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高麗朝鮮時代杜甫評論資料彙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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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朝鮮時代杜甫評論資料彙編》
(全二冊)
左江 輯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年12月第1版
198.00元
978-7-5732-0146-1
01.書籍簡介
《高麗朝鮮時代杜甫評論資料彙編》輯録朝鮮半島自高麗(918-1392)至朝鮮(1392-1910)時代約4000種文獻中有關杜甫、杜詩的評論資料,分爲兩編:一爲“評述類”,舉凡文人文集中所涉資料屬之,有關杜詩著作之序跋亦涵括其中;二爲“詩話類”,統録詩話、筆記資料,其他如評點杜詩、考證杜詩用典者亦收録於此。因今存高麗時期文獻有限,該期資料求全求備,朝鮮時期資料則求精求妙。內容相近的,取其最早或最完備者以免重複。書末附李植(1584-1647)《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評語輯録。全書資料豐贍,有助於了解杜甫與中國文學對古代朝鮮半島文壇的影響,爲杜詩學、域外漢籍研究提供便利。
02.作者簡介
左江,江蘇江都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爲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域外漢籍、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著有《李植杜詩批解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欲望的浮世繪——金瓶梅人物寫真》(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此子生中國”——朝鮮文人許筠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聊齋志異〉二十講》(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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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03.凡例
一、本書彙編朝鮮半島自高麗(918—1392)至朝鮮(1392—1910)時代約4000種文獻中有關杜甫及杜詩的評論資料,凡作者出生於朝鮮國王退位(1910年)之前,其著作時間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成立(1948年)之前的文獻,皆在本書輯録範圍之内。
二、全書分兩類,一爲“評述類”,舉凡文人文集中所涉杜甫及杜詩評論資料屬之,有關杜詩著作之序跋資料亦涵括其中;二爲“詩話類”,統録詩話、筆記之評論資料。
三、輯録資料主要來源爲以下數種叢書: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古典翻譯院編輯發行的《韓國文集叢刊》(350册)及《韓國文集叢刊續》(150册);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蒐集整理、景仁文化社出版的《韓國歷代文集叢書》(4000册);趙鍾業先生所編、太學社出版的《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7册)。以上叢書中所收文集、詩話大多有詳細的底本説明,本書不再贅述,但收録的每條資料均注出處及頁碼,以便讀者核對查考。
四、編排方式先以類分,每一類再以作者生年先後爲序,其生年不詳者,以卒年先後或其他相關資料爲依據。作者第一次出現時,下附小傳,交待作者生平仕履、著述情况,是否出使過中國,在東國文學史、思想史上的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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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頁
五、高麗時期留存文集有限,則借助《東文選》(太學社,1975年),收集資料求全求備,只要提及杜甫或杜詩者一併收入,以見東國對杜甫及杜詩接受的源頭概貌。朝鮮時期的資料求精求妙,内容相同的資料,取其最早或最完備者以避免重複。
六、輯録内容重在東國對杜甫及杜詩的評論,也重在杜詩對東國詩文壇以及文人生活的影響,所以以下内容將選擇精要者録入:雖僅泛論杜甫及杜詩,但涉及對中國或東國詩歌史的評價,以及中國詩文與東國詩文關係的内容;以杜詩爲考證依據,或以杜詩爲書法作品、繪畫題材的内容。
七、以下幾種資料則不收録:僅是次杜、和杜、以杜詩分韻賦詩者,如不涉及對杜甫或杜詩的評論,一概不收録;僅以杜詩爲典者不收録;泛泛稱頌杜甫、杜詩者不收録;説學杜、像杜而無甚見解者、無具體説明者不收録;將他人或詩作與杜甫、杜詩相比贊譽者不收録。
八、朝鮮半島文獻引用杜詩,有與中國傳本文字不同者,爲存其真,儘量不作改動。如係文字顯誤,則依據仇兆鰲《杜詩詳注》予以改正,并出校記。
九、本書資料來源多樣,原文多有異體字(包括朝鮮半島古籍俗字),今據上下文意並參考金榮華編《韓國俗字譜》(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等酌改爲正體字,不一一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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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江著《李植杜詩批解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
04.朝鮮文人眼中的杜甫
(摘自代序,注釋從略)
朝鮮文學史上比較早地頻繁提及杜甫的人首推徐居正(1420—1488),據統計,其《四佳集》中近二百次提到杜甫,還有十五次左右“李杜”、“甫白”並稱,其中明確將自己與杜甫相比,甚至以自己爲杜甫在後世之輪回的表述就有十多次,如“前身我是杜陵老”、“子美乾坤一腐儒,四佳迂闊似耶無”。正因爲徐居正對杜甫極其欽慕嚮往,也就能對杜甫及杜詩有更深刻的理解與體認,最終在其筆下完成了朝鮮文人對杜甫的形象塑造,此可以《建除體,和洪日休》來概括,詩云:
建章門前朝罷回,走馬長安花滿開。除罷萬事無過酒,瓮裏澄澄初發醅。滿酌一倒雙耳熱,拔劍起舞歌激烈。平生酷似杜陵老,許身妄擬稷與契。定知儒冠多誤身,蹭蹬聲名三十春。執心一飯不忘君,區區忠義雙鬢新。破帽蹇驢何所之,殘杯冷炙潜酸悲。危言駭俗徒取謗,苦吟大(太)瘦誰能知。成都奇勝天下先,浣花草堂真可憐。收芋拾栗未全貧,風流亦足爲儒仙。開卷完讀三四章,殘膏賸馥流芳香。閉户長吟我何者,若比杜老狂更狂。
詩中涉及杜甫的儒家信仰、性格特點、人生經歷、漂泊西南、詩作成就等幾個方面,忠義、苦吟、酸悲、草堂、風流、瘦、貧、狂、謗等也成爲解讀杜甫其人其詩的關鍵詞。我們可從以下幾點來分析徐居正對杜甫形象的塑造與完善:
(一)徐居正延續了高麗文人對杜甫忠君愛國的頌揚。其《東人詩話》卷上云:“古人稱杜甫非特聖於詩,詩皆出於憂國憂民、一飯不忘君之心。”在其詩文中,徐居正更是多次表達了對杜甫竊比稷契、致君堯舜的感佩,如“杜甫一生希稷卨”、“杜陵一飯戀君心”,甚至認爲“少陵忠義可無詩”,即使杜甫没有詩作,其忠君愛國之赤誠也足以光耀世間流芳百世。
(二)抒寫杜甫窮愁老病困頓窘迫之人生。雖然早在高麗朝,林椿就已將“飢”、“窮”二字與杜甫相聯,但如徐居正般頻繁地談及杜甫之窮愁,在東國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窮杜甫”、“少陵窮”、“杜陵窮”、“杜陵愁”、“窮愁杜甫”、“窮愁子美”、“杜陵窮老”的表述不斷出現他的文字中,並且化用杜甫的三首詩將其窮愁形象具體化:一是《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的“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潜悲辛”,拎出“子美杯”一詞概括其中的酸楚、屈辱;二是《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所云“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絶”,用“茅穿”、“屋漏”形容其人生之窘迫無依;三是《空囊》中的“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提煉出“杜陵錢”一詞,表現其苦中作樂的自嘲與自我寬解。
(三)突出杜甫個性中豪與狂的一面。由杜甫的“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我們已看到杜甫的灑脱豁達,徐居正也注意到此點,數次在詩句中化用杜甫“典衣沽酒”的典故,以見窮帶來的不衹是愁,也可以是“豪”。“典衣沽酒”出自杜甫《曲江二首》“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詩作寫於乾元元年(758)暮春,時仍在安史亂中,杜甫任左拾遺一職。作者賞花玩景,借酒消解對時局的擔憂以及自己鬱鬱不得志的苦悶。徐居正一方面沿用了此意,將杜甫的“江頭醉”與屈原的“澤畔醒”相對,表現杜甫逃避於酒以拉開與現實生活的距離,進行自我寬慰。另一方面,作者又以“杜甫典衣貧亦樂”、“工部詩豪欲典衫”突出“典衣沽酒”中的豪邁爽朗之氣。由此引申而來的是杜甫的狂,將杜甫《狂夫》一詩中“自笑狂夫老更狂”加以放大與强化,《訪金將軍林亭》云“把筆題詩老杜狂”,《小院》云“李白風流杜甫狂”,《病中述懷》云“耽詩狂子美”,《一庵專上人房醉歸,明日吟成數絶録奉》云“杜老詩狂老更狂”。當他將自己與杜甫相比時,著眼點之一也是“狂”,《建除體,和洪日休》云“若比杜老狂更狂”,《贈寫真裴護軍》云“狂老全勝杜拾遺”,由窮愁老病到豪狂使杜甫的形象更爲豐富立體。
(四)肯定杜甫“詩聖”的文學史地位。如此表述亦很多,如“盛唐人物總能詩,詩聖皆推杜拾遺”。杜甫之所以被稱爲“詩聖”,是因爲他上承風騷,下啓後人,且能超越群倫,如“杜陵名續風騷後”、“杜拾遺爲絶世英”、“能詩子美將誰敵”,杜詩之“真”、“妙”亦爲徐居正所稱道。詩史上能與杜甫並駕齊驅者衹有李白,所以他十多次將“李杜”、“甫白”並稱,認爲“李杜生前當並駕”。李杜之所以爲李杜,是因爲他們有自己的詩歌風格、藝術特色,不抄襲模擬,不人云亦云,正因爲“李杜自李杜”,他們纔能成爲詩壇之典範,能如他們作品之“雄深”者很少。
徐居正精熟杜詩,當有人説“少陵,詩聖也,平生未嘗通押”時,他立即予以反駁:“子於杜詩未熟。”因此他能在自己的詩作中熟練地化用杜詩或以杜詩爲典,除上言“杜陵錢”、“子美杯”等,還有“青精飯”、“少陵宅”、“杜甫示兒”、“雨過蘇端”、“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詩神瘧可痊”等。另一與杜甫關係密切的是出自李白的“吟詩瘦”,徐居正約化用十次,已全無嘲諷之意,而是表現杜甫以及自己對詩作之沉潜。“杜陵宿”,約出現七次,借杜甫《宿贊公房》,描寫與僧人之交往,表達自己對佛教義理的理解。又約四次化用杜甫《春日憶李白》,如“北樹東雲李杜情”、“杜甫論文思渭北”、“杜甫題詩同渭北”、“杜老尋常憶李白,一樽何日細論文”,既抒寫李、杜二人惺惺相惜之情誼,亦可見作者對高居詩壇巔峰的二人切磋詩藝之嚮往。
以上三例,是徐居正沿用、轉化杜詩或與杜甫相關典故的情形,他另有反用杜詩之意者,這就使對杜詩的閲讀與理解呈現多樣化態勢。其用“麗人行”約五次,如:
三日曲江多麗人,紛紜香麝綺羅春。風流杜老人休問,背後遥看發興新。(《讀杜甫麗人行》)
浮世而今五旬二,風光正屬三月三。荼蘼酒熟白新潑,躑躅花開紅正酣。俯仰蘭亭已陳跡,風流工部留勝談。我詩欲就復誰和,郊野踏青窮遠探。(《三月三日》)
杜甫《麗人行》本爲諷刺楊氏兄妹而作,徐居正却更關注詩中的熱鬧華奢,頗爲艷羨作者見證並記録了當時的場景,稱其爲杜甫之風流。
(五)對杜甫成都草堂及漂泊西南特别是夔州詩的評價,此點尤爲重要。杜甫在成都前前後後共逗留了四年的時間,於百花潭也即浣花溪邊、萬里橋西建一草堂,一家人終於有了安居樂業之所。高麗文人已在詩文中提到杜甫草堂,如李奎報《白雲居士語録》云:“李叟異於是,萍蓬四方,居無所定,寥乎無一物可蓄,缺然無所得之實,三者皆不及古人,其於自號也,何如而可乎?或目以爲‘草堂先生’,予以子美之故讓而不受。况予之草堂,暫寓也,非居也,隨所寓而號之,其號不亦多乎?”他因杜甫之故不敢用“草堂”自號,更因自己是“暫寓”而非“定居”不配擁有“草堂”之號,言下之意其漂泊無依之狀更勝杜甫。鄭道傳(1342—1398)於消灾洞構屋兩間,扁曰“草舍”,感慨云:“噫,杜子美在成都構草堂以居,僅閲歲而已,而草堂之名傳千載。予之居草舍幾時?予去之後,草舍爲風雨所漂壞而已耶?野火所延爇朽爲土壤而已耶?抑有聞於後歟?無歟?皆未之知也。”他由草舍聯想到杜甫草堂,推及自己的身後名、身後事,是對杜甫的贊美,也是對自己終將泯滅於塵的傷感。李齊賢(1287—1367)作《洞仙歌·杜子美草堂》云: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猶想君家屋烏好。記當年、遠道華髮歸來,妻子冷、短褐天吴顛倒。 卜居少塵事,留得囊錢,買酒尋花被春惱。造物亦何心,枉了賢才,長羈旅、浪生虚老。却不解消磨盡詩名,百代下令人,暗傷懷抱。
感慨杜甫生活困頓、漂泊異鄉,更多的是對其有才無處施展、衹能將一腔才情消磨在詩歌創作上的的同情。詞中也提到百花潭,却是一派蕭索荒凉的景象。權近(1352—1409)《草屋歌》云:“杜陵大雅軼騷些,成都之堂名與劍閣争嵯峨。”此與鄭道傳的意思相近,堂以人名,因爲草堂爲杜甫所居,纔能名傳後世,與劍閣争輝,爲世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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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江著《“此子生中國”——朝鮮文人許筠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版
與以上高麗朝文人不同,徐居正提到杜甫草堂時更關注杜甫在此度過的相對輕松閑適的時光,浣花溪、百花潭、錦里就成爲自由快樂的象徴,足以讓人忘記杜甫的窮愁老瘦,如《次逍遥亭權兄見寄詩韻》所云:“浣花溪上草堂詩,正是逍遥得意時。”因此他塑造了一些杜甫“逍遥得意”的畫面,《杜甫醉馱》云:“草堂幽處浣花溪,馱醉歸來山日西。遮莫傍人笑拍手,熊兒捉轡驥兒携。”此應是受到了黄庭堅與陳師道(1053—1102)的影響,黄庭堅《老杜浣花溪圖引》云:“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陳師道《和饒節詠周昉畫李白真》云:“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黄、陳之作都爲題畫詩,由於中國詩與中國畫的不同傳統,畫家會從詩歌中汲取更多的抒情因素,如由《麗人行》見帝都遊春之盛,由《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見俊快奔突之狀,這是畫家眼中的詩,已將詩中的政治性滌蕩殆盡。黄、陳之作與畫意相應,都表現了杜甫飲酒自放的一面。雖然詩畫有别,但當詩人將畫作中的意境重新引入詩中,賦予人物以新的生命時,這些特點也會參與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來,使人物更爲立體。徐居正的《杜甫醉馱》可能也是題畫詩,同樣勾勒出一家人其樂融融的景象,抒發了杜甫輕松愉悦的心情。
“醉馱”畫面是如此鮮明生動,徐居正忍不住再次提起:“熊兒捉轡驥兒扶,千古浣花傳新圖。”這樣的“逍遥得意”也就構成了真正的杜甫風流,如以下數句所云:
五柳陶潜宅,百花杜甫潭。風流同晚節,衰病愧朝簪。
浣花行樂杜工部,赤壁風流蘇雪堂。
錦里風流杜工部,輞川行樂王右丞。
分别將杜甫與陶潜、蘇軾、王維并舉,與四人相聯的是“風流”與“行樂”,没有懷才不遇,也没有落魄困頓,雖有“衰病”之嘆,也是自我選擇,而非被迫放棄。
徐居正用自己的想象將百花潭、浣花溪塑造成杜甫的世外桃源,杜甫纔是這桃源的主人,“錦里已歸杜工部”、“杜甫殘年愛浣花”,這樣的杜甫,徐居正稱之爲“儒仙”,其忠君愛國的人生理想與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得以融合,成就了杜甫的新形象。而“儒仙”生活的世外之地也成爲徐居正魂牽夢繞的地方:生活中,“尋常自擬浣花村”;讀書時,“吟憶百花杜甫潭”;睡夢中,“夢尋杜甫百花潭”。以杜甫草堂爲參照,徐居正也構建了自己的世外桃源,《夢村》云:
夢村無奈浣花村,生事雖微樂事繁。橘柚是奴魚是婢,篔簹生子竹生孫。黄虀已熟分磁碗,緑酒新蒭滿瓦樽。且喜朝昏滋味足,一瓢五鼎不須論。
雖然生活仍然拮据,但更多的還是賞心樂事。大自然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爲自己提供了充足的食材,每日兩餐菜品豐富,讓人心情愉悦。夢村的幸福生活正是作者心目中的杜甫浣花草堂的日常。
由杜甫成都草堂的生活,自然會涉及對其西南時期詩作的評價。杜甫漂泊西南特别是夔州詩作,中國文學史上的評價分爲兩極,最早看重杜甫夔州詩的當推黄庭堅,他在《與王觀復書三首》之一中説:“(詩文)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以杜甫夔州詩是近乎完美的作品。另一方面,朱熹(1130—1200)則對杜甫夔州詩持否定態度,認爲:“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横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個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人多説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却説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徐居正接受的是黄庭堅一脉的影響,其《東人詩話》云:“古人謂子美夔州以後詩尤好,蓋愈老愈奇也。”他還在詩文中多次夸贊夔州詩,《豐川八景詩》序云:
古人云:人傑地靈。蓋地靈則人必傑,人傑則地尤靈。莘於尹,渭於吕,隆於孔明,瀨於嚴光,昌黎之於退之,夔州之於子美,眉之於蘇,涪之於黄,滁之於歐,皆以人而地尤靈。然其傑,未必非地之靈也。
此是以人與地相得益彰,杜甫到夔州,得江山之助,詩作更佳;而夔州,又因得杜詩傳揚,更增其靈氣。由“愈老愈奇”與“人傑地靈”一起引申出對西南時期詩作包括湖南一地之作的喜愛,《潼關》一詩概括云:“子美湖南詩最勝。”
就以上五點來看,徐居正不但頌揚了杜甫忠君愛國的熱忱,肯定其詩聖的地位,還在自己詩文中大量化用杜甫詩句或以杜詩爲典,塑造杜甫窮愁老病與風流自放的兩面,使杜甫的形象更爲豐滿立體,同時又簡單討論了杜甫漂泊西南時的詩作,肯定了夔州、湖南詩作的價值。雖然徐居正對杜甫、杜詩的評價,較多受到蘇軾、黄庭堅的影響,但在詩文中如此集中地、頻繁地評論杜甫、化用杜詩,在朝鮮文學史上還是第一人,基本完成了杜甫的形象塑造以及對杜詩的討論。此後,朝鮮文人多以杜詩爲正宗、大家,杜詩全方位地融入文人生活,用杜甫作比、自嘲,用杜詩爲書齋及亭臺樓閣命名,其他如君國之思、仕途困頓、風流自賞、家人親情、友朋交往,乃至生活中的一飯一蔬、路上的一草一木、園中禽水中魚,都能從杜詩中找到養料資源,出現在朝鮮文人的筆下。
杜詩作爲經典在中國及朝鮮文壇確定下來,這一“經典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綜合體,包括‘詩聖’、‘集大成’、‘詩史’、‘點鐵成金’等”,杜詩用典精切,相關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豐富,所以杜詩并不易讀,但由於“子美詩中聖”的號召力,朝鮮文壇似乎人人都在學杜詩,張維(1587—1638)云:“詩有未可廢者,則杜詩何可不讀?”在學杜崇杜風尚的影響下,有些人讀杜詩甚至多達千遍萬遍,如“盧蘇齋(守慎)《論語》、杜詩二千回。……李東岳(安訥)杜詩數千周”。李獻慶(1719—1791):“唐以下最嗜杜詩韓文,多至千讀。時時自嘆曰:吾無由捨此二人軌轍别成一體,世代之局耶?才調之不及耶?是可嘆恨。”他在《題杜子美王宰畫山水圖歌後》更宣稱:“不如拓筆取杜讀,讀至千千萬復億。”杜詩成爲文人的必修課程,讀杜、擬杜、次杜、集杜的風氣也頗爲盛行。
雖然杜詩是正宗是大家,如鄭經世(1563—1633)云“宇宙詩宗杜少陵”,丁若鏞(1762—1836)云“後世詩律,當以杜工部爲孔子”,但杜詩並非毫無瑕疵,在中國批評杜甫的聲音可謂不絶如縷,唐代即有人“謗傷”,宋初有人貶杜爲“村夫子”,蘇軾也有專揭“子美陋句”者。明復古派同樣對杜詩有較多指瑕之論,胡應麟(1551—1602)稱其“利鈍雜陳,巨細咸畜”,王世懋(1536—1588)所論更詳: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别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我不能爲掩瑕。
明復古派詩論也影響到朝鮮中後期文人對杜詩的看法,他們的詩論也開始有批評杜詩之語,其中又以李睟光(1563—1628)爲代表,其《芝峰類説》“文章部”卷八至卷十四共收録詩話約一千三百多條,與杜詩相關者約一百三十五條,對杜詩字詞、用韻、用典等的指摘都不少,與明復古詩論的承繼關係也很清晰,如下面兩條:
王世貞曰:“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信哉斯言也。
杜詩:“戰連唇齒國,軍急羽毛書。”注: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今加一“毛”字,則剩語。
第一條全引王世貞(1526—1590)語,表示贊同;第二條“剩語”,則是王世懋所言“拙、累之句,我不能爲掩瑕”的反映。
與李睟光同時的申欽(1566—1628),以及後來的金萬重(1637—1692)、李瀷(1681—1763)等也多角度批評了杜詩。詩聖並非完美,指摘杜詩中的不完美處也就提供了更多學習的角度與提升的空間,這也是詩論發展的必然,以杜詩爲典範與對杜詩的批評並不矛盾。
05.作者後記
當寫下序言的最後一個字時,我忍不住長長地嘆了口氣,《高麗朝鮮時代杜甫評論資料彙編》終於告一段落了,在交稿期限之前我還有點時間回顧一下完成這一項目的歷程。
《高麗朝鮮時代杜甫評論資料彙編》是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我總覺得此項目是一次意外,而非一場預謀。2015年我看到同事申請的後期資助項目中似有古籍整理的内容,於是第一次認真研究了一下項目指南。讀碩期間我曾整理李植的《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並以此完成了碩士論文,之後我一直很關注高麗朝鮮漢籍中的杜甫及杜詩評論資料。雖然資料不是全部,但我比較缺乏自信,感覺衹有窮盡資料纔有説話的立場與底氣,所以不知不覺間收集到的相關資料已達近兩百萬字。2016年春天由張師伯偉教授推薦,我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繫,他們同意接受這一課題,經由出版社申請後期資助。
接著就是填表,並要將收集的資料先打磨成書稿,時間到了4月底5月初,忽然接到家母病重住院的消息,我立刻背著電腦飛往揚州,一邊看護病重的老母親,一邊在病床前的櫃子上敲擊書稿。那時是有些崩潰的,差點放棄。所幸自己堅持了下來,家母平安出院,現在仍然健康,買菜做飯,料理家務,忙個不停,每天走路步數在一萬二以上。我自己也順利趕上了申請期限,運氣也不錯,最終拿到了項目。在此要特别感謝導師的介紹,也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願意推薦當時還不成熟的書稿。
拿下項目後就要努力完成項目,作爲一本資料彙編,我要做的是三件事:一是如何保留有價值的資料。在已經收集的近兩百萬文字中,排除次杜、集杜、擬杜之作,大約還有一百多萬字,首先要確定選擇的標准,圍繞“評論”二字,所有資料必須與評論杜甫及杜詩相關,如衹是提及杜甫、以杜甫作比、引用杜詩、化用杜詩者則不在保留之列。其次,相關評論也有很多相似或相近的内容,則要根據時間先後、重要與否再進行一次篩選。最後,收入彙編的資料,要能呈現高麗朝鮮文壇杜甫及杜詩評論的脉絡與變化,更好地體現杜甫在東國乃至整個東亞詩壇的地位。
二是要盡可能不遺漏重要資料。對於資料彙編而言,有遺漏大概是一種必然,但必須盡我所能降低這樣的概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後出的一千册我還没有翻閲,總要過一遍纔能放心。於是有幾個假期我都要集中安排時間去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查資料,感謝導師的大力支持,也感謝師弟師妹們的無私幫助。翻書之餘,我也賞過遍地楓葉黄,嗅過滿園桂花香,逗過各色流浪猫,嘗過咖啡與甜點,做學生的感覺在那一段時光裏得以延續。坐在研究所的我也送走了幾届師弟師妹,讓我恍惚覺得自己從未遠離。
三是要盡可能保證資料彙編的準確性。如果我不能提供一個最精湛的資料彙編文本,至少我要保證裏面的内容準確無誤,所以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地核對原文,希望不要出錯。校對需要借助韓國的古典數據庫,可惜在這最緊要的時刻,我完全無法登録網站,爲此多方求援,想了各種辦法,死了很多腦細胞。做域外漢籍實在困難重重,頗不容易。
2019年7月至2020年11月的近一年半間,爲了辦理結項、簽訂出版合同等手續,我先是焦急地等待,然後是一次次地打電話、填表格、跑部門,困惑、焦慮甚至常感憤怒,却又無可奈何。等到塵埃落定之時,我已身心俱疲,但這畢竟是我多年的心血,我不能辜負我自己,唯有打足精神走完這最後一程,與這數年的相伴好好告别。2021年3月,我想我應該早點著手將書中的每一條條目再核對一遍,結果老父親病重,這一次老天不再眷顧我,我親愛的老父親還是在5月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本書的起點與終點聯繫著我雙親的生命歷程,這大概也是天意。
當此刻開始校稿時,我已經快步入知天命的年紀。我應該禮貌地發表一下“逝者如斯”的感慨,或者正常地表達一下“青春不再”的哀傷,但我既没有感慨也没有哀傷。回顧過去的四十九年,我没有什麽“悔不當初”的遺憾,也没有“如果怎樣就怎樣”的不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每天都是最好的時光,這讓我對未來也充滿期待。
這本書看似一次意外,却有其必然,如果没有前面近兩百萬字的資料積累,也就不會有這個項目,學術上哪有什麽偶然呢?有朋友説我“運氣很好,一生平順”,此言不假。但人生過了大半,怎麽可能不經歷波折呢?不過是我明白,衹要不病不殘,身心健康,人生就没有過不去的坎。没有人的人生衹是一個個偶然的疊加,所有的偶然背後都有成爲必然的理由。我很高興自己活成了别人眼中一生平順的人,我也希望自己的後半生依然一直平順!
我的一生平順,離不開父母家人的支持,離不開導師的幫助,離不開友人的寬解。此書得以出版,離不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接納,也離不開劉賽、龍偉業等編輯自始至終的關照。謝謝你們!
左江
2020年12月初稿
2021年8月定稿於三一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