宽街西南方向的居民对瘟疫关注6年，却一直对这种瘴气说充满怀疑。
他叫约翰·斯诺，本职工作是一名外科医生。
听说此次瘟疫就在附近，傍晚时分，老诺从家中出发，大步走过空空如也的街道，直奔瘟疫的中心地段，挨家挨户地走访。
为了方便研究，他将各家的死亡人数记录在一张地图上。
（图源：udel.edu）
地图画完后，他却在上面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现象：
如果是空气传播，死亡范围应该是一个圆，但地图上的圈却七拐八歪，为何死神会莫名地漏过几栋人数众多的房子？（比如北边挤着500个穷人的济贫院，西边有80多个工人的啤酒厂……）
居民区的幸存者基本以寡妇、老人为主，这和政府一直宣扬的“穷人容易得病，因为穷人脏”的论断完全相反。
当老诺在查看伦敦其他区域的死亡名单时，在离宽街很远的一条街上，一个叫苏珊娜·埃利的寡妇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是这条街上死于瘟疫的第一人。
两天内，家里的仆人、侄女相继死去，但除此之外，方圆几里再无人患病。
苏珊娜的病是哪来的？为什么得病的只有她家？
老诺突然想到，宽街上有个死伤惨重的工厂，老板也叫埃利。
一打听，苏珊娜·埃利竟是埃利兄弟的母亲。
访谈中，两兄弟谈到，为了体恤母亲，两人会定期给她送去宽街井水，而母亲就是在他们最后一次送水后病倒的。
而当老诺继续沿着“水源”这条线调查时发现：
那个挤了500个穷人，却几乎无人患病的济贫院有自己的独立水源；
啤酒厂的工人几乎只喝啤酒，不喝井水；
寡妇、老人幸存者多，是因为她们年老虚弱，独自居住，没力气打宽街井水；
离宽街较远的十字街，死去的十几人中：有4人来自同一个家庭，父亲酷爱宽街井水，发病前一晚还托儿子半夜去打水祛热……
周二的调查结束时，老诺发现周一死去的83人中，只有6人与宽街井水无直接关联。
但在饭后与附近咖啡馆老板的一次聊天中，他再次找到这6人与宽街井水的联系：
这几个死者发病前都曾到过这家咖啡馆，并且都点过一种叫冰冻果子露的新型饮品。
这款饮品好喝的秘诀就在于，使用了甘甜的宽街井水调制。
一天之内，老诺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
宽街水井就是这次不明原因污染的来源。
而污染的源头，很有可能是瘟疫病人的体液。
周四，老诺在地区会议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
理事会并不相信，宽街水一直以清澈甘甜著称，怎会有毒？
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哑口无言。
周五，也就是9月8日，宽街水泵的把手被拆下，瘟疫逐渐得到控制。
（宽街水泵把手被拆，图源：网络）
但在事后，当地一位牧师提出质疑：
如果是病人体液污染了水源，那随着病人增多，井水也应该越来越“毒”！
但为何在周一之后，拆除水泵之前，宽街发病的人数就已经下降？
11月，街道对宽街水井的一次检测结果，解开了他的疑问。
调查发现：
水井“未与任何排水管、下水道相连，不存在有大量污物进入水源的可能”。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的体液都能进入水井。
按流行病学的说法，存在一个零号病人（也是就第一个得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的病人）。应该就是他的体液，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进入了水井……
△ 被污染的水，传播疾病，图源：网络
到底是谁污染了水井？
宽街医疗档案中的一条信息引起他们的注意：
“9月2日，五月大的女婴，死亡前四日开始腹泻，衰竭而死”。
而这个女婴，正是在开头提到的，宽街40号，莎拉家的女儿。
她的患病时间是8月28日，早于这次宽街瘟疫的所有病人。
老诺立即召集工人检测宽街40号的粪坑，也就是莎拉倒女儿尿布水的那个粪坑。
（在19世纪早期，家庭会在家中使用粪池来容纳液体废物和污水。通常情况下，这些粪池是由砖块制成，大约有六英尺深，四英尺宽，放在厕所下面。大多数家庭把它们放在花园或地下室里。）
工人们发现化粪池外不远就是宽街水井。
化粪池内堵塞严重，现场不堪入目，扒开早已腐坏的砖墙，水井与化粪池之间的2英尺土壤内浸满了渗漏的大粪……
自此，真相大白。
莎拉女儿体内的瘟疫病菌，正是从这里进入水井，进入宽街乃至伦敦近千人的肠道中。
图源：果壳
9月19日，在女儿死去后的第17天，她的爸爸，一位年轻的警察也死于瘟疫。
他撑了11天，最终还是把他的妻子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了这个满目疮痍的街道。
在这场瘟疫中，伦敦共有1万多人丧生。
而这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可怕的瘟疫之一——“霍乱”。
△ 霍乱患者的惨状，图源：网络
但即使如此，老诺的发现仍然没能改变当时社会的主流认知。
《柳叶刀》甚至公开嘲讽他执迷不悟：
“他对水井的爱好走得太远了，已经掉井里爬不出来了”。
直到1858年那个酷热的6月，泰晤士河的温度飙近40°C，河里的大粪仿佛烧开了一样，恶臭盈天，弥漫全城，史称“伦敦大恶臭”。
（图源：gettyimages）
但在统计当月死亡人数时，政府却发现各项瘟疫死亡率竟和往常一样，这完全打脸了他们一直坚持的“越臭病越多”的瘴气论。
如果老诺知道了，一定会立马写份报告，再次证明他的观点。
但他没机会了。
6月10日，正当大恶臭在泰晤士河上演绎得如火如荼之际，老诺在办公室修改论文，突发中风去世，时年45岁。
而《柳叶刀》的讣告中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他是一位著名医师，丝毫没提到他对霍乱的贡献。
好在，在大恶臭的刺激下，伦敦政府终于开启了一项19世纪最伟大的工程：
耗时6年，建设长达1800英里的伦敦下水道系统。
1897年，英国首次使用氯气给水管网消毒。
自此，伦敦再也没有受过霍乱的袭击。
160多年后，伦敦宽街已经大变样，只有一家酒吧留存至今，只是名字变了，叫“约翰斯诺”。
在酒吧的门前，有一口缺了把手的黑色水泵。
△ 布劳维克大街（曾经的宽街）的霍乱水泵复制品和 John Snow 酒吧 图源：UCLA field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就是这口小小的水井，推动了整个伦敦，乃至世界的改变。
和老百姓聊天、画地图、看数据。
详细记录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福尔摩斯般分析其内在规律。
就是靠这种方法，约翰·斯诺挽救了无数生命
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流行病调查研究方法的人，被誉为“流行病学先驱”。
哪怕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流调工作依然还在以这种传统的方式继续。
在160多年前的那场瘟疫中，老诺以一己之力查出霍乱元凶。
如今，无数疾控人依然奔走在前线，像先辈约翰斯诺一样，依靠着专业的知识和敏锐的大脑，抽丝剥茧，追踪传染源，第一时间切断传染链条。
没人知道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真正战胜新冠病毒，也不知道下一个传染病会在什么时候爆发。
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次又一次与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
总有这么一群人，时刻准备着为守护公众健康，挺身而出。
关于老诺的几个小细节补充（滑动查看）：
1. 老诺一开始就怀疑是水的问题，但苦于没证据，不敢公开，他日常爱喝开水，那年头大家都喝生水，所以以前爱喝茶喝酒的人更长寿。
2. 老诺为何会怀疑瘴气说？因为他此生最伟大的研究除了霍乱，还有麻醉。
他是第一个发明麻醉仪器的人，也是第一个给产妇做无痛分娩的人，并且那个产妇还是个名人——维多利亚女王。
而当时麻醉用的啥，是乙醚，乙醚其实和瘴气差不多，也是一种有毒，闻起来刺激的气体，所以一个平时就玩瘴气的高手，怎么会相信瘴气说呢？
3. 那个质疑老诺的牧师叫怀特，后面帮了老诺很大忙，两人从对头变为好友。
霍乱爆发后很多人跑了，老诺能调查到人数很少，样本量不够说服力，怀特做牧师和居民更熟，他走访整个伦敦，连逃到其他城市的居民他都写信去问，最终追踪到宽街497户住户的信息，这个数字超过了宽街霍乱前的一半人口。
最终调查的数据证实了老诺的结论：喝宽街水的居民得霍乱的几率是没喝的6倍。
4. 虽然老诺当时没能立即说服政府大众，但他的“死亡地图”却在民间火了，当时凡是有关宽街霍乱的记录，都会附上这份地图。
而无论政府如何狡辩，即使不识字的素人也能从这张图里一眼看懂水井与霍乱的关系，推动了民间对“霍乱是水源性疾病”观点的接受，开始注意饮水安全。
5. 2013年，《柳叶刀》杂志特别刊登讣告更正，表明对斯诺作出的贡献的认可和表彰。
6. 对于老诺的死，坊间一直猜测，老诺是因为在研究中闻了太多乙醚才英年早逝，毕竟他对乙醚麻醉的研究方法常常就是：自己算着剂量闻一点，看看钟，晕倒，醒来以后再看看钟自己晕了多久……
老诺出生贫寒，14岁做外科学徒，23岁独自步行200英里来伦敦学医，功成名就后对上流社会的诱惑毫无兴趣，真正吸引他的，一直是医疗界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致敬老诺。
参考文献
1、死亡地图/ [美] 史蒂芬·约翰逊 著；译者: 熊亭玉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2、追踪霍乱，170年前英国医生的流行病学调查 / 朱石生著 ——法人杂志202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