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语文就是语文,没有什么“大语文”或“小语文”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傅国涌深入聚焦中国近代史及这一时期的教育,二十年间出了几百万字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位心系儿童母语教育的实践者,傅国涌设计实施了一套“与世界对话”儿童母语课程,希望用阅读奠定一个孩子基本的人文底色。围绕阅读与现行教育相关话题,本刊记者对傅国涌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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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的本质是精神成人
《教育家》:您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并曾表示,追忆过去的教育,不是为了批评现实的教育,而是为了追寻“理想的教育本来的样子”。您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傅国涌:理想的教育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存在,而是寻求人之为人的价值,通过教育,让人超越自身的生物性限制,从而获得对人和人所在的这个世界更确切和实在的理解。在我看来,教育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建造价值。教育不是一场战争,不是激烈的角逐,而是生长,自然的生长。当教育被狭隘化,变成知识碎片的游戏,教育的本质就被忽略了。教育的过程是缓缓展开的,如同一棵树的长成,苹果树上结苹果,橘子树上结橘子,也可能只开花不结果,甚至不开花不结果,但并不影响这棵树本身的价值。
《教育家》:您在知天命之年投身到以母语为中心的人文教育实践中,是什么促使您采取这一行动?人文教育之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是什么?
傅国涌:我在二十岁时做过三个学期的乡村中学教师,一直有一种教育情结。2006年我编的《过去的中学》出版,后来又编了《过去的小学》等书,完成了《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对现代教育长期的关注,使我对现实的教育有许多的感慨。到2017年我编的《寻找语文之美》出版之后,我想寻找“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所谓“读世界”,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纸上的阅读与地上的行走结合起来,将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结合起来,尝试一种新的可能。
什么是人文?年过八旬的语文教育家、浙师大教授王尚文先生概括为“把人当作人,使人成为人”这十个字。就我的理解,这个“人”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人文教育的本质是精神成人,让一个孩子获得人类已有的知识、智慧和美的遗产,并在享受这些遗产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人类。我深信,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有怎样的相遇,包括遇见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人,都将对其一生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教育家》:在您看来,母语之美美在哪里?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应该接触什么样的文本?
傅国涌:母语之美,是与时间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经过岁月淘洗的,那是没有被污染的、干干净净的语言,凝结着一个民族天长地久累积起来的、千锤百炼的心灵,从文言到白话,也包含翻译家们的努力,将世界各国最宝贵的那些精神遗产恰当地母语化为我们母语的一部分。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英语的,但我们照样可以通过朱生豪的翻译,当作我们的母语来读。母语之美体现为,在守护本民族的经典的同时也不排斥异国的经典,这种开放性,使我们的母语可以生生不息,这也是我在文本选择上强调古今中外兼具的缘由。
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能遇到什么样的文本,将决定他的精神质地、人文底色,我对自己小时候未能接触到希腊的荷马史诗和那些悲剧、喜剧作品,不知道莎士比亚、歌德、但丁这些人的作品感到十分遗憾。每个孩子的兴趣、天赋不同,阅读的取向也会有差异,但有些读物是每个孩子必读的,那是一个人成为文明人类一分子绕不过去的。我给孩子们开了一份书单,从初阶到二阶、三阶,由浅入深,从《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小王子》《昆虫记》《唐诗三百首》《人怎样变成巨人》这些书开始,到东西方的文学经典,乃至文学以外的经典,选择了几百种,给孩子们参考。世界上有定论的一流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大部头的,其实都可以让孩子们接触,以文学为主,但不限于文学,孩子的阅读边界必须拓宽,让他们首先看见江河奔流入海的样子,而不是首先考虑是否能读懂。阅读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不求甚解、一知半解都不是问题。就像一个人喝水,也不是从认识水的化学分子式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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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读万卷书同样重要的是行万里路
《教育家》:当前“大语文”教育盛行,是否存在误区?我们如何慎重对待?
傅国涌:大约2005年,我受当时还在山西的朋友谢泳先生之托,与三位在高中教语文的朋友蔡朝阳、吕栋、蒋瑞龙一起编过《大语文读本》(高三卷),那时“大语文”这个说法还是新鲜的。“大语文”的“大”,首先强调扩大视野,打破长期以来狭隘的甚至只关注知识训练的束缚,更看重语文的人文性。这一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当“大语文”这个词被滥用,什么都往这里面套,或者换汤不换药,只是借用这个词,其实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大”,无论是视野还是精神格局,如果都还是知识点的思路、知识训练的那一套,那就没有必要叫什么“大语文”。其实,语文就是语文,本来就没有什么“大语文”或“小语文”。所谓“语”就是说出来,所谓“文”就是写出来。叶圣陶先生等人最初使用“语文”这个词,不过是把“国语”和“国文”合在一起。
《教育家》:您开发了一套“与世界对话”儿童母语课程。这一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和理念是什么?如何开展?取得了哪些成效?
傅国涌:我把课程命名为“与世界对话”,首先是基于我对母语教育的理解,即提升每个孩子用母语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我把自己的构想归纳为“三百千万”四个字,也就是“三年百课千人万里”,我的设计是,和孩子们利用课余、假期一起“与世界对话”,三年的时间一百堂课,带孩子们认识一千个古今中外的作者,按照这一思路,每一课大致要认识十个新作者。实际上,我们每课的课前阅读资料涉及十几甚至几十个作者的作品。
与读万卷书同样重要的是行万里路,在自然和人文的现场,与人类那些美好的心灵对话。“与世界对话”课程不在知识点之间打转,更不在字词句之间纠缠,而是以想象力为中心,我相信课堂要有生命,我的心灵,童子们的心灵,古今中外那些先贤的心灵,在时空中相遇。想象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和有生命的课堂、广泛的课外阅读、人生的经历紧紧连在一起的。想象力也是生长起来的,是一个人往下扎根的结果。为此,我提出“一个中心”(想象力)、“两个基础”(语言基础和知识基础)——语言基础关乎母语表达的能力,知识基础寻求的不是碎片化的知识堆积,而是编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文地图。这张人文地图是一个“图绘的世界”,是可以跟随一个人一生的世界。
我的一百课,就是选择一百个题目,从蚂蚁、蜜蜂、蜻蜓、蝴蝶到日月星辰,从山海水火到四季花开,从石头、沙、土到风云雾雨电,从墙、门、窗到枣子、橘子、苹果,从诸葛亮、苏东坡到牛顿、爱因斯坦……什么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对话对象。但是,“与世界对话”必须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母语,让孩子们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所以,我强调文本至上,孩子从小接触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他们的眼界、品位、底色,在同一个题目下,古今中外不同的作者贡献出自己的想象力,足以给孩子们带来启迪。
从2017年秋天以来,四年多的时间,我给“童子六七人”上了一百多节课,带他们去过北京、南京、西安、无锡、嘉兴等地方,疫情前还去过希腊、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等国家。
孩子们的精神成长、母语表达水准都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2021年出版的“童课:与世界对话”系列共有三册:与墙对话、与门对话、与窗对话,就是我们三堂课的真实呈现,一课一本书,包含说、读、作三个部分,分别是我的讲课记录、孩子们阅读的文本及其习作。这个系列2022年会继续出版四册:与苹果对话、与枣对话、与橘对话、与叫卖声对话。另一个从2020年春天以来先后出版的“寻找中国之美”系列,也附有孩子们在行万里路上写下的习作。
《教育家》:对于家长和教师而言,如何让孩子们对阅读保持饥饿感和专注力?
傅国涌:阅读兴趣虽然因人而异,但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好奇心,有自己喜欢探究的领域,只是没有在适当的时间被发现。在阅读这件事上,家庭的氛围、学校的老师确实很重要,一个自己从来不读书的老师引导孩子读书的确很为难,一个完全没有阅读氛围的家庭要养成孩子的阅读习惯也不容易。如果说阅读的兴趣源自生命内部的驱动,阅读习惯的养成则跟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在碎片化的时代里,确实是个大难题。老实说,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也不能。对于不爱阅读的孩子,要让他们爱上阅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的这些话只能说给爱阅读的孩子听。不爱阅读的孩子也自有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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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给生命带来更饱满的可能性
《教育家》:您曾提到“童年的植物性力量”这一概念,请简单阐述其内涵,并谈谈儿童如何获得饱满的“植物性力量”。
傅国涌:“童年的植物性力量”源自比利时作家弗朗兹·海伦斯的一句话——人的植物性力量存在于童年之中,这种力量会在我们的身心中持续一生。他说:“童年并不是在完成它的周期后即在我们身心中死去并干枯的东西。它不是回忆,而是最具活力的宝藏,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丰富我们不能回忆童年的人。”我第一次读到这些话,眼前一亮,人的身上不仅有动物性的一面,还有植物性的一面,这是天真的一面,也是由童年的记忆构成的。植物性力量首先是向下扎根的力量,像树一样将根系慢慢地扎在大地深处,汲取土地的养分,然后也是向上生长的力量,不断地朝着阳光、天空伸展。这与动物性的欲望不一样。
童年的植物性力量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每个孩子在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与自然接触,与人类有文明以来最美好的人文传统接触,将这些来自自然与人类的记忆化作最深层的力量,储藏在生命深处,就像一口深井,一生都可以从中取水。我认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是植物的基本姿态,也是一个孩子精神成长的轨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像树一样向上生长》,单从“树”这个字来说,它是左中右结构,一个木、一个又、一个寸。一棵树又长了一寸,长一寸就有一寸的欢喜,慢慢来、不着急,树是慢慢生长的,人也是慢慢生长的。“植物性力量”首先取决于向下扎根,在这个意义上,孩提时代在自然中的经历,读过的书,听过的故事,上过的课,交往过的小伙伴……都将进入记忆的根部,这种记忆越丰富,获得的“植物性力量”就会越饱满。
《教育家》:您在《教育就是与美相遇》一文中回顾了过去的“课文之美”“课堂之美”和“课外之美”。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双减”背景下,中小学的课外生活应如何“美”起来?
傅国涌:《教育就是与美相遇》收入我的《美的相遇》一书,其中关于课外之美特别讲了话剧表演,当年的南开中学就特别重视话剧,许多学生终身受益。我为此专门邀请三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校园戏剧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黄岳杰先生,给孩子们多次开戏剧表演课,给孩子们排练《青鸟》《哈姆雷特》《大先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剧作。我们每次游学,都会选择一个经典剧本,孩子们自选角色,自己排练,许多孩子通过戏剧表演打开了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戏剧塑造人、磨炼人,确实如此。
我强调教育要有“留白”,重要的是在时间上的留白,但留白的时间不是空白,而要有更好的安排,让留白给生命带来更饱满的可能性。中小学生的课外生活是否能“美”起来,取决于利用留白的时间做些什么。其实,能做的很多,戏剧只是一种选择,到自然中去,到历史人文古迹去,将读书与行走结合起来,与志趣相投的伙伴同行,都是很美的事。暑假里,我带孩子们去昆明寻找西南联大,住在文林街上,这是孩子们期待已久的旅行,有的孩子兴奋得每天早起,相约一起去寻找一些不在我们行程中的遗迹。他们写出来的文字也仿佛接通了遥远的旧时光,一个个语词,一个个句子,一个个段落,都似乎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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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2年2月刊第1期,原标题《拓宽阅读边界,带孩子们看江河奔流入海——访历史学者、儿童母语教育实践者傅国涌》
文 | 本刊记者 周丽
设计 | 朱强
统筹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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