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超｜陈垣：“八十争先树赤帜”

1959年3月，陈垣在被批准入党后不久所写的《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中谈道：“北京解放的时候，我年已将七十，回想起在旧社会，真是糊糊涂涂地虚度了七十年，由于那时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经历了曲折迂回的大半生，直到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才逐渐走上了为真理而奋斗的正确道路。”“曲折迂回”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他在解放前的经历。正是由于始终保持强烈的爱国信念，使得他在“曲折迂回”的大半生中，以学术报国的方式在史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880年，陈垣出生于广东新会一户商人家庭。1904年，他与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掩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骸的进步画家潘达微、陈树人等，筹办《时事画报》，次年正式创刊，这是当时“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陈垣主要负责文字工作。他以“谦益”（与“满招损”相对）、“钱罂”（“扑满”的别名）等有反清含义的笔名，撰写了大量反清文章，后来还参加了自香港偷运枪支到广州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辛亥革命后，1913年，他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从此在北京定居。但是辛亥革命推翻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篡夺。不过他并未气馁，这时他的报国之道就是弃政从学，但这个“学”不是单纯的学术，而是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定居北京不久，陈垣开始阅读研究《四库全书》，前后断断续续读了10年。经过反复细致钻研，他不但熟读了《四库全书》，而且对中国浩瀚的文史典籍也了如指掌。此后，他相继撰写发表了《元也里可温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后被合称为“古教四考”）等一系列开创性著作，并参与了敦煌文献、清宫文物等的调查整理、清点保存工作。

1925年4月，陈垣在故宫发现《四库全书荟要》后摄影留念 曾庆瑛/ 供图

陈垣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宗教史、元史、年代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或总结性贡献。1929年，刚回国正在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在致陈垣的信中写道，他在欧洲留学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他又写道，在国外时就感觉到，因为中国有两位学者，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使得“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让汉学中心回到中国，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共同的强烈心声。也是在同年，陈寅恪赋诗赠言当年北大史学系毕业生，其中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又说“要待诸君洗斯耻”！

陈垣同胡适关于汉学中心的讨论就更多了。如胡适在1931年的日记中写道，陈垣对他说，汉学正统此时是在日本京都呢，还是在法国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在实际行动上，陈垣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方面致力于激励和培养青年一代，他自己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郑天挺、翁独健、柴德赓等；另一方面，作为领风气之先的学者，他们率先垂范，创作出众多有世界水平的学术著作。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北平，北大、清华南迁，大批师生南下，但当时陈垣留在了北平，直至抗战胜利。他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辅仁大学乃德国教会所办，并无南迁打算，陈垣如果南下，只能丢下师生，只身离开北平。离不开辅仁大学和他的书籍，应该是他留在北平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留在北平，因为他坚信日本侵略者终会失败，沦陷区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不能都跑到后方，需要有人主持正气。他自己就是沦陷区的旗帜性人物。在当时给友人的信中，他直言自己留在北平就是要“正人心、端士习”。1944年，辅仁校友周国亭冒险从大后方回到北平，劝陈垣南下，陈垣回答：“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

在辅仁大学，陈垣利用一切场合教育学生。一个著名事例是在1942年4月辅仁返校节运动会上，他将《礼记·射义》所载孔子主持射礼时让弟子子路宣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之事作了生动讲解。这就巧妙地告诉学生，败军之将、为敌人做事者、认敌作父的人都不能参加运动会，也就是不能当汉奸，而应当坚持民族气节。当他讲完后，不少人灰溜溜地走了。

抗战期间，陈垣以书斋作战场，以纸笔作刀枪，一共完成专著7部，这是他一生中学术著作最丰硕的时期。1940—1941年，他完成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后被合称作“宗教三书”）。1943年，他开始酝酿并写作《通鉴胡注表微》，以阐发胡三省“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的思想。陈垣以敏锐的史识，将胡三省对南宋至元初历史的观察见解，与自己在沦陷区的遭遇联系起来。他在该书中一再强调，“不谙身之（胡三省之字）身世，不能读身之书也”，“不谙身之当时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要想真正理解《通鉴胡注表微》，我们也必须了解陈垣的经历与当时的背景。

抗战期间奋力撰述是陈垣的“报国之道”，名著《通鉴胡注表微》即写作于该时期。图为在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手稿 樊甲山/ 供图

后来，陈垣在给老友席启的信中言，抗战时期他之所以写这些著作，“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他以奋力撰述抗日爱国，在当时起了鼓舞人心的巨大作用。

抗战胜利时，陈垣已完成《通鉴胡注表微》主要部分。1946年，该书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在家书中多次写道“将军老矣”，此时他已66岁，抗战时期的奋力撰述极大消耗了他的精力。他本对抗战胜利后的前景抱有很大期望，但现实使他大失所望、身心俱疲。出于对时局变迁的体察，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补充了一些新内容，如在《民心篇》中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解放战争时期，他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辅仁和北大讲课，二是把抗战期间所写的中国佛教史文章整理发表。北平和平解放前，南京政府曾派飞机来北平，试图接他以及其他著名学者南下，他想尽办法坚辞不往。

北平和平解放，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认识。1949年2月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那天他从家走到西直门，看到解放军军纪严明、军容严整，这是他从未见过的。9月9日，他发表《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前些时，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这些虽只是表面的现象，但这表面的现象，说明了政府实质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解放后发生的变化中，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通过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

北平解放后，党开始对文化教育界的接管改革工作，教会学校中把持学校大权的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反对和阻挠学校的各项民主改革。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20余年，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公开表示支持教员和学生的正义要求。1952年，辅仁大学被合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他又长期担任该校校长。

这一时期，陈垣虽年事已高，但在承担繁重教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没有放下学术研究。在接受马列主义后，他感觉到自己过去的著作有的是点，有的是面，却没有立体的研究。不过，在范文澜等人鼓励下，他还是对自己过去的大量研究成果作了整理和出版。陈垣还积极参与古籍整理工作，中华书局整理标点二十四史，他在柴德赓和刘乃和的协助下，承担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点校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他是成员之一，对古籍的点校整理、影印出版提了很多意见，做了大量工作。

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陈垣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1958年，他向学校申请入党，次年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中写道：“党使我得到了光明，党使我认识了真理，党使我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使我有决心争取参加到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他激动地说，党“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该文发表时，正值全国史学工作者百余人汇集北京，讨论中国历史提纲。与会者获读此文后非常感动，唐长孺即席赋诗一首：“八十争先树赤帜，频年知己效丹忠。后生翘首齐声贺，岭上花开澈骨红。”后来，陈垣见到周恩来总理，总理还特意走到他身边向他祝贺，肯定了他在北京解放10年时，选择入党这一光荣的政治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