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经济学就必须关注利益？经济学家只能看重效率？金融开放有利于富国多于穷国？经济全球化创造的输家多于赢家？对于这些问题，有的过去曾经有定论，有的如今却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WTO停摆、国际贸易冲突、本地化回潮、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不少人开始反思，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学是否还可以解释诸多新现象，进而提供更好的决策？
作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华裔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在他的新书《寻找经济最优解》，对于上述问题给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认识到在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找最优解，其目标函数可以涵盖社会公平与人类长期生存”。理解了这一经济学思维，就可以更好地服务多个社会目标。
全球化不应被放弃
历史与社会，并不是直线运转。比如，近年来的国际贸易冲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逐渐使得人们认识到，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进步不是常态甚至会出现退转。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和市场一样，其背后是由无数经济体、企业、消费者、供应链、国际组织等构成的彼此纵横交错的网络。人们不仅需要关注、研究其变化，更需要悍卫其价值。
在《寻找经济最优解》一书中，魏尚进观察到，国际贸易冲突等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新趋势：脱钩和去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开启而是加速了这种看似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当下国际合作非常重要，防护用品、信息交流、资源整合、疫苗和治疗药物开发等方面都亟待各国加强联系；另一方面，在疫情冲击下，经济脱钩、去全球化、将生产从所有的离岸地区转移到本国内等呼声，也甚嚣尘上。在与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对话中，魏尚进发问道：“脱钩和去全球化是否只是暂时的现象？大家是否还能回到更紧密的合作状况？”
杰弗里·萨克斯长期关注全球化问题，他认为，人类过去经历过六次全球化，现在正在经历第七次，全球互联互通有深刻且积极的意义，但它可以被政策、战争或其他类型的灾难所逆转。在过去全球化的经验和教训中，最典型案例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时各国政府选择停止相互间贸易，并且开始征收竞争性关税，从而导致了全球化的崩溃。“这是毁灭性的，因为这反过来会导致战争一一一当全球化失败，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就会上升。”萨克斯强调，正因如此，全球化不应该放弃，我们应该通过合作来管控全球化不好的一面，而不要放弃全球化有益的一面。
确实，从全球化的层次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如多米诺骨牌中的关键一张，其冲击单独看起来也许并不严重，但是如果考虑到疫情带来的次级冲击和影响涟漪，那么波及的范围将非常广泛。面对这样的挑战，尤其需要业界学界等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
理解三种反全球化的偏见
一个关键问题是，全球化明明可以造福多数人，但为什么还是遭遇那么多反对呢？
魏尚进在书中指出，这是因为许多社会都存在三种反全球化偏见，全球化争论常常与民族主义、自利和缺少经济理解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导致了错误的公共政策。
首先，不可否认，全球化确实有输家，但是全球化也在做大世界经济这个蛋糕，以此而言，全球化的赢家远远多于输家，但是这未必符合公众尤其发达国家公众的认知。原因在哪里？因为许多赢家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输家。
以中美为例，不少人常常说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优势，造成了美国大量从中国进口商品，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流失。
这种观点如今好像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是真相未必如此。魏尚进和同事通过研究2000年至2014年的数据发现，恰恰是由于使用大量来自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的一些行业，如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家具和实验室制服等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这些行业往往经历了较快的就业增长和更大的真实工资增长。但是，全球化的反对者常常忽视这类显而易见的现象。
实际上制造业占美国全体就业的比重不到五分之一。从中国进口商品，最多也只能替代其中一小部分美国就业岗位。更何况，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些便宜的进口商品，为美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助力，相当于间接增加了服务业工人的收入，而服务业占据美国四分之三的就业岗位。魏尚进认为，即便不考虑将雇主的部分收益转移给工人的再分配措施，美国绝大部分劳动力也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工人获得的总收益也是正数。魏尚进还戏言道，当一家美国企业裁员时，人事经理也许会说，“对不起，我们必须让你离开，但你应该指责我们从中国的进口”；但是，当一家美国企业雇用新工人，老板显然不会说“恭喜你，你应该感谢中国进口品让你得到了高薪工作”。
由此可见，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积极效应，显然并没有被美国公众广泛认知和接受，这构成了第二个偏见来源，那就是公共讨论的不对称性。魏尚进认为，就业市场的变化来自科技、教育和全球化，但是媒体和政客往往将责任推到外国企业和政府企业身上。毕竟，迎合本国选民的刻板印象，比起为外国人说话，更方便。
最后一个偏见则来自坏政策的不对称收益。从经济学层面，这其实也很好理解，那就是从贸易壁垒中获利的各个小利益集团，更有动机组织起来去游说，而因保护主义蒙受损失的多数人，则更多是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动机和资源去游说推动公共政策。
理解这三个偏见，其实可以更透彻地去看待全球经济，也可以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从而悍卫全球化。
用经济学思维“分蛋糕”
推动全球化等经济进程，其实也类似一个分蛋糕的过程，做大蛋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蛋糕分得不公正，往往也会导致公众的抵制，甚至出现打碎蛋糕的可能。魏尚进在书中指出，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很多问题也与此类似。例如，拉美国家由于无法保证贸易开放的蛋糕增量的公平分配，于是在实行贸易开放前就遇到强烈阻碍。
那么应该怎么做？魏尚进认为，任何把蛋糕做大的事情，原则上都存在一种制度安排或分配方案，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受益，或者至少让大多数人受益，而同时无人受损。这个，就是经济学中帕累托原则。对此，经济学往往可以提供创造性的制度安排方案，“不仅要事先设计好让蛋糕增量合适分配的方案，而且更重要的是设计一个在增量发生以后相对强势的得益方不能反悔或赖账的机制”。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再去看待WTO等国际组织弊端的争议，也许就不会带着零和游戏的视角，格局也会不同，更多的是想如何把整个蛋糕做大。因为历史原因，美国在WTO的话语权独大，这些年因为美国的否决，导致其最高法庭法官不足三位，有陷入停摆趋势。要打破僵局，重新启动WTO的活力，就需要进行改革。魏尚进指出，除了改变任命法官的方式，更应与时俱进，改变WTO的规则，使其能够符合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等相关方的利益。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各方人士能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并且认识到维持WTO的收益大于损失，那么改变也并非不可能。正如魏尚进所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会提醒我们，大多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会牵涉到取舍：如果要在这个维度上多实现一点，往往在另一个维度上就需要放弃一点。”
魏尚进教授的研究背景，使得他能够更早发现国际金融与全球经济的诸多问题与症结，所谈也颇能切中时弊。在学术方面，他在国际期刊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也获得过当代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国内重腐的学界奖项。同时，他在研究机构的经验也非常丰富，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做过世界银行（WB）顾问，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创立中国经济研究组并担任主任至今，也是首位华人出任亚洲开发银行（ADB）的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学有其经世济民的一面，魏尚进对国内现实问题也始终保持关注。他同时担任《复旦金融评论》主编和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所以在这本书中，有不少篇幅来自他与国内外不同背景研究者的对话，除了上文谈到萨克斯，还有李实、甘犁、陆铭、夏乐、陈志武等人，话题涉及了全球化、中美贸易、城市化、收入分配等诸多问题。
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源总是稀缺的，很多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其实也存在清晰的逻辑主线。如果把决策当作一道题目，那么通过经济学这面透视镜，我们可以更简洁明快地把握其底层逻辑，也就是在诸多约束条件之下得出现实中最佳的方案。也正因为如此，《寻找经济最优解》呈现了经济学在现实层面颇为动人的专业一面。
显然，准确把握经济学的思路，不仅仅可以用在学术层面，也可以在现实层面发挥重大作用，尤其在全球化潮流受阻的当下。
* 本文根据《上海证券报》所刊登的《经济学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读》删减编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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