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455期】
学好党的历史 | 讲好红色故事
作品：邓小平与“寻乌事件”
报送：寻乌县委组织部
刘斌
寻乌县桂竹帽镇党委书记
会寻安地处中央苏区南部边区，人民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枪支少。在广东军阀部队不断地进攻苏区，斗争环境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邓小平领导会寻安地区的军民坚持了边界的斗争。1932年11月，敌人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守卫在苏区南部会昌、寻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命开赴建黎泰战场，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敌人向会、寻、安大举进攻，并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寻乌事件”。
寻乌失守后，中心县委立即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了会议，根据寻乌县城失守情况，研究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和有关扩充地方武装等问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寻安中心县委，从边缘地区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如下几方面的具体做法：
第一，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的敌人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不同意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
第二，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注意质量，反对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作法，他们认为“不如扩大地方武装”。
第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太重”，主张推销公债要适量，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四，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正因为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寻安中心县委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按照毛泽东所主张的、完全适合当时边区特点的正确路线，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因而被他们攻击为执行了一条“反国际反中央”的路线，“单纯防御路线”、“富农路线”等。把邓小平和江西省委其他几个主要成员毛泽覃（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一起，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开展了一场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1933年2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方面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题大做文章，点了邓、毛、谢、古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一方面又责成江西省委发指示发动基层开展对他们的批判斗争。3月12日，中共、少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意图，向江西苏区党团组织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时，“惊慌失措”、“退却逃跑”、“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3月31日，中央局出面直接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并在其他一些大小会议上进行所谓批判、斗争，责令他们作出的“申明”和“检查”。邓小平等在两次申明书中，陈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自己所坚持的马列主义观点。因而，更加触怒了王明一伙，劈头盖脑地向邓小平等发动了大规模的围攻。
1933年5月5日，在党中央和中央局派出的同志主持召开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错误的组织处理，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所担任的重要职务，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5月省委工作会议后，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当巡视员。不久，又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主编《红星》报，直至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来源：赣南日报
编辑：谢忠英 校对：赖咏娟
值班主任：明心武
编审：谢运胜 罗亦华