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挂席浮沧海 长风万里通——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朱云影所言：“所谓中国文化，涵盖的范围，并不限于中国境内，实指以中国为中心，日、韩、越各国受其光芒辐射而形成的一大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西嶋定生认为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了文化的四大支柱。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历史发展深受中华文明影响。政治上，从史书记载的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到新罗、高丽和朝鲜王朝，与中国王朝均有密切联系。思想文化上，朝鲜半岛长期使用汉字，尊奉儒学，信仰佛教。社会风俗上，春节、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也通行于朝鲜半岛。

古史及传说记载的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共同构成古代朝鲜的“根基历史”。箕子朝鲜一直是朝鲜半岛古代王朝尊奉的对象，因为在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箕子朝鲜为朝鲜政权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认同提供了极佳媒介。

在中国历史上，箕子确有其人。箕子系商纣王叔父，纣王无道将其囚禁，武王灭商后，被释放的箕子东走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书序》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史记》《汉书》等也有一些记载。在朝鲜半岛现存较早的史书中也略有提及。金富轼《三国史记》记载“箕子受封于周室”，僧一然《三国遗事》记载“周虎王（即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均认同箕子朝鲜的存在。随着朝鲜半岛王朝与中国王朝关系越来越亲近，其对箕子朝鲜也愈加推崇。

统一新罗时代，新罗王朝与中国王朝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宗藩关系，奠定了其后朝鲜半岛历代政权与中国王朝的交往模式。与此同时，箕子朝鲜也逐步融入朝鲜半岛各王朝的历史建构中。高丽时期，对箕子的推崇在政治上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据《高丽史·礼志》载高丽肃宗有感于“我国教化礼义，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令平壤府求封箕子坟茔，立祠以祭，又建箕子祠于平壤”。忠肃王七年，“以箕子礼乐教化自平壤而行，令平壤府修祠致祭”。箕子逐渐被确立为朝鲜的文化象征和文明始祖。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建立新王朝，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使臣韩尚质请国号于明朝。明太祖曰“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遂赐国号“朝鲜”。朝鲜君臣将明太祖赐国号比作周武王封箕子，开国重臣权近曰：“今天子锡号之恩，殿下复旧之德，实与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鲜同一揆也。”此后朝鲜王朝历代君臣都十分尊崇箕子。朝鲜世宗言“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英祖亦以为“东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赖箕子之教”，充分肯定箕子的教化之功。

图为描绘朝鲜王城汉城昌德宫和昌庆宫的《东阙图》中的大报坛。“大报”取自《礼记·郊特牲》：“大报天而主日也”。高丽大学博物馆/供图

朝鲜王朝在政治上对中国王朝采取臣服的姿态，文化上以比附与仰慕的心态依附中国，而箕子朝鲜为这种文化心态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中，中国是中心，朝鲜是中心的边缘。王明珂认为，“在族群边缘，人们强烈地坚持一种认同，强烈地遗忘一种认同”。朝鲜半岛的始祖传说中，箕子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圣人，在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朝鲜王朝作为“边缘”，对箕子的推崇既是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朝鲜王朝加强与中华世界联系的重要媒介。

在宗藩关系下，朝鲜王朝对箕子朝鲜的尊崇，增添了文化认同的光环。在费正清构筑的古代东亚秩序同心圆理论中，朝鲜、越南、琉球属于与中国政治文化最近的“汉字圈”。而自统一新罗开始产生的“小中华”思想，更是以中华思想为依托，在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持续发展。明清鼎革后，朝鲜王朝以中华正统自居，在明朝灭亡60年后的1704年，朝鲜国王肃宗在昌德宫后苑建大报坛，长期崇祀明太祖、明神宗与崇祯皇帝，成为古代东亚世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朝鲜半岛历代王朝对中国的政治依赖和文化认同，正是中华文明对朝鲜半岛影响的体现。

汉字为中国文化东传朝鲜奠定了语言文字与文献基础。汉四郡时期，汉字已传入朝鲜半岛；新罗时期，朝鲜半岛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习读法。汪德迈认为：“朝鲜语与日语相近，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以汉字记录这一语言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日本人所解决的同样的问题。公元7世纪末，一位佛教徒之子、儒学专家新罗大学者薛聪发明了一种类似‘假名’的方法，朝鲜语称之为‘吏读’，意为政府官吏（按朝鲜语）阅读之（方法）。”“吏读”即用汉字标示朝鲜语读音，尽管读音不同，字义多无异，对于中国文化的东传意义重大。

汉字对于中华文明发展和传播所发挥的作用历来受到关注。费正清等认为：“东亚文明的大部分依赖中国文明，对汉字的喜爱和敬仰是东亚不同国家之间联系的最有力的纽带。”东亚各国发明创造本国文字，与汉字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朝鲜谚文的创制就是典型。朝鲜王朝世宗时期，郑麟趾、申叔舟等创制了朝鲜谚文的28个字母。1446年，世宗国王颁布《训民正音》，教导朝鲜百姓读准汉字发音，此注音体系对朝鲜语进行了细致分析，制定出各种元音、辅音。创立谚文后，朝鲜官方文书、史书、文集、书信等仍使用汉字书写。汉字在朝鲜半岛一直作为官方文字，直至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才废止。

在朝鲜半岛，使用汉文与尊奉儒学相辅相成。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逐渐成为朝鲜王朝尊奉的政治学说。在古代东亚，儒学是地区共通的知识来源，影响了东亚文明的方方面面。一般认为，卫满朝鲜时期儒学开始传入朝鲜半岛。汉四郡时期，汉朝的制度与儒学思想等大量输入朝鲜半岛。朝鲜三国时代，儒家思想逐渐为朝鲜半岛各政权所接受。《旧唐书·百济传》记载：“其书有五经子史。”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时期儒学继续发展。高丽太祖注重经学教育，“幸西京，创置学校……聚六部生徒教授”。高丽光宗模仿唐朝实施科举取士，设立制述（进士）、明经两科，前者考诗词赋策，后者考五经。高丽成宗仿照唐朝设立国子监。朝鲜王朝以儒立国，太祖李成桂立国之初就创立大学，建立科举考试制度，为朝中选拔官员。地方上设立乡校，习读“四书五经”，培养儒学人才。朝鲜儒学因之大盛，涌现出一批颇具学术成就的性理学家，如郑梦周、李滉、李珥、李睟光、宋时烈、李瀷等。朝鲜儒学尊崇程、朱，更加注重程朱理学中较为抽象的性理学思想。在实践层面，朝鲜理学思想与政治斗争、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持续500多年的朝鲜王朝被视为世界上存续最长的儒教王朝。

《三国史记》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后，很快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并深入参与各政权的国家建构。日本仿效唐朝，进行大化革新，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朝鲜半岛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统一的新罗王朝。二者的出现，被学术界视作古代东亚世界形成的标志。高丽王朝太祖王建深信佛教，以佛立国，在全国兴建佛塔，佛教徒势力很大，成为王朝的中坚力量。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尊儒排佛，佛教虽在政治上受到压制，但早已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

从东晋到元朝末年，朝鲜半岛入华求法请益活动盛行，朝鲜半岛僧人来华求法有名姓者多达270余人。求学僧人学成之后大部分回国传教、开宗立派，少数终老于中国。他们追踪中国佛教发展的最新信息，及时调整求法请益的方向和重心，留心每个宗派，关注每个新的变化，将中国佛教的发展最新状况传入朝鲜半岛。在这些入华求法僧人中，金乔觉和义天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北宋开宝年间（968—975）雕刻印刷的佛典总集《开宝藏》，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传入高丽、日本等国，成为海内外各种大藏经的祖本，影响极为深远。高丽在《开宝藏》基础上雕刻成的《高丽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又一次大汇编。《高丽大藏经》现存第二次雕版，藏于海印寺，海印寺也是中国佛教文化东传朝鲜的见证。

海印寺内藏有《高丽大藏经》板8万余块。图为韩国庆尚南道伽耶山海印寺 视觉中国/供图

诚如朱云影所言：“日韩越各国的佛教，受中国的影响极深：各国佛教所依据的经论章疏，无不来自中国，这些经论章疏，都是中国僧侣用中文翻译或撰述的，已加上中国僧侣的慧解和创意，所以各国的佛教思想，都和中国有不可分的关系；至于各国的佛教宗派，或是中国僧侣到各国所开创，或是各国僧侣到中国留学回国后所开创，所以各国的佛教宗派，都可说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延长；再者，各国的僧侣，除了偶然有往西土求法的，差不多都以中国为佛教圣地，历代到中国求法留学的络绎不绝，所以中国可说是各国僧侣的养成所。”因而汉传佛教东传朝鲜半岛，是检视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影响的又一个重要层面。

综上所述，箕子崇拜既是中朝宗藩关系的产物，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体现；汉字的使用奠定共同的心理基石，是东亚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中朝文化交流奠定了语言文献基础；儒学科举取士，“四书五经”成为中朝儒士共同习读的经典，促进中朝思想文化的整合；汉传佛教提供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资源，也是中国文化东传朝鲜的重要层面。这几大要素固然是考察中国文化东传至朝鲜半岛的重要方面，但也只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以比较的视野考察东传朝鲜半岛的文化，有助于反观中国古代文化特色，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