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耳出生之地的十大考证
提要:《史记》记载老子出生地在楚国苦县。大量历史典籍和文物资料证明：老子时代的楚国苦县就是今安徽涡阳。历史上武平、鹿邑与苦县、谷阳、真源始终并存，并同属一个地区。武平就是今鹿邑，苦县、真源就是今涡阳。今本《水经注》把苦县错置于谯城西部，是造成老子故里争论的根本原因。陈桥驿教授和王振川先生考证古谷水就是涡河支流武家河，纠正了《水经注》的错简。还原老子故里楚国苦县于谯左，就解决了老子出生地的纷争和困惑。
关键词：老子故里 楚国苦县 谯左 涡阳 《水经注》 错简
一代圣哲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自古至今一直深受世人尊崇。司马迁《史记》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可是，老子时代的楚国苦县，在现在的哪一个地区，考证和理解出现了分歧。安徽涡阳，还有河南鹿邑都说自己是老子故里，目前在学术界两说并存。老子出生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通过严密考证，得出一个准确而明晰的结论。本文列举十大证据，解开历史谜团，证明老子出生地就是今安徽涡阳。
一、楚国作证
苦县在楚国。考证老子故里，首先要考证楚国。历史资料记载：在老子时代，今涡阳属于楚国，而鹿邑属于陈国。
老子生活的春秋后期，楚国和陈国西北地区边界是城父。《春秋左传》有如下记载：
1）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秋，楚人伐陈。” “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
焦、夷二地本属陈。焦即今亳州谯城，夷即今亳州城父。因陈与宋国暗中来往，公元前637年，老子出生之前66年，楚国讨伐陈国，夺取了陈国的焦、夷二地，在顿建城。今鹿邑那时称作鹿鸣，鹿鸣在焦以西一百多里，属于陈。
2）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秋，楚子辛救郑。”
公元前572年，就是老子出生的前一年，晋国军队进攻楚国焦、夷二地，但未得逞。焦、夷也仍是楚国属地。
3）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楚“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
公元前522年，老子49岁，楚王为其太子建取秦女为妇，奸臣费无忌见秦女极其美丽，因劝楚平王自己娶秦女，楚王从之，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抓了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司马奋扬事先派人通知太子建，太子建奔宋逃亡。这一段史料表明，城父仍然是楚陈边界的重镇。
4）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传》：“六年春，吴伐陈，楚子……乃救陈，师于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
公元前489年，老子已经80多岁了，楚昭王亲率大军到城父，因吴国伐陈，楚国战也不利，退也不利。这进退二难中，楚昭王病死于城父。此时城父当然也仍在楚国手中。
楚国在公元前637年从陈国夺取了今天的亳州和城父，到公元前489年还一直占领城父，前后有148年，说明此地处于楚国一直未变。城父东南之地是楚国苦县，城谯城西几十公里的鹿鸣一直属于陈国。春秋时代，陈国没有苦县和相县，有史可查。
公元前479年，楚国消灭了陈国，一直属于陈国的武平、鹿鸣，即今鹿邑地区，才开始归属楚国。这时老子如果健在，也已经92岁了。但是鹿邑方面并不能以此为据，把老子出生地楚国苦县说成在他们那里。
二、相邑作证
《战国策·秦四》：“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銍、胡陵、相、砀、萧，故宋必尽。”
《春秋·鲁桓公十五年》：“公会宋公、魏侯、陈侯于袲，伐郑。”
《春秋大事表》卷73：“袲。杜注宋地。沛国相县西南有袲亭，今在江南凤阳宿州。”
《后汉书•郡国志》：“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
东汉陈相边韶《老子铭》：“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
《水经注·睢水》：“相县，故宋地，……睢水又东径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
老子时代，楚国疆域辽阔，北连宋之相邑而西接陈之焦、夷。楚国不断发动战争，先后占领宋之相邑和陈的焦、夷进入了楚国的版图，其中宋国相邑归楚国苦县管辖。
据史料考证和考古发掘，宋国相邑就在今涡阳丹城相老家地区。考相氏家谱，这里几千年来一直是相氏居住地。至今这里还有数十个以“相”命名的村庄，集中居住数万相氏人家。相老家相氏祖坟碑记有非常清楚的记载；相老家有一块珍藏两千多年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汉代碑刻，可以说是国家级的历史文物（附图）。这块碑是《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记载的有力见证。山东曲阜与沛地正是南北方向，当时老子71岁，正值从周室退休归乡，在相邑写作《道德经》、炼丹养生的时期。
楚国的苦县所在地，在宋国相邑南部，合并相之后领域更大。东汉陈相边韶，曾奉汉桓帝之命写《老子铭》刻于石碑之上。他对老子故里的记载比司马迁更具体、更详细，也更可信。《老子铭》：“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这段话把宋楚两国、相苦两地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因此，不论边韶说老子是楚相县人，还是司马迁说老子是楚苦县人，都表明老子故里在今安徽涡阳。
三、苦县作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最早记载老子的最权威的国修史书。司马迁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史记》还有几篇文章可以佐证苦县和周边县的地理方位。
第一篇《陈涉世家》：该文记述陈涉起义的行军作战路线图：“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铚就是今濉溪一带，酇在今永城一带，柘就是今河南柘城，谯就是今亳州谯城，陈是今河南鹿邑西面的淮阳。苦就是在今河南永城南部，柘城、谯城东南的今涡阳北部地区。铚、酇、苦、柘，四县自东向西，步步为营，第一步攻下濉溪，第二步向西攻下永城，第三步攻下永城西南的苦县（今涡阳），第四步向西北攻下柘城，第五步向西南攻下谯城，最后向鹿邑进攻，直至夺取鹿邑西部的陈国都城（今淮阳）。
如果按照所谓苦县在谯城西五十里鹿邑的观点，作战路线就特别混乱，甚至可以说没法作战。试想，打下永城之后，怎样才能穿过谯城、柘城，去打数百里外谯城西南的所谓“苦”（今鹿邑）？打下“苦”（鹿邑）以后，再北上攻柘，攻下柘以后再南下攻谯，最后又要攻打鹿邑和它西边的陈（淮阳），难道 “苦”（鹿邑）要攻打两次？仅凭这一点军事常识，“苦”就不可能在谯城以西。
第二篇《樊哙列传》：这篇文章记述刘邦的大将灌婴连破项羽军队，首先迫使彭城（今徐州）、沛(今沛县)、萧（今萧县）、相（今濉溪淮北）等地敌军投降之后，接着 “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灌婴的作战路线和陈胜相似，也是从东向西，拿下沛、萧、相之后，接着攻苦、谯，就是今涡阳、亳州。注意：司马迁没有说攻谯--苦，而是说苦--谯。由此可见，自东至西，自古至今，苦在谯左，千真万确！史料一次又一次证明 “苦”在谯之东南，即宋真宗拜老子亲临的“谯左”卫真县。
说明：此处之“相”，已非春秋宋国相邑，而是秦汉沛郡相县，今濉溪淮北地区,与苦县并存，在苦县的东北方向。
第三篇《项羽本纪》：刘邦的军队攻打项羽，“屠城父，至垓下。”《史记·正义》注：城父，亳州县也。刘贾入围寿州，引兵过淮北，屠杀亳州、城父，而东北至垓下。今城父东北10余里义门，即唐真源；义门东10余里赵屯，有古战场和古墓坑遗址，即“垓下”。《史记·正义》注：“ 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据此可以确认垓下在今涡阳天静宫西十余里的义门镇赵屯。
城父在亳州东南。刘邦大军由西而东,到达并占领了城父, 部队再向东北十余里，到了垓下。既然部队是从太康、亳州、城父一路东进,那么，此时的今鹿邑也应该在早就在汉军手中，所以垓下不可能如一些史学家所说在鹿邑东”，因为那里没有真源县，更与史书记载“屠杀亳州、城父，而东北至垓下”的行军路线不符。同样，如果说垓下在“今安徽灵壁东南”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灵壁离城父尚有三百余里路，而且那里也没有真源县，更没有老子庙。
“垓下悲歌”的历史发生地，就在今涡阳县境老子庙附近。今城父东北10余里义门，即唐真源；义门东10余里赵屯，有古战场和古墓坑遗址，即“垓下”；“垓下”东十余里就是天静宫。城父---真源（义门）---垓下（赵屯）---老子庙（天静宫），四地自西向东依次排列，不论方向还是距离，史书记载都与当今地理方位完全一致，相当于现代科技的卫星定位。
唐代真源县的原名是谷阳，谷阳的原名是苦县。真源（义门）的治所就在谷阳、苦县（张老家、赵屯）附近。这里距离老子出生地只有二十来里路，可以说是连成一片的。垓下悲歌回荡在老子庙上空，老子闻知，也为项羽和虞姬的悲剧而叹息。
四、武平作证
汉代君臣对老子十分崇拜，平民百姓也信仰道教。汉桓帝延熹八年两次派人到苦县祭拜老子并修建老子庙，还命陈国相边韶撰写《老子铭》，记载老子故里的历史变迁和地理特征。
鹿邑说他们那里是老子故里，鹿邑的前身是武平。汉代史料记载老子故里都是讲苦县，没有说武平；武平和苦县在汉代同又归陈国管辖。因此，有必要结合苦县对武平简要考证。
一：老子故里苦县和武平在汉代同属淮阳国和陈国管辖。苦县位于行政区东部，南与圉（今阜阳北）连接，西与武平（今鹿邑）相望，两地之间一百多里路，并不遥远。苦县的东部和北部是沛郡诸县，
二：汉桓帝延熹八年两次派官员去苦县祠老子，而不是去武平；也就是说去的是今涡阳，而不是今鹿邑。当年在苦县建的老子庙就是此后天静宫、今日天静宫的前身。鹿邑当年是武平，那里何人何时修的老子庙，历史记载不清楚。鹿邑要说清问题，得拿出有力证据。
三：边韶是陈国相,他奉命写《老子铭》与桓帝派人祠老子有紧密关联。《老子铭》不仅记载相邑和苦县的历史沿革，而且也记述了老子庙的地理特征 “涡水处其阳”。涡阳天静宫与之相符，鹿邑天静宫与之相反。
四、鹿邑春秋时期称鹿鸣，汉代称武平，唐代称鹿邑，至今未变。唐朝之前属于陈国或者淮阳郡管辖，唐代到元代隶属亳州，明清隶属归德府。武平、鹿邑的历史与苦县、谷阳、真源、卫真、涡阳的历史同存，地理上没有互相的间隔、交叉和包容。武平也好、鹿邑也罢，与苦县、真源没有关系，与老子故里也没有关系。
五、谷阳作证
苦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长久的存在。据《辞源》解释：苦县在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为楚邑，后兼并宋国相，为秦汉苦县。至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改称谷阳县。那么，苦县这一历史地理名词，就有近千年历史。
《旧唐书地理志》：亳州,领谯、城父、谷阳、鹿邑、酂五县……真源,汉苦县,隋为谷阳,乾封元年改为真源,载初元年改为仙源,神龙元年复为真源,有老子祠。
《新唐书·地理志》：宿州县四：临涣､永城､山桑､蕲。贞观八年增领谷阳。十七年以临涣､永城､山桑隶亳州,谷阳､蕲隶徐州。
这两则史料，至少包含谷阳和真源的四条信息。
一是，晋、隋之谷阳由汉魏苦县改名，至唐又改真源。谷阳之名是苦县与真源之过渡。
二是，谷阳之名与谷水有关。谷水的上游有谷熟县谷阳在谷水流域，治所在谷水之阳。由此推论，苦县治所也在谷水之阳。具体方位就在今义门东北20里张老家、赵屯一带，那里有一条《水经注》记载的谷水流过。这条谷水现在叫武家河，《水经注》研究专家陈桥驿等早有专论，后文详述。武则天把谷水改称武家河的千年传说，可资佐证。
三是，谷阳改名真源，除唐高宗赋真源道教含义外，还有地理因素的考虑。根据古今城市发展规律，城市要向大江大河靠近，便于交通和发展。苦县（谷阳）虽靠近谷水，但毕竟是涡河支流。于是谷阳不断南迁，终于在唐代迁到今义门涡河岸边。由于县治所从谷之阳移到谷之阴，再称谷阳就名不副实了，于是改为真源。
四是，贞观八年宿州增领谷阳，十七年谷阳又隶属徐州。谷阳（苦县）位置必在谯城和宿州、徐州之间，当然既可以西归亳州，也东归宿州和更远的徐州。如果非要说谷阳（苦县）在谯城以西，它又怎能绕过谯城、城父，再归属东面临涣和更远的徐州？
六、真源作证
唐代李姓王朝以李耳为祖，对老子尊崇无比。开国皇帝李渊尊老子为圣祖，下令各地修建老君庙，钦定道教的国教地位；唐高宗和武则天亲往老子故里祭拜，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唐玄宗亲为《道德经》作注，编写《开元道藏》，天宝二年老子祠改称天静宫。两部《唐书》对此记载特别详细。
关于真源县的地理位置和治所，《新唐书·张巡传》记载：“更调真源令。安禄山反，天宝十五载正月，贼酋张通晤陷宋、曹等州，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逼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军。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讨贼，从者千余。”这一则史料《资治通鉴》也有大致相同的表述：“先是谯郡太守杨万石以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河东张巡使为长史，西迎贼。巡至真源，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吏民乐从者数千人。”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造反，叛军攻陷两京之后，自西向东一路杀来，攻占了谯郡。在谯郡太守杨万石逼迫真源县令张巡投降时，他本人早已经投降，谯城已沦陷在安史叛军手中。为了讨好叛军，杨万石命真源令张巡为长史，率众西行亳州投降。一个“西”字，锁定了真源在谯东的地理位置。试想，如果按照一些学者所谓“真源在谯西”的说法，叛军从西面一路杀来，难道会留下一个所谓的“真源”直取谯城吗？张巡是热血男儿，爱国名将，如果他的军队在谯西，难道他会无动于衷，眼睁睁的看着叛军屠戮百姓，血洗真源、谯城吗？
正因为真源在亳州东南数十里，所以这里才有暂时的安宁。如今亳州失守，真源危在旦夕。张巡誓死抗战到底，决不投降。当时真源离老子庙（今天静宫）不远，真源也建有玄元皇帝庙。张巡出兵以前，率领数千将士向老子哭诉，对老子宣誓：一定要打败安史叛军！那场面，那气势，真是感天动地。后来由于寡不敌众，真源最终难免遭劫，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县城只剩下一个仪门。此即后来真源叫“仪门”，又叫“义门”的原因。如今义门镇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古镇，有玄帝庙等历史遗迹。《水经注》记载 “二女孤堆”即楚灵王墓，也在义门南二里。
七、卫真作证
老子故里唐朝称真源县，到了宋代改称卫真县，其居谯左的地理方位、管辖疆域和治所，也没有变化。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春，宋真宗到亳州卫真朝谒老子，亲自撰写《御制朝谒天静宫颂并序》：“天静宫者，介谯郡之列壤，滨涡水之鸿州；择元辰于摄提，诣殊庭于谯左。”“摄提”即甲寅年，大中祥符七年；“殊庭”指仙人住的地方；“谯左”即亳州之东。同年真源县改名为卫真县。随后，有两块碑记出现了。一块是天禧二年（1018年）盛度所撰修建天静宫碑，一块是《先天太后赞碑》。
关于天禧二年盛度所撰修建天静宫碑，涡阳天静宫有元代至顺三年张启岩撰《天静宫兴造碑记》记载：“独天禧二年（1018年）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而铭半存。三班借职王宗彦、同监修官、亳之守臣、监修者在焉。盖奉敕为之也。”宋代盛度所撰写的天静宫碑刻虽然现在失传，但是元代碑刻就是最有力的见证。碑文中告诉我们很多重要信息：宋代朝廷派许多官员来负责重修天静宫，一是说明天静宫历史悠久，宋代修建的应是汉唐建筑；二是表明修建天静宫是敕建，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三是天静宫和天静宫的名称变化，宋真宗把县名真源改为卫真，宫名在颂文中仍称太清；张启岩撰《天静宫兴造碑记》时称，流星园天静之旧基。宫名若改为天静，在四年后盛度所撰碑文中应有记载。按理推断，当时天下各州郡都有天静宫，为了与各地有所区别，以突出老子故里之崇高地位，在将真源改名卫真的同时，就把天静宫改为天静宫了。四是此碑立于宋真宗拜谒老子之后四年，肯定与《先天太后赞碑》竖立在鹿邑天静宫一事有关，这块碑应该比《先天太后赞碑》还有价值。具体是怎样的细节，有待深入考证。
《先天太后赞碑》是1014年春宋真宗诣 “谯左”卫真天静宫谒老子后亲为。这块本来应该立在卫真老子故里圣母殿的碑，为什么立在鹿邑这么一个道教场所，历来有争议。我们认为，这一块碑立在哪里，其实也不十分重要。从唐朝起，各州县都有纪念老子的庙宇和宫殿，有一块碑立在那里也在情理之中。包括唐玄宗撰写的《道德经注》碑，都是道教信徒出于对老子的崇拜和朝廷的忠诚所为。这样的碑其他地方也有，但并不能以此来证明那里就是老子故里。
卫真在元代一度划归鹿邑，鹿邑方面把这件事作为卫真和鹿邑两位一体的有力证据。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两地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汉代同属淮阳国和陈国，唐宋同属亳州。根本问题在于：两地方位明确，卫真在东，鹿邑在西，不然，卫真的前身谷阳也不可能归属宿州临涣和徐州。
《宋史·地理志》：亳州县七：谯、城父、酂、永城、卫真（唐真源）、鹿邑、蒙城。
《金史·地理志》：亳州县六,：谯、鹿邑、卫真、城父、酂、永城。
《元史·地理志》：亳州,元初领县六：谯､酂､鹿邑､城父､卫真､谷熟。后并城父入谯,卫真入鹿邑,谷熟入睢阳,酂入永城。后复置城父。(亳州)辖三县：谯县、鹿邑、城父。
宋代之后行政区域划分，不断有一些归属调整，但总体来看，老子故里属于亳州管辖，并且卫真和鹿邑长期并存。元代为了平衡道教不同派系的矛盾争斗，整合道教派系的力量，同时也是由于当时地广人稀、不便管理的考虑，一度把卫真并入鹿邑。但是这次合并时间很短，亳州很快又恢复了城父建制，把老子故里卫真（今涡阳）又从鹿邑分出来，划归城父县。元至顺三年张启岩撰《天静宫兴造碑记》曰：天静宫“在城父之福宁镇（今张老家）东南”可证。跟苦县、谷阳、真源一样，卫真作为行政区消失了。直到1864年涡阳建县之前，今涡阳地区分属安徽颍州府的亳县、蒙城县、阜阳县和凤阳府的宿县四地管辖。清同治三年，为了镇压捻军起义，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分别从亳县、阜阳、蒙城和宿县划出一些村庄和集镇，在天静宫东南八里的雉河集（今涡阳城关）建涡阳县，当时亳县福宁镇（今张老家）的老子出生地天静宫从此隶属涡阳。
八、方志作证
考察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最重要的是依据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历史典籍，因为这些材料都是层层把关、皇帝御批、代代相传的。国史体现国家意志，不允许任何错乱。有意无意改动国史，是要杀头的。因此，这些史料最具有权威性。除此之外，历代方志也值得重视。因为这些资料也是政府组织撰写，而且要以实地调查为前提，记述得特别详细。每一处文化遗存，不仅交代属哪一府哪一县哪一乡，还交代该文化遗存的方位、距县府的距离等。所记之事物往往与权威著作不谋而合，对于考证历史也起到重要作用。
记载我国古代地理的志书很多。一类是国家编审的历史典籍中专章“地理志”；一类是国家统一组织编写的志书，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第三类是学者个人著述，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肇域志》等；第四类是各地志书。
这四类著作，前两类可信度较高，后两类有一定参考价值，但错误难免；特别是各地所编写的地理资料，难免会有一些主观倾向，更需要慎重对待，择善而从。比如鹿邑为了表明那里的天静宫是老子故里，总是把他们自己编写的县志作为依据，说什么因为涡河改道才使老子庙在涡河南岸云云，难以令人信服。
考证老子故里，我们首先要采信最可靠的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历史典籍，同时采信《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其余的作为佐证参考。
《大明一统志•凤阳府》：“天静宫在亳县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
明弘治《中都志》：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县（亳县）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东南，基址犹存，有元翰林张起岩所撰碑。”
顾炎武编明代地理总志《肇域志》：“废苦县在亳州东，废武平在亳州西。”
《大清一统志•颍州府》：“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老子生于此。”
《亳州志》、《颍州志》和《涡阳县志》等地方志均一致记载：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东南，老子所生之地，汉延熹八年建宫以尊奉之。宋天禧二年，盛度撰天静宫碑文；元至顺三年重建，张起岩撰碑。明清至今《亳州志》编修十余次，记载老子故里在涡阳始终如一。
九、文物作证
天静宫从创建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里的建筑、碑刻、文物，例如九龙井、圣母墓、流星园以及涡阳境内大量的道家文化遗存证明：涡阳是老子诞生地。
《水经注》记述老子故里在苦县，苦县故城遗址就在天静宫西十余里张老家赵屯一带；《水经注》记述老子庙位于谷水注入涡水处，涡水处其阳，正与天静宫的地理位置相符；
《水经注》记述老子庙东有圣母庙和圣母坟，记述九龙井、流星园等独特景观，这些在天静宫都有历史遗存。特别是九龙井，经文物专家鉴定为春秋时期的瓦圈井，极为珍贵。
各种方志一致记载天静宫的另一独特景观：“流星园，在亳县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原有圣母殿，遗址尚存。”涡阳有“古流星园”碑珍藏在老子博物馆内，《亳州志》有天静宫流星园示意图。
现在的天静宫是在汉唐老子庙遗址上修建的。1992年考古发现的汉老子庙基址，还有唐、宋、元历代地层的出土文物和庙宇建筑基址，现在已经保护起来；建于宋元时期的东岳庙巍然屹立，被作为老子博物馆；这些都有1992年中国文物考古所的考古报告结论为证，出土的历代文物已在老子博物馆展出。
涡阳既然老子故里，县境就有历代众多道家人物的文化遗存，例如尹喜墓、范蠡墓、嵇康墓和陈抟卧迹等。这些可作为老子故里在涡阳的佐证。比如，涡阳曹市镇就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天静宫，是1864年建县时从宿州划过来的。东天静宫有不少老子的遗迹和传说。其中一块清代康熙十九年的《创建火德神庙碑》记载：“吾乡之里旧有老君天心宫，所建有三清、三炁、玄帝神庙，四方赖以庇佑者数百代矣……”该碑落款：“康熙十九年二月朔一日吉旦大清国江南凤阳府宿州城西仁义乡抬头村四散居。”可以说，东天静宫的历史和地位与河南鹿邑的西天静宫相当，是纪念老子的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
十、《水经注》证
老子出生地的争议主要与《水经注》有关。这本书一直是鹿邑认为的最有力证据。鹿邑的逻辑是：司马迁说老子是苦县人，《水经注》记载苦县在位于武平和谯城之间，也就是现在的鹿邑县。加上《水经注》的这一记载被编制地图的人采信，老子故里在鹿邑就有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这些影响主要是在30年前。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对今本《水经注》重新考证，于是对老子故里就有了新认识。目前社会各界认定老子故里，涡阳鹿邑两说并存，新版《辞海》也是这样处理。我们认为，对老子故里的认定不能永远这样模糊和折中。安徽涡阳要确定为老子故里的唯一选项，必须彻底解决《水经注》的问题。
《水经注》是公元六世纪初北魏郦道元撰。原四十卷,后丢失五卷,今本四十卷是三十五卷新编而成。该书北魏至宋四五百年间辗转传抄,清代又经过数次“乙改、整理”。今版《水经注》卷23记载涡水、谷水、苦县和老子庙是有问题的。只要我们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涡河、武家河（谷水）流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遗存认真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今本《水经注》把原在谯左的苦县、相县地理位置错误地放到谯城以西。
最早指出《水经注》该处错简的，是现代郦学泰斗、研究《水经注》最权威的专家、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早在1998年，他就和复旦大学一些历史地理专家一起来到皖北，考察淮河水系，重点考察涡河及其支流武家河。陈老一行走遍涡河、武家河两岸的村落，西到河南，东去蒙城，北至淮北相山，勘察涡河的河流走向，鉴定各地一件件出土碑刻、文物，查阅一本本历史文献资料。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证和广泛深入的讨论，陈桥驿教授终于发表论文《记载的淮河——兼议谷水就是武家河》。文章根据《水经注》 “涡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的记载，查勘涡阳天静宫春秋瓦圈九龙井，对照《水经注》老子庙东有九井的记载，参照关于老子出生地为春秋宋国相、两汉楚（陈）苦县、历代帝王“诣谯左”祭老子等历史文献，得出结论：谷水就是涡阳以北注入涡水的支流武家河。陈桥驿先生兴之所至，赋诗两首：“川渎播迁古今多，郦书从来费揣摩；幸得九井历历在，谷水就是武家河。”“天静九井皆得之，道统源流豁然知；涡水长流道长在，老子故里就在此。”
陈桥驿先生指出谷水名称变迁，实际是指出楚国苦县在谯城以东，也就是指出今本《水经注》的错简所在。因为谷水和九井连在一起，九井与老子庙连在一起，老子庙所在地又与苦县、相县连在一起。找到了九井，就找到了老子庙，就找到了谷水，也就找到了迷失已久的苦县。所以，陈老赋诗 “幸得九井历历在”。一个“幸”字，真是一字千钧，一言九鼎！
近年来，研究老庄文化的专家王振川先生，受陈桥驿先生论证的启示，通过文献比对和实地考察，把错简的《水经注》理顺，绘出了符合郦道元原本《水经注》的涡水流经路线：
涡水发源扶沟县……鹿邑城北（鸣鹿）——武平县故城北（武平）——广乡城北（鹿邑）——谯县故城北（亳州城）——城父县故城北——苦县西南（今涡阳义门、张老家）——赖乡老子庙（天静宫谷水入涡处）——下城父北（涡阳县城）……东入淮河。
《水经注》错简以后，在鹿亳两地相距不到50里的地方，塞进了本在谯左的苦、相两县，就显得拥挤不堪；反观谯城以东至涡阳、蒙城二百余里，几乎一片空白，天下哪有如此荒唐的行政区划？理顺这段错简，苦县、相县在谯左的本来面目得到恢复，亳州周边的行政区划显得十分合理。王振川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对陈桥驿先生研究成果的深入和细化，学术界应予重视。
一处《水经注》的错简造成一段历史迷茫，但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有比它更充分、更准确、更权威的史料和物证来否定它、纠正它。只要是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老子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思想，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何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完全有这种决心和信心。
本文综合参考了涡阳县老子故里论证三十年研究成果，特别是王振川先生、杨光先生和胡智先生等研究成果，由牛家栋先生执笔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