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苏俄红军于1922年10月击败了本国领土上最后一股反动派军队。内战结束后，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苏俄红军大批复员。
1920年秋，苏俄红军总兵力高达550万。1924—1925年，米哈伊尔·伏龙芝领导特别委员会组织实施军事改革。通过改革，苏联采用了正规军与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保留并建立了一支50余万人的精干红军。随着大规模裁军，绝大多数红军官兵转业到地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员。
参加苏俄红军作战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中，为数不少的人与“英雄团长”任辅臣一样，壮烈牺牲在异国战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如流星坠入茫茫宇宙一样，无声无息离开了人世。我曾试图搞清楚究竟有多少华人战士牺牲，但很快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20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
那么，那些幸运生存下来的人，命运究竟如何呢？其实，从包其三、孙福元、孙继五、李富清等人的故事中，已经可窥见一二。为了让脉络清晰，我尝试着对他们后来的人生征途和去向进行大致分类梳理。
脱下军装，踏上祖国土地
随着大规模裁军，退伍的中国战士踏上了回国旅途。他们有的直接回国，有的在苏联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可以说，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归宿。
1959年苏联军事出版社出版的《血脉相连的友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俄内战的参与者》一书中，一批回到中国的老战士讲述了旅俄、参战和复员回国经历。参加保卫乌克兰战斗的陈立德这样描述复员后的生活：
1922年，我病重，不得不复员。复员后，指挥部发给我一张免费的旅行车票。我先到了赤塔，然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了10多年。1936年，当许多华人回国时，我来到上海，靠修鞋维持生计。解放后，我开始在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工作。
《血脉相连的友谊》封面
1958年11月，苏籍华裔历史学家刘永安曾在中国会见了几位苏俄内战参加者，东北退休工人张之林是其中之一。张之林出生在离北京不远的一户贫农家庭，1916年在沈阳应募到俄罗斯做工。1918年，他辗转来到莫斯科，在这里报名参加红军。起初担任政府机关的保卫工作，后来被编入坦波夫一三七团第六连（中国连）。他参加过很多地区的战斗，还一度在包其三部队当过狙击手。他曾有一个经典说法，“打仗已经成了脾气”。内战结束后，他和很多同志们一起回到祖国。起初在沈阳建筑部门工作，后来在哈尔滨渡轮上当轮机工。新中国成立后在交通部门工作，直到1957年退休。
留在苏联，参加当地建设
包其三中国部队老战士李振东，是几万名浴血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国际主义者中的一位。
李振东出生于中国东北农村，一战时随着包工头招募的劳工队来到俄国。他下过矿、干过伐木工，1917年在彼得格勒感受到革命的力量。内战结束后，他选择留在弗拉季高加索附近一个叫纳尔奇克的小城。
之所以选择留在北高加索，完全是由于李振东在伐木期间结识的工友——巴蒂尔贝克。在伐木场，做工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俄罗斯人、卡累利阿人和高加索人。其中，李振东同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性格开朗的北奥赛梯人巴蒂尔贝克关系非常好。十月革命后，回国无望的李振东意外在彼得格勒街头碰到了老友。得知李振东无处可去，巴蒂尔贝克热情邀请他与自己一起回北高加索，“我们那里离大海很近，你可以走海路回中国……”。到了北奥赛梯，李振东不仅陶醉在弗拉季高加索周围的群山美景，高加索人的热情好客更让他感动。不久后，李振东加入了包其三的队伍。
20世纪50年代的北高加索城市纳尔奇克
1919年夏，李振东在阿马维尔附近负伤。当他伤愈出院时，没有人知道老部队在哪里战斗，随后被派往其他部队到乌克兰作战。内战结束后，李振东从红军第七乌克兰骑兵师退役，不久后去了顿巴斯矿山。至于战后没有回国的原因，李振东说主要是担心国内亲人因为他曾在苏俄红军服役而受牵连。1929年，他加入联共（布）。后来他搬到了高加索，在纳尔奇克的一家机器制造厂工作直至退休。
不知是什么原因，李振东的乌克兰朋友们都叫他伊万·李。战后，苏联政府给他的证件是伊万·伊万诺维奇·莫森科，李振东对此并不介意，如果苏联人记起来更容易些，也没有什么不好。
20世纪50年代，苏联作家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找到了这位成为普通人的退休老人。而随着《中国战士同志》《沿着包其三的足迹》两本书的问世，李振东及其战友在苏联和中国变得有名了。
20世纪50年代，苏联作家格尔采利·诺沃格鲁茨基和亚历山大·杜纳耶夫斯基与苏俄红军中国老战士李振东等人座谈
继续服役，搭建友谊桥梁
还记得包其三部队里的季寿山吗？他属于这类人的代表。当然，这类情况并不是很多。
季寿山是山东省平度人，1924年2月加入联共(布)。他1916年5月到摩尔曼斯克修铁路，十月革命爆发后参加赤卫队，1918年3月加入红军。一路追随包其三，季寿山在弗拉季高加索、格罗兹尼、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地经历无数次战斗。苏联国内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被基本平息后，季寿山先后被派到北高加索革命委员会、民警局等地工作，承担肃清小股土匪的任务。1929年7月，他第二次应征入伍，在红军担任翻译。1930年，他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毕业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局、船舶管理局任政治指导员。1944年7月，他第三次应征入伍，被调任哈巴罗夫斯克海军红旗舰队司令部侦察处翻译。1945年，他随苏联红军一起，参加了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中国东北的战役。此后，季寿山一直在苏联海军和远东边防军服役。苏俄内战、伟大卫国战争和战后建设时期，他多次立功受奖。
《高加索的烽火》封面
1954年11月，季寿山被批准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曾在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国家科委计量局等单位工作。他曾激动地回忆说，回到了亲爱的祖国，这是一个光辉灿烂、前途无限的国家，一个充满着生机活力、快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我要用我晚年的经历，在这个伟大的激流里扬起一星浪花”。
季寿山的经历，得到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的肯定，成为架设中苏两国友谊的桥梁。1957年，他曾随毛主席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1960年，《中国青年报》曾派专人将他在苏俄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战斗经历整理成《高加索的烽火》一书。苏联《真理报》称赞他是一位出色的国际主义战士，《苏联妇女》曾刊登《季寿山也曾叫她妈妈》的长篇文章，用大量真实感人的事例，报道他的英雄事迹和与苏联人民结成的深厚友谊。
1982年9月1日，86岁的季寿山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新华社刊登和刊发了这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国际主义战士逝世的消息，对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彼尔姆的中国人：历史与文化》一书中，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际支队的红军（左上）和红军中国战士穆新山的身份证（右下）
在《中国军团》一书中，乌克兰历史学家卡尔彭科对苏俄内战后留下来的红色中国人做过一段归纳性描述：
红军中的中国人不想复员。有些继续在军队服役，有些去警察部门工作。但大部分前红军士兵都返回了他们的工厂。到1925年，有3000名中国人再次在顿巴斯矿区工作……很多人娶了当地姑娘，成家立业。中国人在警察和生产部门工作得都很好。
（文/韩显阳，素材来源/韩显阳，责编/林风，编辑/千里、海哲，插图/千里，统筹/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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